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米塞斯的《人的行为》，这个五年来出现的第三个译本，其实反倒是最早翻译出来的。国内学界和出版界一直反复的翻译《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大约也证明了它在经济学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值得反复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和出版方组织了一次关于此书的讨论，我们对讨论记录进行了文字整理，选取了其中几位学者的发言段落刊登出来。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尽相同，也并非完全认同彼此间对于米塞斯和 《人的行为》的观点。

临场发言从不是一种能够准确传达想法的最好形式，其中闪现的瞬间灵感却值得注意。我们刊出的可能不是这场讨论中最精彩的部分，可也还是希望能给熟悉此书的读者带来新的启发，给关注此书的读者展开一条阅读的线索，更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对这本著作、米塞斯甚或奥地利学派的关注，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它已经衰落了。

米塞斯《人的行为》的书名，大致有两种译法：“人类行动”和“人类行为”。台湾著名经济学家夏道平翻译成“人的行为”很贴切。作者在法西斯时代写就这本书，现在，在很多人看来已是老生常谈，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还想着个人有很多理性可以选择，其实非常难得。

奥地利学派里程碑的书并不多。1871年出版的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德国区分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1942年出版的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哈耶克1937年发表了论文《经济学与知识》把知识的维度引入经济学，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然后就是这本1949年出版的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此后，奥地利学派没再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出现。

《人的行为》目前有三个译本。启蒙文库夏道平先生的译本以外，还有2013年余晖翻译的《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2010年出版的《人类行为与经济学的分析》。2010年的版本，从题目看就有问题，米塞斯强调的是人的行为学作为一个学问来分析整个人类行为，尤其是经济，同时他觉得人的行为本身就是取舍关系，人的每个行为都是理性的，这个理性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而是选择合适的手段去做事，至于能不能达到目的是另外一回事。米塞斯写《人的行为》探讨人的行为学，附标题是“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不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是行为学分析，同时行为本身的一些取舍行为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米塞斯一生没轮到当教授，后来好不容易当了，工资还不是大学出的，是一个朋友资助的，据说不是他学术水平不够，是有人认为让他去大学教书，他们很多人都会失去饭碗。所以米塞斯自己搞了个研讨会，不是课堂，从这个研讨会出来一大批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包括他的学生柯兹纳。

这次讨论中有学者说，夏道平先生的译本虽然有些地方待商榷，也有瑕疵，但整体上很难被超越，也有学者说近十年不大可能被超越。民国大家的文化素养、学术功底和超然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夏道平先生不仅是在翻译，更是在与伟大的米塞斯对话，必须对整个经济学和思想史有深厚的积淀，对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体系与内涵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有这样一本思想著作的翻译典范。

刘业进：米塞斯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哈耶克曾在一本书里谈到，米塞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让他转变去研究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如何建构和自由社会的存续。

米塞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由此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他做了非常有原创性的工作。

他明确认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如果我们盲目地把自然科学的还原主义、可控实验的方法，用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运行，会导致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现象，专门研究某个变量的改变会对系统产生什么后果，这种实验几乎无法进行。仅有的“实验”也都是历史的偶然现象，比如南朝鲜和北朝鲜。社会科学事实与人类行动领域里面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从本体论上就不一样，这两个领域研究的方法也不能够简单套用。

社会科学的事实，例如语言、货币、价格信号、道德规则，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事实，是关系事实，因为人们的默认而存在，一旦拆除了人们的默认，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这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比如统治者的合法性完全基于大家的共同默认，没有得到大家共同默认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延续很久的。哈耶克写《科学的反革命》，把这个米塞斯早期的思想发扬光大，这是米塞斯在哈耶克之前提出来的。

理性的经济计算也是米塞斯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一个如此丰裕的社会完全是因为理性的经济计算的可能，如果没有理性的经济计算我们过上如今最底层的乞丐的生活都很困难。理性经济计算是由计算的价格信号，利用利润法则来进行消费和生存，没有根据利润法则引起的人们之间的协调行为，就谈不上理性的经济计算。所以米塞斯对中央经济计划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理性的经济计算在中央经济计划条件下没有办法展开。

米塞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项公众的委托。所有人只有通过用财产去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才能享有财产。要从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中获取利益，他们必须服务消费者。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迫使他们服从公众的愿望。仅仅对于那些懂得如何以最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式使用所有权的人，所有权才是有用的东西。所有权是一项社会职责。柯兹纳说总经理是消费者任命的，柯兹纳是米塞斯的学生，进一步阐发了米塞斯的观点。

