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有时，我们会从内心听到一种声音，那是思想的逻辑自语。可初民不知，以为是神谕，便抬头望天，以为声音来自天际。这是神话思维，现实找不到的就虚拟，以为是天命。

天命虽为虚拟，但内心是有依据的，那是思想借助于天来显现自己，为思想寻找权威的凭依。过了很久，思想者们才开始自觉思想，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进入轴心期才懂得“心之官则思”。把思想看作心的功能，是思想对“思”的反思。人类一旦反思，就走出神话思维。可即便如此，思仍祈向于天，“头顶上的星空”太神秘，吸引着思。当思想者自觉地以天为思之本体时，思就有了普遍的意义，成为权威话语。在思想者那里，天是天道，是理性之思之源。

中国之思，从《周易》开始。不必说伏羲画八卦、神农结绳记事，那些事儿都太遥远了，但有些与《周易》相关的历史事件却仍然令我们饶有兴味地反思。

羑里新思维

黄河边上有一座殷墟，是殷纣王的好去处。当年那里可是花天酒地、光怪陆离。殷墟往南不远处，有一座监狱，叫羑里，关押了一位思想者，罪名是：一声叹息。

聪明过头如纣王者，能听出叹息背后的弦外之音。多么深刻的经验教训。不要把思想者关进监狱，那会使他变成圣人；不要把革命者关进监狱，那会使他获得天命。可这教训，那个时代谁懂呢？王权主义喜欢简单行事，谁有思想问题？关到监狱去。监狱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当然不能。可思想能解决监狱问题。法国大革命，首先就攻打巴士底监狱；文王演《周易》，就是用新思想改变了羑里。

3000年前，他被关在这里时，已年过80。他常常从这里向远处眺望，天地之际，无平不陂，满是蓍草青青，开出白花点点，与他相伴。据说，蓍草通灵，西晋人张华《博物志》说，蓍千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这样的说法，显然与植物学知识无关，但它揭示了文化的一角。《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类，讲的是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神仙方术以及奇异草木鱼虫。而蓍草，又称锯齿草，在植物学里，则是菊科，蓍草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花白或粉红色……夏秋间开在北方。这样的蓍草，已经被科学规范了，是不能用来通神灵知吉凶的。在古代文化里，蓍草还没有被这样规范，周文王用它算命，赋予它神性。

殷周时，占卜用龟甲或牛骨，经凿钻以后，继以火烤，所现裂纹，即为卜兆，殷周人据卜兆以定吉凶，在卜兆旁边刻上占问之事，叫做卜辞。太史公《史记·龟策列传》说，帝王有疑拿不定主意时，先要自己想。想不通，还有疑，就要谋及卿士等人，若谋士们莫衷一是而不决，就要听取百姓的意见，还是决定不了，最后就要靠卜筮来解决，卜用龟甲，筮用蓍草。动物而近于神灵者，曰龟，所以占卜用龟。

植物而近于神灵者，曰蓍草，所以算卦用蓍草。而周人用蓍草预算天命，就从他开始。他被关在监狱里，遇有大疑，无人可与商议，只有眼前开着小白花的蓍草，也许思想者灵机一动，便用那蓍草叶算命。

此何人哉？周文王是也！就是那前述演《周易》的文王，其名姬昌，就是史书上写的“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的“西伯”也，全称西伯侯姬昌。

卜法是猜，筮法是算，偶然性要猜想，而必然性可以推算。吉凶可知，天命可算，生长在羑里监狱周边的蓍草，居然承担了革命的功能。可见，羑里诞生新思维。

天命是一面旗帜

王有王的逻辑，要求绝对权力，他要与天、帝合一，成为最高存在，掌控绝对真理。为此，殷纣王先让自己的祖先上天，实现天祖合一；再让王权上天，完成天王合一。然后，他就开始说了“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真的把自己放在天上了，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对天的统一，他就是天，就是帝，他的命在天上，谁能把他怎样？

可关键是周文王，被他关在监狱羑里时用蓍草一推算，却发现天命无常，天靠不住，还是要靠人，靠有德、有智。

天命在哪里？殷纣王确信无疑在天上，在他掌握的青铜武器里，在他对龟甲卜辞的解释权里，他以为只要拥有重器与灵物，就可以承载天意。

可周文王开始演“易”了，“易”，是变的意思，他以为没有不变的天命，他以算卦问向命运的方式，是为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他借助阴阳二爻，以数理演绎，形成64卦、384爻，在卦象爻辞里囊括了人和事，命运的不确定似乎可以通过术数的推算来掌握了。

