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降蕴彰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一直在沈阳、黑龙江搞调研，他现在最关注的是东北三省的国企脱困问题：解决东三省国企脱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靠国家加大项目投入能解决问题吗？与前几轮国企改革相比较，目前国企改革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国企改革普遍动力不足？究竟该怎样妥善处置“僵尸企业”？

周放生告诉经济观察报，目前东三省的大型国企的亏损面已经不亚于1998年国有大中型国企的亏损情况，那时候，他是原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现在仍清楚记得，当年国有大中型国企的亏损面39.7%。现在东三省的一些国企已经处于停产或半停产，有的开始拖欠职工工资，有的表面上报的是盈利实际上却是亏损的，甚至连过去很少出现的铁路货运运力现在也都需求不足，陷入了供大于求的状态。

通过半年多的实地调查研究，再结合中央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周放生对解决东三省国企脱困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他认为，国企脱困的前提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敢于面对现实，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方面，在中央近期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中，至少前三项能说明是承认存在问题的。

周放生认为，现在国企改革所处的困境，与1998年的情况也接近，比如，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方面。现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说的“僵尸企业”，在1998年也大量存在，需要“政策性破产企业”，都是长期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企业。其实“僵尸企业”这个词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还有，当时国企脱困的一些政策措施与目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相似。

现在一些长期严重亏损国企不愿意被市场出清，总是硬撑着找政府、找国资委要补亏、补贴，他们希望政府国资委什么都管，亏多少补多少，周放生表示，对于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要坚决破产，没有价值的就破产清算、有价值的就破产重整。

周放生还提出诸多国企改革建议，比如，要尽快建立改革“容错机制”，对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探索、创新、突破，只要不涉及当事人贪腐行为，一律免责；要实行骨干员工持股，“分红权改革”；通过改制分流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等。

改革大转向

经济观察报：你在1998年曾任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从这些“实战”经验来分析，现在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以往的国企改革，最根本的变化在哪里？

周放生：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在东北省做了一些调研，跑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现在我退休了，这样去跑企业比原来还方便，反而能看到、了解到很多比较真实的的矛盾和问题。

通过调查我发现，目前东三省国企困难程度已经很严峻了。

这次中央提出供应侧改革，供给与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按照我的理解，提出供给侧改革不是微调，而是掉了180度的头，从需求侧面来解决经济问题，转换到了从供给侧面来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经济政策什么时候掉过这么大的头？没有！1998年也是这个方向，但是没有像这次提的这么明确。我的理解是这样。

从1980年代算起，全国性产能过剩至少有3、4次了，每次产能过剩都比上一轮严重，尤其是2008年到现在这次。1998年，朱镕基也是从供给侧改革下手，比如纺织压锭，但是用行政手段压产能，2008年的产能过剩采取的措施是刺激需求，结果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你想想，本来已经产能过剩了，还从需求侧刺激市场。市场本来没那么大需求，是用行政手段刺激出来的，那么就给供给方的市场信号是放大的，错误的。所以导致今天的产能过剩比2008年要更加严重，几个行业的数字统计下来，产能过剩大概接近50%。我认为，这次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整个方向对了，原来解决问题的方向有问题。

经济观察报：1998年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是39.7%，现在好像整个国企亏损更为严重。最近我们看到一份山西的资料中说，山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到2015年11月，山西119个县（市、区）有87个县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

周放生：从我在东北的调研来看，现在东三省国企的亏损面实际上超过60%，山西的情况可能更为严峻。现在全国国企亏损面是多少说不清楚，因为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公布数字。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现在国企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周放生：首先要承认总体上国企已经很困难，部分国企严重亏损的现实，如果不承认现实，那何谈解决问题呢？

如果还说形势一片大好，大家就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了。1998年朱镕基时期，首先就是承认现实、承认国企很困难了，中央下决心国企要实现三年脱困。脱困的前提是承认问题的存在。承认困难，你才能面对它，面对现实，你才能采取措施。

最近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其中，至少前3项，都是承认国企存在问题的体现。有一句老话，叫承认问题的存在，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另外一个，就是要深化认识，下定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要硬碰硬的干下去，要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

建议改制分流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一些专家担心，新一轮国企改革会造成GDP下降，进而会进一步造成大量失业人员、下岗人员问题，1998年国企改革也同样面对这些问题，你对现在一些专家所谓担忧的说法此如何看待？

周放生：现在中央的说法叫适度刺激经济，适度就是使GDP不能跌的太猛。改革主攻方向是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供给侧的问题。1998年国企有三座大山——冗员过多、负债率过高、企业办社会。当时怎么解决这三座大山呢？一是下岗分流，解决冗员问题。

二是债转股，解决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国企负债率过高一个重要原因，是198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拨改贷”政策，就是拨款改贷款，这个政策意味着1984年以后新成立的国企国家资本金一分钱不出，企业一出生就是100%的负债率。《公司法》是不允许这么设立企业的，没有资本金怎么设立企业？

