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好大一棵树
2015-10-20 16:48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柳红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杜老一生曾被贴上了种种标签,说实在,这些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诉求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什么

柳红/文

杜润生(1913-2015.10.9)走了。活到102岁,期颐之年的杜老逝世,并非一个意外的消息,意外的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受关注度之高。杜老虽然有过权力,但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人;虽是农村问题专家,但非学院式学者,更无著作等身;虽无教授头衔,但是不少人甚至名牌教授以自称他的门生、跻身徒子徒孙为荣。他一生坎坷、操心受累,没有滋润的生活和保养,却活过百岁,真像一棵苍劲的老树!每年杜老过生日,弟子们必唱的歌就是《好大一棵树》: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云是你脚步/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这是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邹友开借日本歌曲《在苍天和大地之间》,重新填词献给耀邦的。把它借过来献给杜老,也十分贴切。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孙方明说:“中间的美感和沧桑,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孙方明:《潮聚潮散》,大风出版社,2011年,123页)

根深叶茂

杜润生,生于1913年,山西太谷书香之家。因父母亡故,由舅舅舅妈抚养。1934年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共产党。终其一生,杜老信奉的都是他参加共产党时的理想和追求,谋求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风雨交织。在杜润生这棵老树身上,刻着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年轮。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格外重视“土改”。1947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1949年担任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曾两次被召进京。杜老早就意识到消灭富农政策,没有依法保护财产权利的错误。但是对于土改本身,直到晚年,他还是把它看成:“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革命步骤”(《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7页)“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正面影响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可以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当时确立的政策逻辑;一个是农民该享有权利、自由的逻辑。他希望两个逻辑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发现,两者往往存在不一样。因而,他内心很纠结:一方面,只有得到农民支持,共产党才能夺取中国政权。而要让农民支持,就要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

(1950年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说:“人民革命战争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出兵、出公粮、出义务劳动)来支援战争。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则是全国人民最高的利益,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它。”转引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9页)另一方面,农村各个阶层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个淮海战役,就有5000万农民推着独轮车,赶着毛驴,从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线”。再加上成千上万的地主、富农被剥夺,直至丧失生命。

杜润生说,在土改中,“放手”和“防偏”,“发动群众”和“遵守法制”始终是两难。他曾反复说,我们欠农民的太多了。说这话,是出于原罪感,虽然他没用这个词。而他一生为农村、农民所做,不能不说没有赎罪的意味。

第二次是合作化运动。如果说,土改时期,杜老身处中南一隅,接受“大局”理论,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同了。1953年1月,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1896-1972)和杜润生被调进京,专门协助中央组织和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并在国务院农业办公室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你要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

然而,他们和毛泽东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是关于合作化速度是快还是慢的问题;二是关于干涉农民自由还是给予农民“四大自由”(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自由)的问题;三是保存部分私有制还是彻底公有制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尽的清规戒律”。杜润生当年写过一个检查,说:“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60页)

 

毛泽东把围绕合作化的争论上纲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之前的一场大辩论。”(同上,61页)邓子恢和杜润生的立场一致,毛泽东批邓子恢,就是批杜润生。邓小平说:“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同上,62页)陈伯达则说:“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批评杜润生:“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同上,102页)数他农民观念强,这话对!“看不清大风向”这话有意思。

第三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这时的毛泽东考虑的并不是“经济”,而是“革命”。此时,杜润生已被调离农口,担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杜润生回忆说,“开始,我对大跃进的提法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他的理由是后进国家怎么才能跨越历史阶段,后来居上。但是,在放卫星、虚报亩产之后,他专门请山西老乡来京,了解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才知道上报的统计都是假的。他也亲自赶去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庄稼都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在中国二十世纪数千万农民将要死于大饥荒的前夕,杜润生忧心忡忡。

虽然被调离农口,杜润生还在观察和思考,从1957年农民拉牛退社,到包产到户的几起几落。他终于想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允许包产到户了,“坚持社会主义一定消灭私有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尽早进入社会主义,是他坚定不移的想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95页)

