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牧/文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史无前例”（法国总统奥朗德语）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伤亡惨重，更是因为这次系列袭击没有具体攻击目标、完全针对普通市民。巴黎这座自由、和平、欢愉的城市，在这个血腥之夜被拖入前所未有的恐怖之中。而这，已是今年法国境内发生的至少第五起恐怖袭击。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讲话，称此次恐怖袭击是“战争行为”，由境外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策划实施，得到了法国国内势力的协助。之后，对此次恐怖袭击的反应围绕着法国对伊斯兰国及叙利亚、伊拉克政策问题展开，包括具体的军事打击计划。法国国防部在11月15日晚发表公报称，法国当天出动12架飞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进行了多轮轰炸，摧毁了该组织一个指挥所和一个训练营。

就在11月12日，此次恐怖袭击的前一天，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应邀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讲座，其中特别谈到了威胁欧洲的“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扎卡指出，欧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新型恐怖主义袭击。

在欧盟，内在的恐怖主义正在悄然兴起。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在法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法国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无理性的仇恨？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把什么视为“自己的”（归属、价值）？

扎卡认为，一方面，极端思想在社交媒体的宣传教导，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放逐；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障。诚然，这是合理合法的，但它没有给出生存的理由。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再，道德危机（更不用提虚无主义）蔓延等，都使得年轻人对其生活的欧洲国家产生仇恨。扎卡又从欧盟的视角出发，特别指出了欧盟政治基础和价值基础的空洞。欧洲近代启蒙价值的不断受到挑战以及政治意志的丧失，是欧盟危机的原因及表现。

法国近年来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后知后觉，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对形势认识的严重不足。确实，问题并非仅仅是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危机那么简单。本土伊斯兰主义极端化和恐怖分子本土化是更为深刻的症结。

《查理周刊》案的主犯、34岁的萨义德·库阿什和共犯、32岁的弟弟谢里夫·库阿什都在法国出生，父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居住在巴黎市内。两兄弟都一直是警方的监视对象：谢里夫曾因10年前试图前往伊拉克伊斯兰极端组织作战，被监禁18个月；萨义德曾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分支(AQAP)接受过数月的培训。今年6月26日，工场斩首案的凶犯萨利同样是北非裔法国人。而“大力士”火车恐怖袭击的主犯名叫阿尤布·卡扎尼也是长期在欧洲定居的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

11月13日发生的这次恐怖事件，参与袭击的八名恐怖分子中已经被确定身份的杀手阿米莫尔和穆斯塔法伊是在法国本土出生，巴黎近郊长大的移民二代。目前在逃的阿普戴斯兰姆和他已经在

自杀袭击中死亡的弟弟虽然此前并不居住在法国，但他们所持有的也都是法国护照。阿普戴斯兰姆兄弟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说法语的的小镇穆朗贝克（Molenbeek）。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移民社区——贫穷、混乱、暴力事件不断。穆斯林移民占一半以上，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聚集地。这次恐怖袭击的军械库就在这个镇上。

为什么恐怖分子有法国籍和欧洲本土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些法国青少年、移民后裔，狂热地加入圣战组织，渴望去中东恐怖主义营地受训，再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街区和邻人发起袭击？这是法国社会内部的癌症，比外在的敌人恐怖得多。若不谈移民问题和青年问题、不谈伊斯兰极端主义本土化、不谈阿尔及利亚战争及殖民历史，就无法认清法国新形式的恐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青年与伊斯兰国发生关系是结果而非原因。

法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帝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出于各种原因，从前殖民地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所谓马格里布地区，是指非洲北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沿海地区的前法属殖民地。近二三十年以来，穆斯林社区在法国社会日益边缘化和贫困化，大量年轻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这种状况伴随着经济危机、失业率的攀升而日益恶化。近几年，随着“伊斯兰国”等极端原教旨势力的崛起，这些极端思想通过互联网在穆斯林移民社区的青少年中一呼百应，肆意蔓延。

早在十年前，2005年的郊区骚乱就集中反映了法国日益尖锐、无法调和的移民社区的社会矛盾，揭示了法国社会的症结和严峻的未来。近年的恐怖袭击与郊区骚乱属于同一个问题的延续。对这一纵向历史的回顾，比仅仅横向地谈论坦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危机，更能为让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郊区，城市边的孤岛

