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周泽雄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我不喜欢美国那样的体制，但我也不喜欢共产主义。——切斯瓦夫·米沃什

一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是犹太人，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和兄弟、他挚爱的妻子，先后死于毒气室。他由于拥有被纳粹视为有用的医术，才逃过一劫。但他本人不这么看，在谈及集中营经历的小册子《活出意义来》中，他捶胸长叹：

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不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

通常，受过大灾大难的知识人，要么深陷沉默，要么采纳另一种看法，把自己悲情化、独特化、英雄化。他们原是落难之人，有此补偿反应实属正常，不宜苛责。弗兰克优秀得过于另类，只有同样非凡的索尔仁尼琴，方是他的同道。

索尔仁尼琴蹲过的若干劳改营，正如纳粹针对犹太人的集中营，更适宜称为“灭绝营”，它们从设计思想上就不适合囚犯活下来，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羊圈，暂时关在这里的羊都是预定要宰杀的。”在那种地方，个体具备的优良品质越多，死亡概率越大。比如，勇敢就是找死的品性，当调集来的军队打算镇压略有反抗的囚徒时，索尔仁尼琴写道：“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排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契诃夫当年在库页岛考察沙皇治下的流放地，亦观察到苦役犯普遍的精神败坏，弗兰克则概括为精神上的“退化现象”，即“精神生活变得更原始、更接近本能”。

泯灭正义，麻木不仁，或让自己长期处于“垂死状态”，才是熬过漫漫劳役的首选策略。“两个钟头前我还跟死者说过话哩！然而此刻，我继续啜我的热汤。”（弗兰克语）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他那部被审查机关判定“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的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里，写到更多精神退化，其中一个劳改营场景是这样的：

夜里，棚屋里发生了严重事件：鲁宾被杀死了。凶手趁被害者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大钉子插到他的耳朵里，然后用力一砸，把钉子楔进脑子里。

……

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做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

索尔仁尼琴笔下亦不乏类似场景，他在《癌病房》里的一个概括也可移用于此：“简直跟一群鸡差不多。事实上每一只都得在喉管上挨一刀，可是它们还咯咯地自言自语，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其余的照旧刨土觅食。”然而，这正是劳改营里舍此无他的求生之道。在绝境中，甚至连传说中潘多拉帮人类留在盒底的“希望”都会误事。1944年圣诞节到1945年元旦的那个星期中，纳粹集中营出现了大面积死亡，弗兰克写道：“照主任医官的看法，这种现象并非肇因于工作环境较恶劣、伙食配给递减或气候变化甚或新的传染病；而是因为大多数的俘虏都抱着一个天真的希望，以为他们会在圣诞节以前重归故里。”心有戚戚的索尔仁尼琴尝如此感叹：“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为了榨干犯人残存的体力，劳改营管理者还会杜撰希望，索尔仁尼琴写道：“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曾故意放出空气，说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其实，他们是奉上级之命给悲观绝望的囚犯打气，要囚犯们咬紧牙关完成定额！让囚犯们至少有一个奔头活下去！”至于希望落空后囚犯更可能绝望而死，官方当然不会介意。

我国热衷于批评国民性的人士，读者常能在其言外瞅出一个声明：“说的只是你们，蠢货！本人自当别论。”索尔仁尼琴没有这种自外于大众的高冷想法，他拒绝以“世人皆浊我独清”的姿态写作，他强调：

必须是多次在劳改营里苟全了性命的人才能透彻领会和全面理解其中的残酷含意。然而在这样的劳改营里，如果没有取得某些优待，是连一次刑期也拖不到头的，因为这些劳改营是专为消灭人而发明出来的。……结果是：那些喝过最底层的水，滋味尝得最足的人们都已经躺在他们的坟墓里，不能对我们讲什么。这些劳改营里最主要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了。

他等于承认，自己虽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自命，却并非最够格的写作者。他提到了沙拉莫夫，即那位以北极圈内科雷马群岛为题材的劳改营文学写作者，他承认自己吃过的苦远逊对方，出于对难友同行的尊重，他在《古拉格群岛》里尽量不写科雷马，并真诚地建议读者去读沙拉莫夫。他说：“读者在沙拉莫夫所著的《科雷马故事集》里也许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群岛精神之无情以及人类绝望情绪之极限。”

索尔仁尼琴非但没有在《古拉格群岛》里借机塑造自己的形象，相反，他提到了之前担任军官时的蠢行恶举，他形容自己的那份骄傲，“就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他甚至夸大自己的罪愆，深沉地自责道：派士兵“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德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他如此拷问自己：“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子手。要是我在叶若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叶若夫和贝利亚是苏联相继两任秘密警察头目，手上沾血无数，日后皆不得好死。