第四次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要挑战和动摇人民公社制度,其突破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经济学家朱嘉明在讨论杜老的历史贡献时提示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解1978年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景象?是我们理解农村改革的起点。杜老明白:数亿农民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数量,那时候的农民,很多是有家谱的农民,祖先有过发达、荣耀的时刻。中老年农民经历过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又经历过共产党的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1960年前后的饥荒于他们就是昨天的记忆。他们是传统农家的最后一代,不乏有见识有感受有判断者,虽然有‘反行为’,但终归是处于贫穷、无奈、绝望的状态,在绝望中盼望,在盼望中绝望。农民,是他们的‘终身身份’,没有迁徙自由,离开土地,没钱,没粮票就没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改革的要求,是一座喷发的火山,是汹涌澎湃的大潮,是不可抑制的民心。然而,虽然‘不许包产到户’,但是,一旦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意味着给了农民自主经营的合法性,哪怕中间还要有几个消除障碍的阶段。小岗村农民为什么会为包产到户按手印,为什么敢拼命,是因为大环境有所变化……与其说小岗村农民的行动是‘改革’,不如说是‘抗争’。农民的改革要求和自觉、原本的主权意识就好比野火春风。”

1979年,杜润生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后,杜老负责组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还有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个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杜老担任两个单位主任,承办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农村调研和政策咨询任务。

回归农口的杜老并不是以人民公社的高调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是脚踏实地,大量调查研究,连续五年主导了中共中央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这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使农民的本能得以发挥。与其说是符合什么经济学原理,还不如说是符合天理人性。从在安徽推倒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开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平面到立体、多维的历史转折发生了,它影响了中国农民和改革的命运,将人民公社送进历史。

杜老和农民之间有一种会心的联系,像是接头暗号。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走不了一步走半步。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又是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在可以、可以、也可以三个选项中选择了包产到户。连中央文件都被幽默的杜润生添了喜感,他的农民式狡黠、理性、机智在此地发挥了最大功效。

(柳红:“善待天地人”,《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81页)

早在1984年,杜润生就指示农研中心组织考察团先考察西德,再考察东德,研究为什么东德农业不如西德。他没框框,“姓社姓资”的争论根本捆不住他。

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是这场改革最有历史意义的标志,它是对七、八亿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这样的解放运动,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完结,后来改革的一切进程都无从谈起,也不可能有未来的经济增长。

到了1986年冬,杜老感到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光是政策语言还不够,需要专业性、可操作性,甚至法律法令。这好比盖楼,得有坚实的框架!这期间,杜老还组建了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和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其中观察点于1986年运行。在之后的25年里由初建的28个省份272个村增加到后来的31个省份355个村和23000农户,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建设动态。改革实验区于1987年组建。经国务院批准备案建立的30个实验区分布在2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60多个县级单位。其基本任务一是通过局部地区的超前试验,探索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全国农村的具体实践方式;二是总结成果规范经验,为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高文斌:“和杜老在一起的日子”,载《我认识的杜润生》249页)

风摧不折

就这么个人,几度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叛逆者”,一而再地被撤职,不仅如此,连他所在的机构也被撤销,最大的是195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末期两次。杜润生说:“从50年代开始,很多人习惯打听毛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指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传达。”中国不乏专会看风向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与这些人同处一个时代,杜润生有一副承担的脊梁。他说:“我挨毛主席批评不少,但我为真理为人民献身,迄今无悔。”(周清印:“永做农民代言人”,《我所认识的杜润生》,409页)如果杜润生乖巧地按“最高领袖”说的行事,政治前途或许“远大”,至少不会过早终结。而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是共产党人应该追求的道路。

这是杜老的宿命,也是农民的宿命,国家的宿命。

1955年11月,中央决定解除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国务院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调离农村工作部门。又过了几年,农工部被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撤消。那时的他,还是折服于毛泽东的逻辑的,受到批评时真心检讨;而1956年被调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后,在“反右”中,他就有了“万事只求差不多”的名言,成了后来“文革”中的“罪证”。因为毛泽东主张完全、彻底,而他却说“万事只求差不多”。(据中科院力学所刘大有回忆)到1980年代末,他领衔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被撤销时,他已进入大彻大悟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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