巴黎的郊区距繁华之都只有一二十公里之遥，然而两者的差别比外省与巴黎、农村与城市的差别更为明显。法国的外省，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说着更纯正的法语，拥有相对同一的传统、观念和习俗。虽然仍有富裕和贫穷、职业和阶层的差别，但仍保持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和谐范围之内。

而法国的农村已经消除了和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只是产业类型的差别。作为农业大国，法国在欧盟的筹码之一就是要求建立统一的农业补贴政策，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法国的农村则获益匪浅。依靠欧盟的政策与基金，他们避免了在全球化时代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法国农村对生态与环境、区域特色和文化身份的保护比城市更令人称道。广阔的田园、工艺精湛的葡萄酒窖，中世纪的教堂和城堡，连奶酪和面包都比城里地道得多，似乎乡村更能代表法兰西的历史与文化。

但郊区则截然不同，它构成了法国社会异质性的存在。法语的“郊区”（ban-lieue）是指附属于封建主的领地、归领主统一管辖的外围区域，这一概念隐含了明确的中心与模糊的外围之间的关系。巴尔扎克曾在他的小说里称巴黎郊区为“巴黎周边”（environs　de　Paris），并写道：“巴黎让它的周边挨饿，像一棵大山毛榉不让任何东西生长在它的荫蔽下。”当时磨坊场聚集的蒙马特高地、葡萄酒集散市场拜尔西都属于这些地区，现在它们已经变成闹市。

近代郊区的迅猛扩张和城市化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这源于城市外围工业带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激增和外迁。郊区依附于城市经济，占有着乡村资源，而它的生活方式则非城非乡。法国的郊区由一个个小镇（cité）组成，它们通常方圆几公里，人口数量在一两万左右。几条穿越巴黎市的郊区轻轨将这些小镇和巴黎连接起来。和纽约等大都市一样，巴黎郊区的一部分小镇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别墅区，中产阶级主动选择远离闹市的更好的居住环境，比如西南郊的凡尔赛地区，西郊的布劳涅森林带，东边刚出城的凡塞纳城堡附近。

然而巴黎北部、东部、东南部等更广大的郊区，则是移民人口占了绝大部分，不少小镇几乎全是北非裔的阿拉伯人和黑人。这些移民大多是工业人口，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他们子女繁多，疏于教育，很多青少年早早便辍学，有的甚至以盗窃、抢劫、贩卖毒品为生。这些地区被称为“ZUS”（zoneurbainesensible敏感城市带），与“ZUS”相联系的总是贫困、暴力与犯罪。2005年郊区骚乱前后，被法国内政部列为“ZUS”的小镇在全法国多达751个。这个现象不是法国独有，荷兰、比利时、英国、德国等几乎所有欧盟大国都有着类似的郊区问题。

当通往北部和东部的小火车驶出巴黎市三五站，乘客的构成就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有色人种成为绝大多数。车厢里到处是涂鸦，窗户被硬物划得满是深痕，座椅面的绒布颜色还新鲜，但已斑斑驳驳。车窗外是些灰色的厂房，大片空旷的绿地，以及它们所串起的一个个小镇，方盒子般的水泥楼或密集的简易别墅。这里的东西差不多是巴黎大区最便宜的。周末，父母去采购一周的生活用品，孩子们则乘轻轨列车去巴黎城里玩。周五、周六的午夜时分，香榭丽舍大道与平时显得非常不同。由于法国的舞厅和夜总会有权选择自己的顾客，黑人或阿拉伯男孩常常被拒之门外。街上一群群青少年，叼着卷烟，握着啤酒瓶，操着郊区口音，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二十世纪以来，法国的移民潮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战之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内部大量拉丁裔和东欧的移民来到法国，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匈牙利和波兰人等。这一批移民由于有着相对一致的文化、宗教传统，比较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2005年郊区骚乱中的焦点人物、强硬派的代表、后成为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就出身于匈牙利移民家庭。