米塞斯批判柏拉图、黑格尔的绝对论，因为绝对论会导致全面的控制，阻止人际的协调，资源的配置优化。而绝对论更严重的后果是真理的终结、道德沦丧、经济的崩溃，道德崩溃后的恢复相当漫长，这是哈耶克的理论，米塞斯提供了线索。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假定，自己全部理论学说都基于人是行动的人，所谓行动的人就是人是有目的的，要改变自身的处境，总是追求好，相应的满足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转变。这是关于米塞斯不用追问的前提。你再去追问，他就这样回答，人的行动和理性是同源的，它们共同起源于人类的心智，人的心智是如此造就的，它让我们去追求效益的满足，有目的去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起来。

这个不可追问的前提在今天看来是可以追问的，已经在探讨的问题了。比如说鲍尔森他们就在试图构建人类行动的统一科学，目前其中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所谓文化的共同演化，二是规范的社会心理学，三是演化博弈论，四是经济学主导的理性行为模型，五是复杂系统。米塞斯“人的行动”探寻的其实是人类行动科学中的一个方向。

米塞斯说的理性也好，新古典说的理性也好，其实是理性与文化传统共生演化的。理性何来？就像我们自己出自母亲的子宫，理性是出自文化传统，是不可重建的，没有文化传统的滋养，理性无法形成，这种理性是指一种广义的理性，不仅是有目的的行为，更不是经济最大化行为，也不仅是米塞斯“人的行动”。

还有所谓的社会偏好。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此外，同时还有利他，考虑他人的处境和状况。比如说我们身上都有愤怒的情感，愤怒有助于惩罚那些违规的人，这种社会行为规则引导着策略的互动。个体的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动物需要扩展，如果不扩展，不足应对社会合作，米塞斯没有太多的关注社会偏好。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讲，人类的独特现状不仅是行动和理性，还有三个信息传递的通道，是我们适应环境，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环境，第一是基因编码把大量人的行为传递下来。第二是人与人之间单个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第三，最强大的表观遗传性，文化传递可以在代际之间，同辈人之间，这种信息在代际之间传递是我们极大的适应能力，使得我们成为合作性雇主。

毛寿龙：人的行为和管理价值

米塞斯讲的是“人的行为”或者“人的行动”不必太介意，有“人”就可以了。“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不同的语境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米塞斯的《人的行为》之后或者同时有很多人写“行动”，后来从行动到行为主义的传统，凯恩斯也讲经济的行为。管理意义上的人，管理意义上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几千年来其实没什么变化，原始社会的人主要受物质匮乏的影响，所以人的价值被物质匮乏所掩盖，在特别贫穷的时候，可管理的价值是我们急需加快的价值，不可管理的价值往往不急需加快，例如喜欢阳光的价值就不可管理。人类文明的进步恰恰跟人类不可管理的价值有关，书的价值、美的价值，所谓“反动”就是不可管理的人的思想，叫“反动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秩序结构。人类历史上原始的管理结构，包括村民自治、部落自治，原始的治理不可能给每个人丰富的生活，不可能给每个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可以养成非常好的道德，原始社会的道德是相互之间的牺牲。

国家秩序让人有更多的生活，因为人流动了，人获得了更多旅行的自由，小范围生活中你的价值总跟边上人的类似，只要走出这个范围走到哪里都会找到新的价值，做在本来范围内不能做的事情。

国家秩序给商业提供了非常大的地盘的背景，但是国家秩序用管理的力量，尤其用军事管理的力量让每个人的自由获得了可被管理性。人在国家眼里是士兵，是弓箭手，是农民，是工人，是干部是群众，是社科院的院士，得不了诺贝尔奖。通过奖励创新的理性，你会发现通过管理出人才是不可能的，最高级的人才不是通过听话听出来的。替代国家秩序的是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又一次扩展了我们生活的圈子，而这种扩展不仅走出原始，还走出国家。市场秩序让我们走向这个世界，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学过来。

米塞斯所讲的“人的行为”或者个人的价值，指的是不可管理的价值。不可管理的价值是留给自己的，在市场里面，要跟别人合作，就是通过为别人好，所以大多数人是把好的东西卖掉了，卖水果的没见过他吃好的水果，卖菜的人都是吃烂菜叶子。不可管理的时候，人的价值实际是利他的，你会发现一个人越自私越表现出利他，因为自私的时候是不可管理的，利他的时候是可管理的，是被权力管理的。

熊彼得讲创新都是摧毁性的。你要离开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讲人的行为也好，人的行动也好，有利于个人的不可管理的价值能够充分发展的，就是好的。所以，我们说政府是很重要的，可以防止很多人去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把自己所需要的价值从别人身上抢过来。

米塞斯的理论不只是人的成长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宏观经济控制的是可管理的价值，计划经济管理的也是可管理的价值，计划经济会管到你极端匮乏，因为只有到极端匮乏的时候粮食才是有效的管理，市场经济时代最好管理的是货币。所以最后米塞斯强调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控制经济会导致生产的过剩。

