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角处

付如初

读严平这本《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的感觉，跟几年前读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的感觉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首先是基于书的内容：严平作为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跟书中所写的人都有日常的接触，因而读她的书既可以发现第一手的新鲜史料，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人”的温度和歌哭，体会人性的微妙和复杂，不同于陈徒手那种学者的、理性的、由采访和史料得来的书。

另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则相对抽象一点：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文学和文坛的边缘化日甚一日，被广泛关注也往往和“争议”甚至“丑闻”相关，这种情况下，恐怕连“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都变得空洞乃至滑稽了，谁还关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话题呢？恐怕连书中有些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吧。

但事情也往往存在着另一面。我常想，如果话题或者问题也有生命，而社会空间和历史机缘决定一个问题是否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建国后的很多问题，比如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话题，关于知识分子和革命、和建设的关系问题，则一直还活着，尽管表面看上去只是活在读史者和修史者的笔下。无论如何，因为这些问题的生命力，才使得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书总是层出不穷，那段历史也才保持着常读常新的魅力。只是，在写作者避免表达失当的字斟句酌和煞费苦心中，读者需要机敏的眼睛和嗅觉。

书生做吏

《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这本书跟其他的书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它写到的八个人物，都或长或短地、或重或轻地执掌过文艺界的“权柄”。借用书中写到的夏衍的说法，就是“书生做吏”。

书中第一个写到的大名鼎鼎的周扬自不必说——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在文艺界位高权重，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曾经掌控和改变过很多人的命运，也因此备受争议。著名作家夏衍，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官至文化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其他几个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跟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关。被鲁迅高度评价的左翼作家沙汀，延安时期曾做过朱德私人秘书的何其芳，作者严平为之做秘书的陈荒煤，著名的出版人许觉民，都曾做过中国社会科院文学所的所长或副所长。而中国军旅文学的奠基人、新中国边疆文学的开拓者冯牧，则执掌过新中国的几个著名刊物《新观察》《文艺报》《中国作家》等。最后写到的人物巴金，在中国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而且因“文革”后写作《随想录》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新时期以后担任过中国作协主席。

在中国，“书生做吏”是一个有关历史和传统的大话题，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取仕机制就是“书生做吏”的制度保证。然而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却都绷着一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弦，于是“臣谏君从”的佳话就和“伴君如虎”的悲剧一起，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昭示书生为官的微妙。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关系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与新政权的关系，更是一个涉及革命与建设、传统和现代、个人与集体的复杂的现代话题。

书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周扬，称之为新中国以来最难书写的知识分子或许也不为过。尽管，如今关于周扬的书层出不穷，然而，严平书中说，周扬刚刚离世的时候，“对他的回忆和评说曾经一片沉寂”。他的反对者，乃至不原谅者和憎恨者自不必说，就连曾经和周扬有着亲密关系的，命运曾随着周扬的起伏而起伏的所谓铁定的“周扬派”，沙汀、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张光年等，都曾经一度陷入“我辈无文章”的状态。

五年后，张光年打破沉默，将《谈周扬》一文寄给陈荒煤听取意见的时候，陈在回信中说，谈周扬，“我觉得很难谈，因他对我，真正叫做‘领导’，只谈工作，从不谈心。”多年后，他和严平第一次谈周扬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并不了解他”。而林默涵在与李辉谈周扬的时候也说：“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不断被改造的时候，知识分子内部同时也发生着剧烈的纷争，起初只是观点之争，但慢慢就演变成了派别问题、立场问题。宗派和人事也是他们悲剧的重要成因。而这种宗派问题，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就种下了种子，跟鲁迅的关系也成了核心症结之一。正因为如此，当同一“派别”内部如此的“隔膜”和微妙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才显出历史的残忍和荒诞——知识分子对个性思考的永恒追求和现实中的同气相求之间，原本是两回事。

书中最令人深思的细节，是“文革”之后，劫后余生的周扬和陈荒煤，第一次见面，对各自在“文革”中的遭遇一言带过，主要还是在“谈工作”！

而这些工作无不和思想“解冻”有关，当然，也无不昭示着“解冻”的艰难——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关于《太阳和人》的争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会等等。尤其是最后一个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著名报告，再一次让周扬站在了风口浪尖，也终于让“周扬这杆大旗在批判中轰然倒下”。