他将撰写《古拉格群岛》视为义务，一种对劳改营难友道义和情感上的还债。为了履践这份承诺，他甘愿放弃作家的笔墨荣耀，在《古拉格群岛》初稿后记里写道：

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强调这些，并非意在推崇一种人品。索尔仁尼琴的谦抑与诚挚，除却道德感召力，实际上还有助于作品达到更高程度的客观化，成为可靠的信史。此外，鉴于“此书由一人来创作是力不胜任的”，他需要难友提供帮助，而写作本身又充满风险，共计二百五十来位提供材料的难友，若非对索氏人品高度信赖，绝无可能配合他的工作。他满腔孤愤，却力避在文字里流露不平之气。他尽量隐去自我，弱化自我，只是为了凸现这个主题：古拉格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悲剧，人类的苦难，他无权用诗化的自怨自艾来削弱这个主题。

二

“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这是索尔仁尼琴的文学观，太强悍了，他将自己置于文学死地，是否有望重生，则在未定之数。

在苏格拉底时代，“时髦的手法”就是不能冒犯神祇，否则可能遭到流放或毒酒伺候；在任何一个只能借助“暗示、插话、补白、影射”展开批评的地方，这类手法同样会带来危险，因为只有缺乏批评自由，作者才被迫乞灵于这种“时髦”。承受了过多苦难的索尔仁尼琴，已经没有兴致将奉行上述手法的同行视为文学战友了，他决意毫不妥协，沉入地下，孤身挑战那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极权帝国。

当他决心写出“全部的真实”，他反而释然了，由此进入一种自由之境。他不再谋求出版，也就没有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旁敲侧击的必要；只要手稿安全，他就不妨假定自己在一个没有文学天敌的环境里自由写作。“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他深知本人也无望幸免，他能做的只是，藏好作品，确保手稿不被搜走，同时避免像某位前贤那样，因过度藏匿而导致作品不见天日。有位拉季谢夫，“在死前不久写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深藏起来，藏得无比之深以至于今天还未能发现，无从了解。”还有位“采用密写方法创作”的恰达耶夫，“他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己家大图书室里各种不同的书页中”。结果，他“创造了俄国作家的作品被扼杀的纪录——他逝世已经一百一十年，而作品还未发表”。

写《古拉格群岛》时，出于安全，他“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分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名姓”。结果，“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他“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他总是“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惊讶于《古拉格群岛》构想之宏大完整，材料之扎实丰富。如果不了解他的处境，单单考察个别章节，我甚至怀疑作者拥有某种特权，有权查询一些尚属机密的内部档案。比如，第一部第九、第十章，涉及大量当年的重大审判，包括维辛斯基担任审判长期间主持的那些玩司法于股掌之间的表演式审判（被审判者均以自我归罪的方式配合指控，他们总是“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以及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党人季米特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受审期间的可笑表现，随着前苏联大量档案的解密，今日学者已不难分析研究，但在索尔仁尼琴执笔之时，资料恐不易得，尤其他的社会身份还是那么可疑。但是，他居然得到了，包括当时的法庭速记。他说：“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怎么搞到的？

关于新切尔卡斯克惨案——“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暴动被彻底干净地镇压下去，被完完全全地隐藏起来了！”——西方世界一无所知，在苏联境内，甚至连“口头传闻的地火也被完全踏灭在该市的周边上……国内大部分同胞甚至连这个事件本身也没有听说过”。索尔仁尼琴居然通过神秘的渠道，掌握了它，并且予以揭露。怎么掌握的？必须补充的是，苏联的政治风向在斯大林死后有所改变，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渐趋好转。他后来离开流放地，迁居梁赞市。

为保护材料提供者，索尔仁尼琴不得不隐匿来源，他说，“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总之，一名看上去最缺乏研究条件的人，拿出了最扎实的研究成果。这种奇迹，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的约翰逊博士，他当年以平民身份独力编纂的《约翰逊英文词典》，质量远逾同期的《法文大词典》，后者却是由四十名法兰西院士历时四十年方始完成。

追求一种“全部的真实”的文学，作为口号是一回事，作为实践又是一回事。凭自己的数学才能维持生计的索尔仁尼琴，骨子里是资料狂人。柳·萨拉斯金娜在《索尔仁尼琴传》中提到传主为了撰写《红轮》（一部篇幅浩瀚、全面反映俄国革命的多卷体长篇小说）而搜集资料的情况：仅仅为了弄清格列纳达第一旅的情况，包括“它驻扎在什么地方，谁是那里的旅长，哪些旅长在什么时候调换过”，索尔仁尼琴就亲自走访过所有相关地方，以便“确切地给出所有人的真实姓名和所有的真实日期”。

