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里的西北志

李冬君2016-01-29 18:24

中国历史东与西

李冬君

边塞诗的先行者
   

《春江花月夜》,是唐诗在江南的发展。唐人还有边塞诗,是唐诗在北方的发展。
      

边塞诗苍凉,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唱,没有人发动,自发的唱,整整一个民族都在唱,那是民族精神的大合唱。
      

诗人都想来领唱,率先领唱的,居然是隋炀帝杨广。这位帝王,以暴君著称,可他还是位诗人,他的诗,从江南到塞北,从《春江花月夜》到《饮马长城窟》,开启了唐诗。在唐诗的《春江花月夜》问世之前,他先有了自己的《春江花月夜》,在唐朝的边塞诗兴起之前,他早就开始了《饮马长城窟》,但唐人并不理会他,只会说他的坏话,用坏话把他说倒了,才显得唐朝伟大。
      

杨广是个创造了历史的人,其功过可与秦始皇并论。秦兼并六国,他统一南北;秦立郡县制,他创科举制;秦修万里长城,他开大运河;秦二世而亡,他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唐朝盛世,其来有自,靠了运河和科举制,而它们都是杨广开启的。汉帝比较老实,自称“霸王道杂之”,承认汉承秦制。可唐朝尤其李世民,以史为镜,本来镜子里的都是他自己,可他把历史之恶,都算给隋炀帝。
      

这也不能怪李世民,只能怪两人靠得太近,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明显的相似性,不仅所处的位置相似,面对的问题也相似。如他们都是皇帝的次子,都渴望当太子,都曾发动政变,或弒父,或逼宫,取父皇而代之。回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怎么看两人都相似。
      

造的恶相似,功业也相似,征西域,征高丽,连得失都相似,论功业之大,李世民或有不及,杨广开运河,开科举,功业唯秦皇可比,李世民不过取杨广之功业用之而已,以运河取江南财,以科举取天下士,历史因而有贞观之治。但李世民从来不提唐承隋制,只将历史的恶归杨广,而功业都归了自己,但杨广的边塞诗他拿不去。杨广死在史里,因为史是唐人写的;活在诗里,诗是他自己写的。《隋书》之杨广,是万恶的帝王;而诗里杨广,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君王。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诗,气象肃肃,威风凛凛。没有那种“端拱且图王”的帝王形象的造型,也没有显示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千乘万旗动,撞金鸣鼓行,大军在山川、原野、大漠行进,驿马与烽火齐发,关山月接着塞外云,诗很稳,有《诗经》王者师之风,一张一弛,正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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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非深谙戎机老于兵事者不能写,且能寓兵法以诗意;非帝王之尊不能写,且欲“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而不敢“高枕于上京”,以天下苍生为念,此乃边塞诗里的帝王语;非身临其境不能写,以帝王之尊,远赴西域,至于张掖者,除了传说中的穆天子,就只有他一人了。他的西北之志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腋”,他是唐代边塞诗人先行的素材。历史上评价杨广,多说他在位14年,穷兵黩武,基本是指他亲临第一线的西征吐谷浑,东征朝鲜,以及此前的讨契丹,击突厥。这便是杨广御驾亲征的“举头西北望”。

写诗也要讲政治
      

唐太宗李世民也写了一首《饮马长城窟行》,但那是在朝廷上端拱的诗,是带有帝王气象的新型宫体诗,以边塞说事而落脚在宫廷,哪有边塞诗的实感?没有实感不要紧,只要政治正确就行。
      

实感是好诗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必要的,李世民这首诗介于宫体诗和边塞诗之间,实在不能算好诗,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首诗,他用了边塞诗的传统题目来写宫体诗,将边塞诗的风气吹入宫体诗中,改变了宫体诗的月貌花容的南朝本色。
      

从英雄转化为帝王,李世民胜过了杨广,对于政治正确的高度自觉和无比执着,是帝王成熟的标志。有了政治正确,就不再需要英雄本色了。打天下要显英雄本色,而坐天下要政治正确,英雄要龙腾虎跃,而帝王只要“伟大、光荣、正确”。李世民有了杨广国破家亡的借鉴,收敛英雄气概唯恐不及,于是专营帝王气象。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又恢复了几分英雄气概,他推崇曹操,在宫里自称“阿瞒”,“阿瞒”是曹操小名,他的诗也像曹操,有英雄气概。
      