这表明，他的命运意识已远在殷人之上了，当殷人还在诉诸某种神秘的直观时，他已经开始了抽象的演算，对天地人做整体思考。殷人占卜，窥视裂纹，无非是要侦知偶然性，防范之，免受灾难的袭击。

而文王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他已经走出殷人的神话思维，思想进入理性之域。在龟甲上卜兆，类似神谕，而起卦算命，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64卦、384爻中去，人事的全部可能性都包含在这里。就这样，一个羑里的囚徒，竟然要为天命立法，为人事立宪。

传说，他在羑里被关了七年，而这七年却使他获得了新生。他失去了身体自由，却获得了心灵自由，思想，从事神的桎梏中解放了，他不在问卜解兆。

他用蓍草取代龟甲，演算天命，他发现了天命已经启程，当以革命推波助澜。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要来临，使他焕发青春。革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于天地，基于民心，以德为本。“德”者，得也，得天地，得民心，这样，他就使天命观，从殷人的神本主义转向民本主义。天命无常，是革命的前提，他相信以德为本至少可使周人的天命获得合法的确定性。

革命来临前，世界最黑暗。姬昌数年如一日，以蓍草演易，难免令人起疑。纣王想出了一个最残忍的主意，将其长子伯邑考杀死，做成肉羹，让他自噬其子。他是以怎样的强大心理，吃掉了那锅亲子肉羹啊？纣王听说他吃了自己的儿子，好不得意，以为他怕死也不过如此，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当周人用绝世美女和财宝来换人时，就把他放了。

如今，羑里城的西北角，距演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坟冢，引人注目，这就是伯邑考之墓，也叫“吐儿冢”。传说，这里是姬昌吃儿肉时吐肉羹的地方。当地老百姓说，这是兔儿冢，他吐的肉都变成兔子跑了，所以，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们眼里，那些活蹦乱跳的兔子啊，就是伯邑考的灵魂。

殷纣王的梦想

在中原大地这块热土上，你随便触摸一下，都会感到历史滚烫。如安阳的殷墟，那里有甲骨文出土；汤阴之羑里，则是《周易》诞生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还有新乡，那是革命的发源地，不光周人革命的牧野之战在新乡，殷人革命的鸣条之战也在新乡，中国革命的两位祖师爷汤和武，都在这里梦想。

当年纣王的祖先汤在这里放逐了夏桀，现在轮到汤的裔孙纣了。不过，纣虽荒唐却不窝囊，本来他武功盖世，雄视八方，可为了一个女人，他不惜得罪天下宁愿情殇。

朝歌，是纣王的都城，从羑里——今天的汤阴向南行，行至今日淇县，就是那时的朝歌了。朝是朝阳，歌是唱歌，纣王在城里建了高高的鹿台，登上鹿台喝两口酒，对着朝阳唱歌。想想，那是怎样的感觉？醉醺醺的唱，一直唱到日落，连星星也出来了，然后御风而行，去摘头顶上那闪烁的星星。他带着心爱的女子，站在高高的鹿台上，饮酒高歌，然后放了一把火，大吼：“我生不有命在天”？他死也要死在天上。

殷纣王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想把自己变成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存在，要建立一个“帝王合一”的神权帝国，使“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国家政治生活。为此，他东征西讨，疲于奔命，给周人以可乘之机，使他的神权帝国主义半途而废。

在纣王临死前，让我们来放眼一下那时的世界吧，例如，地中海世界。那时古希腊的阿卡亚人与黄河边的殷人，很有些相似。当阿卡亚人从特洛伊战争疲惫归来时，殷人也从对东夷的战争中归来；那时，两个世界都在流行“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当地中海世界的王者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王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作了他失败的殉礼。两个世界的王者，命运相似。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抗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如此读史，顶。

革命的乌托邦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没有比殷周之际更为激烈的。是的，殷商是神权政治，官制简单，等级也不明显，治理天下主要依靠一个庞大的贞卜集团，通过“率民以事神”的祭祀活动，控制方国，驾驭诸侯。神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祭祀，谁掌握了祭祀权，谁就拥有神权。神权的物质基础是青铜，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祀与戎都要靠青铜。