第二次移民潮出现在二战之后，法国高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急需工业劳动力的法国，以极其宽松的移民政策吸纳了大量来自马格里布地区以及其他原法属殖民地的黑非洲移民。之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北非民族独立运动，使得大量亲法的、参加法军的本土人逃往法国。这批移民数量巨大，主要是阿拉伯人和黑人，大部分是穆斯林。在战后资本主义的又一个黄金时期里，他们为法国工业资本的高速积累提供了理想的廉价劳动力。也正是他们的后代，构成了2005年底郊区骚乱的主体。而今天，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又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次移民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亚洲移民，来自红色革命的越南、柬埔寨等原法属殖民地，法国政府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接受并安置了他们。八十年代以后，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也开始激增。目前法国的移民人口已经达到10%以上。

郊区逐渐形成的移民聚居状况多少有点种族隔离的意味。虽然政府从来没有有意为之，但几十年来的移民政策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这种种族隔离的事实。

最初移民还居住在城里比较便宜的区域，与法国人杂居一处。城北的18、19、20区有黑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聚居点，东南方的13区是著名的中国城。随着巴黎房价的暴涨，很多低收入的移民家庭无法再负担巴黎市内的生活开销，纷纷迁到郊区更便宜的地方。新的移民又源源不断地涌入，法国政府迫切面临着安置他们的问题，于是在各大城市的郊区集中修建高密度的居民区。这些小区的房价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称为“廉租房”（HLM），收入在一定限度以下的人经过申请、审核才有权租住。（巴黎城区也有廉租房，但每个区只有一两处，数量极少）这原本是法国政府在二战后开始实施的福利措施，政府花费巨资建设和贴补贫困家庭的住房，然而最终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城郊的居民区慢慢发展成与主流社会隔离的移民社会贫民窟，像一个个漂移的孤岛，与法国社会形成巨大的离心力。

“我们不是法国人，我们是郊区人”

很多移民家庭完全靠救济度日。他们往往人口众多，特别是穆斯林家庭，通常有五六个以上的孩子。由于人口持续负增长，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提供优厚的补贴金。一个家庭如果有三个孩子以上，靠补贴金父母就可以不工作而维持基本生活。这些家庭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法国政府的税收之高一直让纳税人怨声载道，然而其中的渊源仍需要历史去说明。

城东的塞纳—马恩地区，曾是法国机械制造业的一个中心，象征着巴黎大区工业时代的辉煌。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生产模式的改变和机械工业的分散，这一地区逐渐衰落，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这些工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他们确实为二战后的法国创造了巨大的剩余价值，但现在，他们被时代所淘汰。

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无力管教子女，孩子们时常旷课乃至辍学。虽然从制度上说，法国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几乎全部免费，然而大量的移民子女却连初中都难以毕业。因为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上学无用，出身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前途。由于学习情绪消沉、教学计划难以完成，导致郊区学校的教学质量越来越差，与正常的学校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萨科齐曾提议以停发家庭补助来惩罚子女不上学的家庭，然而立即遭到左派的否决。

郊区人口的增长速度惊人，素质却难以提高。与此相伴的一个可怕现象就是低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这些赋闲在家的青少年不愿返回学校，也根本找不到长期稳定的工作。

有一天人们应该停止叫他们“移民后代”。这些孩子仅仅属于法兰西郊区，不曾有别的故乡，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叫学习，就已经辍学；还不知道什么是工作，就已经失业。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有一种深深的隔阂，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曾经归属的文化，不知道他们怎样艰难地离开马格里布的小村子在法国扎根。

一个郊区的少年曾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们不是法国人，我们是郊区人。

2005年郊区骚乱的导火索是10月27日，北郊小镇克里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的三名少年为躲避警察的盘问追查而误入变电站，两名少年被电死，一名活了下来但严重烧伤。两个死去的孩子一个17岁，一个15岁，分别来自毛里塔尼亚和突尼斯的移民家庭。事发一周政府都没有向受害者家属作出任何解释，该镇开始抗议游行。警方迫于压力提交了事件经过，但他们撒了谎，声称只是按章办事、查证件，并没有追赶这三个少年。抗议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出现烧车、砸商店等暴力事件。