    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
      羽书朝继入,烽火夜相望。
      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
      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
      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
      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铓。
      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
      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
      

李隆基这首《平胡》诗,一看便知出自惯于驾驭战争全局的老手,虽然也是在宫廷里写的,但它写了战争全过程,从敌人来犯和战争决策,到决战大漠并扫清朔方,整个过程,都由他来运筹,他将运筹实感以及想象中的战争,都放在诗里面了,尤其结尾两句,可谓英雄气概之武功加上文德之帝王气象,他都想兼备。从他开始,唐朝的帝王气象终于从宫体诗走到了边塞诗。从李世民到李隆基,从宫体诗走向边塞诗,表达了唐朝政治的倾向——写诗也要讲政治。

 

诗品不必仰视帝王
      

在边塞诗里,帝王气象参与民族精神大合唱。
      

西域保卫战,不单是王朝战争,更是民族战争。正是有了民族战争的底蕴,唐朝才能战无不胜。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写了边塞诗,边塞诗是民族战争的号角。唐诗的江山,是诗人共同体,诗人以江山为沙龙,自由吟唱,共同体之王,就是民族精神的领唱。帝王莅临这唐诗江山,参与民族精神大合唱,但他不领唱。
      

这就是唐朝帝王,他们不会跑到诗人合唱队前去打拍子,指挥诗人合唱,也不会争着去领唱,非要做民族精神代表,自称民族的脊梁。是诗人就能加入诗人共同体,但没有人会称赞帝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退而求其次,称帝王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如何?也不行,没有人去称赞他们,别说是最杰出的诗人,就是第一流的诗人也轮不上他们。可能有诗人替他们代笔,但绝对没有诗人会为他们吹嘘。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诗品》,上品诗人没有一个是帝王,中品里面只有一个魏文帝曹丕,而魏武帝曹操应该是个伟大的诗人,然若以帝王气象入诗品,非但没有特权,还要被扣分,一下就打压在下品。因为诗有别才,要自由自在。
      

帝王入诗,若以自由来品分,多半要入下品,甚至难以入品。因为英雄本色也好,帝王气象也罢,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追求功利性,而非诗性,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保证不了诗的自由品味,难以提升诗的独立价值。
      

诗之根柢,在人性情,诗出于真性情,则有自由思想,有独立精神。英雄本色可能出于真性情,也可能出于目的性,不能一概而论。而以帝王气象写诗,则不可能出于真性情。
      

《诗品》里,魏武、魏文帝,都不及曹植,他们的地位被倒转了,王朝里的帝王,在诗国居下位,而王朝失败者曹植,则为诗之上品。钟嵘不吝词彩,赞曹植诗,如“鳞羽之有龙凤”,只要甩点儿余晖,就足以将身旁的诗人都照亮。
      

评价确否,不妨见仁见智,但他把王权搁一边,用诗性来评判三曹,这样的价值取向,让“政治正确”稍息了。也许有人会说,他只敢对那些过期作废的王权加以品分,对于正当权的帝王则未敢妄议,在总论里,他不是赞美了“方今皇帝”吗?在帝王跟前作《诗品》,大概他总还是要走一下过场吧。他生于齐、梁时,晚年宫体诗流行,《诗品》里未置一词,那些写宫体诗的帝王,都没有入他的《诗品》。
      

钟嵘《诗品》,影响了唐人,《全唐诗话》说,李世民写了一首宫体诗,让虞世南也和一首,被虞世南批评:体非雅正,不宜流行,故不奉诏。太宗自讨没趣,只好改口说我是故意试你的。后来,尽管他终于写出了“政治正确”的好诗,可他端拱起来做诗,还是不得《诗品》要领。他不懂诗的意境要“直寻”真性情,那是一种内在的自由。
      