而周人以革命的名义否定了神权，他们只好将政权放在民意的基础上，推行德政以“保民”的圣人理想国政治。牧野一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两个王国的片段切换，而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

周人打来了，纣王发兵去迎击，在今日新乡，那时叫牧野，周人和殷人打了一仗，这是有史有典的第一仗，不仅《尚书》里面有记载，周人还将战前占卜的情形铸进了青铜器上。这件青铜器，叫“利簋”，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器内有铭文四行，共32个字，提到了这次战争。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甲子那天，向名叫“利”的右事卜问吉凶。本来，周武王做了一个好梦，可面对纣王大军，他还是要卜问一下。卜问的结果，与他的梦相同，于是他坚信“朕梦协朕卜，戎商必克”。后来，他的梦和卜都应验了，便在辛未那一天，赏赐了很多青铜给右事利，利立刻熔水铸器，为“利簋”。

其实，牧野一战，周人做了充分准备，在观念上，他们用天命观压倒殷人，攫取了战争的正义性，使之转化为革命。而且，还扯上了殷人先祖汤。

周人说，汤伐夏桀时，对他的民众作了一次演讲，汤说：我的同胞们，你们都来听我说，不是我要发动战争，而是“有夏多罪”，老天要我来惩罚它。夏有何罪呢？汤说，桀不恤民力，人民受不了，要和他拼命了。于是，鸣条一战，汤灭了夏桀。600年以后，轮到周武王来控诉汤的裔孙纣王了。

显然，周人更有哲学头脑，他先讲了一通天地万物的大道理，将战争提到天命观的高度，然后才来声讨，说纣不敬上天，降灾下民，这是总论。武王还一笔一笔算账，每一笔账，都是一条死罪，何况有三？罪行一，纣贪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以残害“万姓”；罪行二，纣用酷刑杀人无数，使“皇天震怒”；罪行三，纣不知命，不敬神，不祭祖，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

算了三笔帐，得出一个结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因此，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号召各国诸侯，不要犹豫，跟他去干“革命”。

这真是一篇好文，论帝王学，乃上上选，史称“尚书”，良非虚言。殷周为同时代的文化，但有同有异，就大体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信仰与理想，我们常常喜欢放在一起来谈，其实，它们不太一样。

殷人事神，当然要有信仰，信仰是绝对的，有时可以不讲道理，讲多了道理，反而产生怀疑。周人讲道德、崇圣人，圣人代表文化理想，理想当然要讲道理，道理讲多了，越讲越深，理性就会觉醒。周人拿信仰当作道理讲，当然就消解了信仰。

合理性成了文化的标准，这是上古史中的一次文化转型，王国维称之为“革命”，非常重视这一次历史的转型。其中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王权易姓、王朝更替，还在于理性超越了信仰而引领文明。当世界史的文明分期还处在神话时期，而周人却被《周易》带到了历史的理性地带。

信仰，要以神为前提，而讲道理，则要以历史为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硬道理。一部《周易》，64卦，384爻，每一卦，每一爻，都在用历史的经验，来讲解贯穿其中的道理，那些卦辞和爻辞，全部都来自历史，都是讲道理。

周人早熟的理性，穿透了神话思维，却没有奔向形而上学的天空，而是宿命般的在历史中成长。假如它没有历史化，而是进入了形而上学，它是否会像古希腊的哲学一样，孕育一次更加伟大的信仰呢？最深刻的宗教信仰，几乎都是在哲学中萌芽的，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诞生欧洲中世纪神的哲学之床，而中国历史则分娩了圣人。

思想，在历史的理性地带，是不会产生信仰的，但却要有理想，当圣人理想以国家形态出现时，一个伟大的理想中国就出现了。

周公在他的理想国里，第一件事，就是将天与民搁在一起，将民本主义引入了天命，使民本主义成为王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同时，他还提出了“民主”思想，指出，“民主”是民与王合一，“主”就是王，就是“民”的代表，就是圣人。天命为民“求民主”，就老天来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的合法性来源于天。著名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变成了王权合法性的试金石。至于由谁来表达民意，代民立言，那还得麻烦人民代表，是圣人的工作。

西周时，《周易》是革命的圣典，《尚书》是“民主”代天立言的汇编，而《诗经》则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还有《礼》，是立国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国，是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化的礼治主义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封建主义的结合，并以此“三大主义”，使整个天下都变成王朝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