据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的顾骧先生回忆，周扬曾对他说：他一生被打倒过三次。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反”鲁迅；第二次是“文革”十年间被毛主席多次公开批评；第三次则是1983年这次。而且，每一次都是被自己景仰的人所误会、所打倒。严平的书中写，周扬生前的最后这次检查，有领导希望他做到“三满意”：让批评他的人满意，让支持他的人满意，还要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满意……

借人观事，借传述史

因为是以人物小传的方式结构全书，又因为每个人物都在严平的笔下呈现了某种“新”的特质，因而，整本书牵涉的历史广度和历史纵深都让人惊喜——或许一本关于历史的好书，总是提示之功大于呈现之功，助推反思之功大于强化记忆之功。而同时，因为严平是女性，在关注“时代之大”和“人性之小”之间，又总是能兼顾人在特殊历史际遇中的“非常”和“平常”，兼顾历史理性和文学情感。当然，关注复杂历史人物和复杂历史问题所必须的分寸拿捏，也是严平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书中的夏衍和沙汀，是最“刷新”我阅读印记的人物，也是最让人感受历史之多面和反思之亟待深入的人物。尤其是夏衍，作者采用的是“一个人和一部电影史”的写法，人物性情和历史发展的交相呼应水乳交融，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文学史中，夏衍因为《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而广为人知，也因改编鲁迅的《祝福》和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备受关注，当然，他作为电影界的“老头子”被批判，也是文学史曾经提到的。

夏衍受“五四”运动启蒙而左倾，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提着脑袋入党，跟周恩来有着很深的理解和默契。建国后主管电影工作，在1959年为新中国电影创造了“一座光辉的艺术高峰”。那个时候，他显然无法预料，电影界将成为“文革”的重灾区，而他也将面临对手的批判和周扬的“抛弃”。

应该说，作为左翼作家，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是夏衍曾经留给读者的最直接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然而，在这本书中，严平写出了夏衍在这些之外的个性气质，一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书生意气。笔者称之为“五四气质”，而夏衍则自称为是“不察世风，不自量力”。

书中写他的“五四气质”“大到理论追求，小到个人生活习惯”。解放初期，他不习惯带警卫，不喜欢一起革命的老朋友称自己为部长、局长，更不喜欢貌似革命的无知做法。为了一部注定不能上映的电影《早春二月》，他亲自修改100多处。因为看出了周扬要“舍夏保陈”，他大骂周扬。他用三十万字的《懒寻旧梦录》“骂别人也骂自己”，而他不计前嫌参加何其芳的告别仪式、原谅曾经批斗自己的吉林省宣传部长等等，也未尝不是“五四气质”的表现。

之所以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气质，夏衍自己说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由主义”。也正因为这种气质、这种“痛快”的真性情，让严平在书写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伤感”，也让夏衍成为了“永远站着”活在她心中的人。当然，夏衍也由此打破了在读者心中的僵化的、抽象的形象，变得鲜活了起来。

另一个刷新阅读印记的是沙汀。沙汀是四川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国民党兵役制度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严平紧紧抓住他身上挥之难去的乡土情结和“一个革命者和一个作家的矛盾”，写这种矛盾曾经让他面临的几次选择，写不同的选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带给他的创作收获和几乎伴随了他一生的负疚心理。

延安时期，尽管有跟随贺龙上前线的荣耀，有“鲁艺”教员的光环，甚至有周扬和主席的关照，但他还是乐观不起来，他不适应，甚至失落。于是，仅仅一年后，他就提出要离开延安回家乡。书中说，“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像沙汀这样仅仅来了一年就回去的似乎太少了”。沙汀坐着敞篷车离开了，与他相反方向的是那些脚步匆匆的、“脸上掩盖不住兴奋神情”的男女青年——时代的面孔就这样在一个作家的选择中显示出了另外一面，同时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也由此在历史中站立起来。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又一次面临去不去延安的选择，他选择了留在家乡；1950年，四川解放之后，他面对三次调令的压力奉命到重庆任职。之后，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思想改造”。书中说，“1950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他是把作家放到前面，在那之后他把革命家放到前面了”。一个三十年代的老“左联”，终于还是补上了思想改造的这一课。