米塞斯的理论实际上需要用当下的语言去重新解读，米塞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这本书很厚，也有费话，我们每个人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光看别人喜欢的东西没什么用。

莫志宏：米塞斯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确实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在这种背景下大家觉得《人的行为》中很多真知灼见值得再拿来重温。《人的行为》最核心的概念和思想是“人的行动”，更准确地说，是人是自主的行动者。米塞斯在书中强调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人是自主行动者的重要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对私有产权的强调使得人可以进行经济算计，很多数理经济学家有一个想象，人是可以被认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可以被细算的，价格也可以算得出来，人也就可以相应被取消。新古典经济学家会说这个资源是什么，量多大，米塞斯会说人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些人谈论这些东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非常强调这些个体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多元主体价值目标的和谐共处，而并不是把一切都当成可计算的东西。如果跟新古典对于人和社会的理解对比，米塞斯抓住了人类社会中最基本要害的东西，人最终是不可被管理的，就是人是自我定义者。

米塞斯还有很多方法论的东西值得探讨，他强调的“人的行动”等一系列的概念，凸显地都是他特别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得不承认米塞斯思想的一个重大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此有关。因为米塞斯强调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是这些理性的个体也是社会中的人，是嵌入在更大的文化社会历史的背景中的人。

比如米塞斯强调因果性的时候，确实强调人要行动必须对手段、目的、直接的因果性有所理解，可他强调因果性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放到人际互动当中去谈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实际是人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秩序结构，这个基点是不是直接还原到所谓的理性人就足以了，好像在米塞斯看来有目的的行动的人是不可还原的，这也导致物质分析的焦点不能够正确聚焦人际之间相互作用需要的社会规则、框架，包括我们的心智模式，我们的心智模式使得我们看到钱确实都是钱，所以我们才能打交道，这样层层叠叠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共同认知，以及社会的共同规则，当然这些共同认知、规则绝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时间、空间一样。

米塞斯对“人的行动”的强调在当时的背景下，针对新古典僵化三段论的推理，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继续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社会科学，无疑米塞斯的理论框架是单薄的，必须把理性的人放在横向纵向的背景下，认识到人和人交叠的共识。人确是有目的的，可是也有各种各样的概念框架，人在实现自己的目的时，要跟其他人打交道，这涉及到太多的方法论问题。

李人庆：成为对话的翻译

夏道平译本之所以跟很多翻译不同，是有很多特征的，实际上这个翻译是一种对话，米塞斯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含义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他所涉及的思想极为深刻，他的观念反映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体现的典范的精神，他的座右铭就是“不向邪恶低头，鼓起巨大的勇气继续与其对抗，我不会厌倦我认为正确的事实。”这句话的含义跟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趋同、契合的。

有位政治学家评价米塞斯具有的个性是“令人敬仰的品质，宁折不弯的诚实，他从不屈服，总是自由地说出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米塞斯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不是一个世俗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对抗的是整个的社会的潮流。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认为影响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念，他从未放弃在观念领域的战斗，对他来说敌人就是坏的思想，令他遗憾的是他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夏道平先生要翻译这么一本在西方的语境都被认为是非主流的著作，并不容易。

米塞斯建构了人文经济学，或者说他将认识论的方法还原到人心逻辑基础上，这是建立在对传统认知的颠覆的基础之上的，他对个体和市场经济运行分析基础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就整个奥地利学派对原结构的建构上他的贡献甚至比哈耶克要大。他认为经济计算合理配置是不可能的，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是有非可行性的经济制度，对于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基础提出了货币不同于其他的商品，而是交换购买别的商品的，因此货币必须还原于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和依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进行。

他提出了货币信用和周期理论，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经济繁荣、衰退的不断循环，因为经济周期根源在市场之外，货币干扰、信用因素等等。这些对中国目前的经济也有警醒和指导的价值意义，他认为政府和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誉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的货币注入市场中，这些货币推动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由于利率被人类压低，企业获得了新的货币，增加投资，会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造成了很多的误投，人为造成的虚假信号，造成了资源的错配，迟早会翻转过来造成消费品不足，这些批评都是极为深刻的。他在方法论上批判了所谓的人的行动是存在预期，数学就变得不仅无用而是具有误导性。

王建勋：绕不开的米塞斯

《人的行为》可能是所有的奥地利学派著作中研究问题最广泛的一本，这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研究了很多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是一般经济学家不会研究的，里面提到战争、宗教、自由等问题。这其实恢复一个古老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就是不把经济学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之外的东西。不像现在很多经济学家，不关心政治问题，不觉得政治和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也不觉得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密切相关。