人们不难发现，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掌握新潮的思想武器，他凭借老套而又牢靠的方法，他只信赖事实，大量的、无懈可击的事实，构成文字的坦克方阵，向他意欲表达的目标，碾压式推进。说到《红轮》的论证效力，索尔仁尼琴表示，“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是不可能做出相反的解释的，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只能做出一个解释。”该效力同样适用于《古拉格群岛》。

三

或许可以借机提及索尔仁尼琴遭到的一个常规误解。

世人以为，作为极权暴政的终结者式批判者，索尔仁尼琴理当成为西方民主政体的追求者，因此，当他们听到索尔仁尼琴在哈佛讲坛上拒绝承认西方普世价值，直斥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舆论哗然，困惑莫名。这正好呼应了索尔仁尼琴对西方记者的一个鄙视：“西方媒体对我的评论不是基于阅读我的书。没有人曾经引用我的任何一本书中的话作为这类指控的论据。但是，每一个新闻记者都阅读其他记者们所写的这类观点。”

事实是，在索尔仁尼琴的读者看来（我将自己视为其中之一），这类误解纯属无知。在他作品里，除“言论自由”这一子项，我从未读到一行字，足证他对西方民主制度怀有倾慕。在《牛犊顶橡树》里（该书著于《古拉格群岛》完成之后，流亡美国之前），他写下这段话：

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而且我们永远也不应当心存此种期望。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将获得自由，那仅仅是依靠我们自己。如果20世纪的人类将获取什么教训，那就是我们提供给西方，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由于事事如意，西方人的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

那么多评论者似乎从未读到过它，同时却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大惊小怪。他们可能读过一篇《别靠谎言过日子》，还从其他文章里瞥见几句摘录，遂急切加入索尔仁尼琴大合唱。他们从未想到，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人，索尔仁尼琴另有倚重。我们知道，俄罗斯式知识分子最初是以民粹主义身份登场的，19世纪的俄国知识人习惯于预言并宣布西方文化的没落，同时将俄罗斯式灵魂视为对应的救赎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过欧洲文化终结，托尔斯泰也“痛恨民主，鄙视议会，称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是‘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保罗·约翰逊语）高尔基也不例外，他在20世纪初走访纽约，给纽约冠以“黄色恶魔之城”的恶谥。“黄色恶魔”指美元。

索尔仁尼琴也隶属这个传统，他自称“在基督教的精神中长大”，他注重自身的宗教信仰，视道德为改善人类社会的精神原力。他在《古拉格群岛》里表示：“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作为二战时的一线军人，索尔仁尼琴另有一个考察点，他从军人视角对英美两大军事盟国的考察，使他对丘吉尔、罗斯福频出恶语。他写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若我们站在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他的愤慨也是事出有因。

比如，丘吉尔未必在乎苏联人民的死活，正如他也不太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开罗会议期间，他嫌蒋介石碍事，为阻止罗斯福将过多精力投向中国问题，他设法支走蒋介石，安排蒋介石夫妇去参观金字塔。——这可是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说的。在苏联军民付出巨大死伤、“西线无战事”之际，丘吉尔也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今日公正的西方史家认为，“斯大林还是对的。盟军本可以在1943年实施登陆。而且美国人（尤其是诚实正直而又见解深刻的乔治·马歇尔）也这么认为。”（诺曼·斯通语）且不说英美军队后来加入陆战，还是从远离主战场的北非开始。北非只有墨索里尼和英国人的利益，德国人都没有多少利益，站在苏联军人角度，这种隔山打牛、不痛不痒的战略简直令人绝望。索尔仁尼琴有所不知的是，丘吉尔也有难言之隐，凭强大的皇家海军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当时并没有多少陆军。

丘吉尔更大的败笔在于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他与斯大林在一张纸上匆忙划分了战后欧洲的管辖范围——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里写道：“随后有一阵沉默，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这样做是否太草率了，难道不会被人认为玩世不恭吗？咱们把纸条烧了吧？’‘不，你留着。’斯大林说。”——更多人、更多民族的苦难就此发轫。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是这样评价的：

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

丘吉尔评论苏联大清洗时，曾表示它是“无情的，但可能是必要的”。这话，索尔仁尼琴听来必然愤愤不已，所以，他不可能抱有西方人预期的那种好感，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会减少力度。在我看来，关于人类往何处去，我无意倾听索尔仁尼琴的高见；关于人类不可往何处走，索尔仁尼琴的泣血研究，值得全人类抚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