李世民以帝王本分写诗,而非“吟咏性情”,所以,他的诗必将“政治正确”放在第一位,不是“最高指示”,就是“形象工程”,斫伤了诗性。
      

他以帝王大略,进行格律诗与科举制相结合的制度化建设,这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能以诗治国,使政治富于诗意,趋于美,但这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诗人应帝王,在王朝以帝王为尊,可在唐诗的江山,帝王必须接受诗性的品分,以诗性为尊。
      

不入“诗品”之诗,诗人不奉和,帝王再伟大,也无可奈何。“诗品”定调的价值取向,高扬了诗性的品格,即使以帝王之尊,也必须仰望诗性。汉家谱系的来历
      

“汉家战士三十万”,都是“好汉”!唐人在边塞诗里点赞“汉家”。
      

唐人豪迈,汉家每有战事,好汉视若“烟尘”,一挥而去,“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其英雄悲情,一如“秦时明月”,更似“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汉家”,出现于唐诗的江山,成了唐人的多民族统一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使汉家从一代王朝上升为多民族统一的代表。
      

唐人伟大的诗性,就来自如花盛开、如日中天的民族精神。唐民族,以汉族为本,融合五胡而成。李世民的血缘和文化,都有胡人成分,无论他怎样端拱,他的帝王气象,总还有几分像胡人;李白也有胡人成分,有人说他的诗中有浮士德精神,就来自胡人。据说,他们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即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称拓跋魏。“李陵胡”对于唐民族形成也至关重要,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
      

唐民族形成,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民族身份,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带了好头。
      

李陵,名将之后,李广之孙,率五千步兵箭士,血战八万匈奴骑兵。大漠上,勇士之战,惊天地,泣鬼神,无一援卒,终因力竭被擒。而朝廷,竟然以此夷灭李陵三族,司马迁为李陵辩亦被宫刑。
      

李陵万念俱灰,从此断念汉朝,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蔚为大观。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
      

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带动北地各族纷纷追溯祖先,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
      

唐民族就这样在追祖以及文化认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环,文化中国都在进展。通常说的五胡乱华,是乱了王朝,而文化中国,在与北朝胡族融合中带来了新一轮成长。
      

自三代以来,中国何曾亡过?又何曾分裂?五胡乱华,可华还在,此后,更有辽、金、元、清相继入主,建立王朝,同样融入华夏。这样的“华”是文化中国,本来就统一,无论治乱,或者兴亡,都不曾改变,统一与分裂,是针对王朝而言,不是对文化中国来说的。
      

我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还有文化中国在,而我国之本体,不仅以国土为安身根本,更以历史为立命依据。所以,天下兴亡时,宁可亡国指王朝中国,也不可亡史,因为文化中国以历史为根据。这一点先人早有所见,从文天祥到顾炎武,都在践履着这一信念,即顾炎武所说:亡国可以,不可亡天下。
      

唐诗的江山属于文化中国,科举以诗赋取士,以诗人治国,那是王朝之事。而以诗性形成新兴的唐民族,则是文化的使命。唐人边塞诗里的“汉家”,便超越了汉朝而又直接继承了汉朝通西域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的成果。

汉家领唱待飞将
      

对于“汉家”认同,北朝早就开始了,公元304年,乱华的始作者刘渊,就打了“汉家”旗号,立国号为“汉”,改姓“刘”,自称冒顿之裔,“汉氏之甥”,与汉家“约为兄弟”,取代西晋,在他看来这是“兄亡弟绍”。他对刘备推崇备至,追尊为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汉宗庙以从民望”。
      

北魏的汉化,就更为彻底了。孝文帝全盘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做汉人,从这一时期及此后传世的北朝壁画、雕塑来看,鲜卑人头上的辫子都已经看不到了。
      

可拓跋氏还是拒绝了以李陵为先祖,而改姓为“元”。鲜卑人以“元”为姓氏,后来蒙古人以“元”为国号,都取《易》曰“大哉乾元”。为什么拓跋氏不接受李陵为先祖呢?恐怕不是因李陵投降匈奴而为耻,很可能是由于南朝人过于热衷所致。
      

根据那条著名的政治定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在认祖“李陵”问题上,拓跋氏不可能跟着南朝走。南朝士人与北方士族联手打“李陵”牌,意在为胡人的“汉家”身份提供认证,为统一准备前提。
      