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或者是学术史的角度，米塞斯同样重要，他和哈耶克、罗斯巴德也有一些不小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传播古典自由主义。跟罗斯巴德主张的无政府主义相比，米塞斯很明显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像哈耶克一样认为政府那么重要，认为政府需要在教育、农业、研究，扮演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角色，他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非常类似于克罗齐。如果想了解奥地利学派和古典主义，米塞斯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个问题，对于米塞斯来讲，或者对于不少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来讲，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合作的，不是研究孤立的人.无时不在提人与人之间，考虑自由的时候，合作的时候，竞争的时候，统统都是放在了人类社会这个背景或者说这个环境当中来讨论的。人类历史上一共有两种合作方式，一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强制的方式，政府经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迫使一个人合作，如果你违反法律他可以把你抓起来绳之以法，另外一种方式是自愿的方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通过市场。市场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通过自愿同意的方式来进行合作的机制，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有很大的误解，我们把市场当作一个地方，或者是把它当成一种场所等等，这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机制，一种平台，一种体系，这种体系是促使人与人之间通过自愿的方式来进行合作，这就涉及到米塞斯特别提到的，不仅在这本书里，还专门写过一本小册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他举了一些理由，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讲，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这是国人最关心的，也是中国老百姓对市场经济最不能够接受的，或者最不能理解的一点，也是认为政府应当干预的核心理由。

米塞斯说经济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恰恰就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性，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经济和财富平等了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言，只有计划经济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不是要去追求财富或者经济上的平等，而恰恰是应该接受这种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之间不仅在天赋、教育各个方面都有差别。只有一种平等是和自由社会相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自由的平等，除此以外任何意义上的平等都是反自由的，都是和自由不容的。所以经济上的平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它是自由的反面。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的因为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现象，是市场经济里边的必然结果。当然，中国很多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的，而是因为制度不合理、户口制度、教育制度、税收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导致了贫富差距。即使有一天我们建成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会存在着财富不平等，如果我们想拥抱市场经济是必须接受的。

米塞斯的书里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混合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搞半市场和半计划，或者是半市场半政府干预这样的经济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一定沦为计划经济。

李文钊：米塞斯和古典传统

事实上，米塞斯是希望把经济学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上，从价格学到行为学，他不希望经济学只是研究价格，行为学是和理性理论和行为理论联系的，一个是行为，一个是行为之前的选择过程，把这两个区分开。把行为之间的选择过程称之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决定了选择，选择之后会导致一个行为。

米塞斯恢复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他反对包括多逻辑主义，多历史主义，认为认识论必须建立在主观认识、主观价值判断上。这在哈耶克的三篇文章和一本书里面得到了非常精辟的体现，一篇文章《经济学和知识》，一篇是《经济在生活中的应用》，还有他得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的时候的《感觉的秩序》，都是讨论知识问题、认识问题，这个知识和认识问题直接奠定了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没有主观主义的认识，没有主观的感知，没有一种知识的基础就不会进一步有数据和事实，这是一系列的认识，就不会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就是说不会有这些基本的问题。

米塞斯有一个本体论的考虑，很令人犹疑，一方面他强调主观的感知，另一方面有希望本体论建立在坚实的事实的基础上，有点类似于何梦笔讲的自然哲学。

米塞斯试图恢复一种新的范式。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和交换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不一定通过暴力和强制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转变，这样为市场开阔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因为交换所以我们有合作有市场，有各种互惠行为的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论革命是非常深远的。

他还谈到了一种不完全性或者是不可能性，认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时期所有真理完全发现出来，因为他认识到经济学不同于逻辑学、数学，不能通过逻辑自洽进行推理，而是要通过经验和事实进行考虑，而这个经验和事实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经验和事实一方面使得我们不可能一个时期内把所有真理都发掘了，因为这个本身是在变化的。反过来说意味着像哈耶克讲的旧有的真理保持对人类新知的支配，就需要不断根据情况进行重塑。我们发现这个真理，过一段时间我们忘了，可能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所以这也是经典的意义。

米塞斯希望把经济学建立在整个社会学基础上，《人的行为》的第六篇讨论就是类似公共政策的讨论，哈耶克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自由宪章》第三篇里面讨论了公共政策问题，政府已经存在了，假设不存在没有意义，怎么通过约束来限制，这是米塞斯的一些重要的洞见。

可能跟时代有关，米塞斯没有注意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人的选择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他只是假设有限理性是对人的实际行为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分，他说这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也使得他没有关注学习，也就没有提出关于“演化”的思路。第二，他不考虑制度和道德，事实上市场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制度，而这种制度在现在他们讲的制度性的事实建构，作为主观本体论讨论中已经有很深入的认识。制度问题讨论的缺失，哈耶克有补充。第三，他是主张价值无视的，价值本身是在人的行为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和制度的存在有可能使得人的行为是遵从规则和遵从习惯的行为，而不一定是理性选择的行为，但是他重视得不够。

（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