这样的事件本来很快就可以平息。但出现暴力行为后，时任内政部长的萨尔科齐视察了事发地区，其间与示威的青少年发生了冲突。这个著名的强硬派人物盛怒之下表示，“一定要清除郊区的‘渣滓’和‘匪帮’”。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郊区民众，特别是受害者的家人。很快，骚乱扩展到全法国。郊区青少年长期积聚的怨恨和绝望情绪毫无理性地爆发出来。两周后，总统才迟迟表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发表了一番关于“身份认同”的讲话。

整个骚乱期间，近万辆汽车被烧、千余所建筑被损。参与者没有宣言、没有理论、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是以最原始的方式发泄他们的愤怒和仇恨。这种简单的暴力或许只是为了提醒这个社会他们的破坏能量。

2007年，郊区骚乱平息两年后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求职简历，只有名字和家庭住址不同，向200多家企业投寄，结果家住巴黎市、法国姓氏的青年接到的面试通知有70多份，而家住郊区的、非洲或阿拉伯姓氏的青年只收到20多份。最普通的进入正常社会的愿望对于小镇青年来说都是难以企及的，厌学、逃课、贩毒、袭警，或许是一种最消极的反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遭遇恐怖主义：伊斯兰信仰与极端化

在启蒙价值与世俗化为主导的法国，伊斯兰信仰与文化的独特之处一直显得不太协调。法国的移民群体多种多样，比如中国人、印度人，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太多不便，但穆斯林聚集的地方情况则大为不同。穆斯林在宗教习惯、社会生活等方面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法国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的法规，规定只能以电击方式屠宰牲畜，而穆斯林坚持根据经文要求放血屠宰。还有孩子在学校要吃清真食物、女性在公共场所要蒙头巾、男女不能一起游泳等，这些习惯，会让其他的社会成员不以为然，多少会造成事实或心理上的冲突。不仅如此，法国在行政法规上常有一些看似针对伊斯兰教习惯的规定，比如“禁止在公共机构如中小学佩戴明显的宗教标识”，其中包括女生不能在学校蒙头巾。这些规定当然是出于法国宪法中有关公共机构要遵循世俗化的原则，却立即遭到伊斯兰群体的负面解读，被视为是反伊斯兰的举措，总是遭来激进分子的强烈反抗。

欧洲经济危机以来，巴黎郊区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某些伊斯兰极端宗教团体所鼓吹的平等及互助行动，吸引了大批看不到前途的年轻人。社交网络使得他们的布道宣传及联络组织活动极为高效，亦躲避了很多麻烦。即便有运送枪支、为组织洗钱、海外受训等实质性罪行，也往往服刑一两年就被释放。

而法国的监狱，更是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地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聚点。随着阿拉伯之春的巨变，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伊斯兰世界的局势空前混乱，“伊斯兰国”等极端原教旨势力迅速崛起。所有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与这些地区有着斩不断的文化血缘关系的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极端思想通过互联网在无所不在的清真寺、寄宿学校中蔓延。处于社会底层，对处境感到绝望，原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也极为有限的青少年，轻而易举就被煽动起来。

这次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和媒体再次频频谈到S名单（Fiche　S），这是一份法国警察局和国防部刑侦部门掌握的危险分子名单，其中涉及极端恐怖主义的，目前有11500人在册。这份名单现在也为欧盟安全部门共享。几乎近年所有的恐怖袭击凶手都在这份名单上。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恐怖袭击仍无法避免？

法国的安保系统确实存在巨大的漏洞，但这只是表面的问题，这还与整个法国社会的管理理念所造成的低效率有关。这个问题很大，无法一一展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法国去年通过了管理者和雇主晚上八点之后不许给员工打工作电话的法规。整体管理效率低下，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诸如此类名目繁多的劳动法规的牵制。再进一步看，这种法规背后的价值理念是法国社会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人性化、自由、保障、权利等等。

同理，明知是危险分子也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自由，因为这样做违背宪法和法律。11月15日晚，前总统、目前的在野党主席萨科齐在接受法国一号台新闻联播的访谈时专门谈到，必须对S名单中的人采取行动。他甚至说，“一个人看圣战组织的网站，就应该被视为圣战者，就像一个人看恋童癖网站，就应该被视为恋童癖者，我们完全有理由限制他们的自由。”这样的言论，除萨科齐外，恐怕没有任何法国领导人敢说得出口，而萨科齐之所以能够这样说，也是由于他现在处于在野党的位置。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与法国一贯坚持和维护的言论自由原则是格格不如的。