李陵的历史价值,被南朝士人用来推动文化中国进展。正是在这一时期,李陵的诗,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诗坛,被萧统择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
   

李陵本为一代名将,命运又很悲凉,以此文化包装,矗立起悲剧诗人形象。尽管时人已指出其诗可疑,然其影响,却蒸蒸日上,因为时代需要李陵,需要统一文本。老文本早已过时,西晋与五胡十六国的故事已经结束,北方被北魏统一,东晋在南方,也被刘宋取而代之,一个新时代——南北朝已开始。
      

北魏统一前,中原乃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各民族大屠杀,杀得我汉民族血流成河。当时,有一汉人奋起,叫冉闵。他发出“杀胡令”,绝地反击!他“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驱逐“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冉闵自立“大魏”国,号召全民杀胡,勒令胡人退出中原。
      

冉闵以杀,迫使胡人汉化,崔浩以李陵化胡,将胡人化入汉家天下。然而,冉闵以杀死于杀,崔浩以化死于化,杀胡是战争,化胡也是战争,是更深层次的战争,有战争就有牺牲。冉闵以杀终结五胡乱化,崔浩以化使北方统一于鲜卑了。
      

南北朝的出现,使战争性质发生改变,从外部民族战争,转向内部王朝战争,从大屠杀战争,转向大一统战争,南北朝都在为统一寻找合法性来源,崔浩于此时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远!为汉家把握了历史主动权。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这一点,由平城迁都洛阳,进入中原,一边汉化,一边进行王朝战争。相比于五胡乱华,王朝战争开始变得文雅,为了申明战争理由,北魏孝文帝居然引经据典,与南朝使者辩论汉家礼法。不过,他拒绝了认祖李陵,而没能形成与南朝对话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在南朝看来,你拓跋氏再怎么汉化,如果不是李陵的子孙,那还是胡人,何来统一的前提?
      

王朝没有认祖李陵,但民间胡人有了杀胡的教训,纷纷自认李陵子孙,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北朝自北魏,经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终于回归汉人,以“李陵胡”为号召的汉人政权一出现,南北朝很快就统一了。
      

北方士族代表崔浩,提出拓跋氏认祖“李陵”,背后隐藏了两个政治观点。一是拓跋氏系李陵胡,此为以崔浩为领袖的北方士族与北魏合作的基础,如非李陵子孙,则合作不成,正是这一点使他招来杀身。何其悲也!二是以李陵为号召,从民族战争转入王朝战争,为统一战争提供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拓跋氏拒绝认祖李陵,在统一战争中就不具有正统性。 李陵,成了胡汉一体化符号,认同汉家,便是认祖李陵。
      

早在太史公笔下,李广祖孙三代遭遇,就感动着汉家子孙。老英雄李广,因卫青不公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卫青被霍去病射杀;孙李陵,因孤军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脉,分为两支,一支在胡地,为“李陵胡”,一支在陇西,号称“陇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认祖陇西李氏。据载,拓跋氏在唐朝已称“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为代北李氏。有人以为代北李,不属于老子和陇西李氏,却不知“代北”和“陇西”源出一支。
      

李陵在漠北,对其子孙所言先祖皆在陇西,故“李陵胡”认祖陇西李氏合情合理。李白亦自称出于陇西李氏,后来干脆认作李广之裔。李广生不逢时,却飞扬在唐人边塞诗里,“飞将军”名矣!
      

汉家大合唱,那领唱的,不是雄才大略的汉唐帝王,不是天才无敌的诗仙李白,而是忠义传家子孙兴旺的飞将军李广。王昌龄那首最著名的边塞诗,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个新兴民族对英雄的向往——以子孙的名义。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这样的盛唐之音里,走来了两个最优秀的子孙:李白和李世民。
      

天命无常,而有英雄李陵之悲剧,天道有常,而有人生大团圆。悲剧,考验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和强度,而大团圆,则检验一个民族的耐心和耐力。在民族大融合、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大团圆,“李陵胡”和“陇西李”在唐诗的江山破镜重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