1998年我们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负债率达到150%、200%，它的财务费用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朱镕基当时采取“拨乱反正”，把“拨改贷”政策掉头改为“债转股”就是把这部分债权转为改为股权，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财务负担。

第三个措施是政策性破产，现在叫市场出清。其实那时候政策性破产的企业就是现在的“僵尸企业”。我们那时候就叫长期严重亏损，资不抵债企业。

就业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改革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切不可大意”。相比1998年，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社会就业形势、财力规模、社会保障制度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抗风险能力很强，只要处理得当，虽有阵痛，但不会很大，基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所以，现在有人担心采取供给侧改革措施，会不会当年的下岗潮，我认为是不会的。在1998年之后的国企改革中，其实就有一些地方探索出另外一个途径叫“改制分流”。下岗分流与改制分流的区别在哪儿呢？比如一条船要沉了，人太多，必须要减一些人才不会沉船，那怎么办呢？下岗分流的办法是，给下岗员工每人一个救生衣，就下海里自己游，游上岸了就上岸了，这就叫下岗分流。

什么叫改制分流？就是从大船上把舢板放下去，让员工在舢板上划船，员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借舢板逃生，改制分流比起下岗分流员工生存的概率就高得多，只要舢板不翻，员工就有保障。对员工来说，原来是靠国企吃大锅饭，反正国家得管，现在小舢板国家不管了。舢板和员工都进入市场了。改制分流与下岗分流，两字之差已有本质区别。

经济观察报：对于现在一些国企干部职在改革中怕犯错、怕但责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周放生：最近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而且还要加快从非主业领域退出，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促进国有资本更多的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领域集中”，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国企讲的。

既然是改革，我的看法是应该尽快建立改革“容错制度”。现在国企干部都怕担责任，怕犯错误。因此要鼓励改革中的创新、突破、试错，没有错就没有对。屠呦呦成功之前失败过300多次。

改革探索中的错就如同科研中的失败是一个道理。要明确只要在改革的试错过程中没有贪腐行为就一律免责，不然有谁愿意冒着可能被追责的风险去试错呢？这应该成为共识。

走破产重整之路

经济观察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僵尸企业”的处置问题，你对此如何看待？

周放生：“僵尸企业”是一个大概念，现在官方对“僵尸企业”的定义很清楚，就是长年亏损、资不抵债、技术产品落后的企业。在我看来，这里边既包括落后的产能、落后的技术、落后的产品，也包括可能这个企业的产品、技术、市场还不错，但是由于管理不对路，导致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现在关键是改革的措施要正确。

现在的说法是对“僵尸企业”要市场出清。过去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发挥作用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比如，一些没效益的“僵尸企业”，政府为了保稳定，不是采取市场化的出清，而是千方百计输血、补亏，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去挽救它，还让它喘气，还不断的输血，这等于就是占用了大量的不该占用的国家资源。

这叫掩耳盗铃，因为这类企业已经是“僵尸”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如何处置“僵尸企业”，最近《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处置“僵尸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对破产企业尽量实行‘安乐死’，还提出，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

经济观察报：对于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你认为是该实施彻底破产？

周放生：我国2007年6月实施了新的《破产法》，这个《破产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美国联邦破产法引入了重整概念，这是国际惯例。也就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有两条道，或者清算，或者重整，如果没有价值就清算，有价值就可以重整。

我举个例子，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都经历过破产这个过程，你看他们现在如日中天，不是很好吗？也就是说破产重整不可怕，只要你这个企业，有产品、有资产，有价值，通过重整完全可以重生。

破产重整后的企业与原来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换股东了，原来的股东要换，因为你资不抵债，意味着股东的权益就没了，那就换一个新的人来接盘，那这就叫市场化，就叫重新配置资源。股东变了，债权人变了，什么都变了，这不就重新配置资源吗？所以我们现在面对“僵尸企业”，最好的方向是走破产的路子，或者清算，或者重整。

在对于如何解决“僵尸企业”的统一认识上，我认为目前还不到位，还没有弄清楚真正市场化的办法，或者说更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最近我们把“中核钛白”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拍成纪录片，很能说明问题。

2000年前国企改革大事记

改革开放前30年

国有企业施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期推进工业化进程；

1978年7-9月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主要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会上提出了有关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把企业经营的自主权从政府行政部门逐步还给企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起步阶段最现实选择；

1978年10月

包括重庆钢铁公司、程度无缝钢管厂等在内的四川省6户国有企业率先成为改革试点；

1979年1月31日

四川省试点企业由6户扩大到100户，同时还选择了40户国营商业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

1980年9月

国务院同意并转发国家经委报送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提到“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

1982年

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后：国务院决定加快国营企业“利改税”步伐；

1986年

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1992年

国家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陆续公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14个引导股份制试点健康发展的配套文件；

1995年9月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1997年底

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时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9年

国家经贸委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成立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的通知》（国经贸厅[1999]209号），决定成立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脱困办）；

2000年

国家经贸委数据统计显示，无论从国有经济的整体情况，或者从行业分析，国有企业效益状况都得到了根本改观。2000年末，在13365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盈利企业9731户，合计盈利276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