法国社会在价值的层面上，几乎已走到了一种悖论的怪圈中。如同扎卡指出，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欧洲就产生了很多理想价值：理性、普遍主义、自由、进步、人权、民主、法治等；进入20世纪后半叶，对这些理想的批评和反思越来越深入。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历史问题，一是作为启蒙运动黑暗面的殖民主义，它引发了很多恶果：征服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施加军事和行政控制，推行奴隶制和等级制，以强势的西欧文明摧毁了很多传统的文明体系。二是两次大战的暴行，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欧盟的产生就始于战后的和解和对永久和平的渴望。欧盟起初作为经济联合而建立，随后扩展到货币，再之后扩展到人们自由活动的领域（申根地区），但是政治问题不断地被悬置。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宪法来建立一个政治行动一致的政府，欧盟会出现各民族国家不同利益间的对立。在多数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基督教与犹太教共有的欧洲观念，正面临着欧盟内部急剧增加的穆斯林人口的挑战。由于启蒙理想饱受质疑，当今的欧洲文明也在变得脆弱：它不再真正相信推动它的理想和普遍主义，并在各个领域都落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中，无论在道德、文化或宗教领域。

在制度层面，法兰西的理念与越来越严峻的社会现实显得有些脱节。其表现之一，就是不知宽容为何物的极端主义在一个宽容的社会找到了最易生长的温床。在这样的现实中，法兰西价值理念遭遇着一次次更为巨大的挑战，其有效性也一次次遭到质疑。这或许就是全球化、多元文化社会必然的症候。

法兰西，怎么办？

这次恐怖袭击后，法国最高层的高调宣战姿态，几乎让我们联想到了美国政府对9-11的反应。法国各派人物都将此定义为一场“战争”，没有人反对法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他们相互攀比着看谁放出的话更狠。法国地区选举即将举行，2017年的总统大选各派也已经开始备战，让人很难分清，他们是在向恐怖主义宣战，还是借着国丧开始了内斗。

总统奥朗德在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就召见了各在野党派的党首，想着将全国的舆论团结在他周围，重温一次一月份《查理周刊》被袭后，作为法国领袖，挽着几十个国家领导人，带领着400万法国民众走上街头的景象。可事与愿违，面对十个月之后发生的这次更大规模的，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奥朗德的国内安全政策实在是难辞其咎。

萨科齐批评奥朗德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事态的严峻程度，早就应该拘禁那些已经在情侦部门名单上的被怀疑有极端倾向的分子。奥朗德对叙利亚的政策也存在严重的失误，不应该冒冒失失地就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应该更多地寻求俄国的支持，与普京对话。总之，法国的内政外交需要重大调整。

极右派的领导人勒庞更是不留情面，她公开宣称：“法国和法国人正处在危险的境地，危机时刻要有危急的措施，应该彻底地清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她甚至要求奥朗德加强国内的武装，关闭申根国之间自由流动的边境。

面对如此的压力，奥朗德以及他所在的社会党要员不得不纷纷表态。奥朗德于11月17日在凡尔赛宫召集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表示，作为对13日残暴屠杀的回应，他将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增加军警情侦人员，尽国家之全力保障人民的安全；将寻求奥巴马与普京的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中尽快达成彻底消灭伊斯兰国的共识；他还要求总理尽快组织修订宪法，取消从事恐怖活动、拥有双重国籍者的法国国籍，迅速驱逐有损法国国家利益的外国人出境……

总理瓦尔斯说，“我们已经在战争状态……我们将对那些企图摧毁法国，摧毁欧洲的圣战者宣战，我们将以与恐怖袭击相同的力度回击他们，消灭他们，我们将赢得整场战争。”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这些反应既真实又似乎夹杂着政客的表演。最令人忧虑的是，2017年总统大选之前极右派强硬势力可能出现蓬勃发展。叙利亚的极端组织在第一时间就宣称是他们策划了这次系列恐怖袭击，这是否在有意识地将法国推入保守主义的陷阱呢？就像十四年前基地组织通过9·11将美国拖进陷阱一样。法国人在今年一月所表现出的冷静、团结、理性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系巴黎七大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