看得出来，在写沙汀的时候，严平和沙汀一样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在沙汀的“离去”和“归来”之间，始终隐藏着的是他的创作没有突破性进展的事实。他为之承受了一生对党的愧疚的文学追求，并未如他所愿。严平几乎是怀着巨大的善意和理解，书写沙汀的悲剧，书写以沙汀为代表的，以文学为志业而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就身不由己地在革命征途中不断游离又不断归来的一代人的悲剧，令人唏嘘慨叹。

王蒙在给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写的序言中说：“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但他同时也指出，陈徒手书写历史人物的时候怀着“极大的善意和敬意”，可能忽略或者隐藏了令人可畏的真实。

或许，这种“善意和敬意”是关注这段历史的写作者不约而同的道德选择。

温煦的人性细节

书中经意不经意写到的几个细节都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周扬儿子车祸去世，恨他的人幸灾乐祸地说：“那个理论家的作品完蛋了。”这种“毫不掩饰的快意和愤懑”，让严平“震动和悲哀”。第二个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文革”中被打瘸了一条腿的老人夏衍被邀在剧院看剧，一个年轻的锅炉工听说了，要冲出来“驱逐黑帮分子”。第三个是冯牧在被批斗得最酷烈的时候，被关在同一个屋子的郭小川，在对面的角落里一直对着他比划六个字，“活下去，要坚强”。第四个是许觉民，用画正字的方式忍耐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而等到终于平反之后，他又面对着“独坐斗室”的刻骨的孤独。书中写到，“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许觉民变成了一个观棋的老头儿，一个跟别人一样挤公交车的老头儿。

书中的许觉民是一个最让人心疼的角色，与“革命”的岁月相比，作者留给他的日常的笔墨较多。仿佛亲属、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最后都变成一种“结果”压在他一个人头上。尽管严平说这是许觉民热爱生活的表现，但读者的情感还是很容易陷入一种两难，庄子说的“寿则辱”之感也挥之难去——或许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太阳照常升起”之后，“人”的生活还是面临很多疑难。

巴金说：任何一个时代的开始都带有新旧之间的厮杀和镇痛，这不足为怪。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阻力，都要“面对无限光明的前途”。关于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书中出现过太多次，周扬、张光年、夏衍和陈荒煤，无不抱如此的态度。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文革”的苦难保持沉默，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或许是受了这些人物的精神感召，严平在书中体现的也是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隐忍和克制，甚至，在这样一本描写世事之酷烈和生存之屈辱的书里，都见不到丝毫战斗性的修辞。惟其如此，这些人性细节才如寒冬里的炉火，温煦而炫目。

《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中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的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会）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便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最大的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这是新中国解放前夕，中共党政机关在西柏坡庆祝的时候，毛主席对何其芳说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几乎成了何其芳一生的谶语，当然也未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谶语。

延安的中共干部，有一部分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斗争的老干部，有一部分则是1937年后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何其芳属于后者。在文学史上，他以创作了唯美的散文诗作《画梦录》留名，但在思想史上，他却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而被记忆和研究。

跟同去延安的沙汀、卞之琳不一样，何其芳在延安感到的只有欢欣鼓舞，见到毛主席之后也立刻让自己彻底变身为忠诚的战士。之后，他唯文艺政策的变化马首之瞻，冲在包括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夏衍等一系列批判斗争的第一线。“文革”中被批斗下放之后，他还是以绝对忠诚于毛主席的态度，专心养猪。到1977年写作绝笔《毛泽东之歌》的时候，他还在对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诚地自我检讨，真诚地讴歌。从《画梦录》到《毛泽东之歌》，何其芳内心走过来一条怎样的路，变成了一个谜。书中一方面在慨叹何其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人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也在写他的单纯和赤诚；一方面写他批斗时候的疾言厉色，另一方面也写他为官的厚德以人。

在文坛宗派情绪严重的情况下，曾有这样的说法：“一个诗人倒下去，一个官僚站起来”，然而，读了严平的书，总是禁不住对所有的评价和判断存疑。“问号”或许是他们永远的宿命。而且，随着历史主动和被动地逐渐远去，随着读者对历史的识别力逐渐降低，随着历史对现实的映照功能逐渐减弱，“问号”里面还要加上更多的含义。

《画梦录》中有一篇叫《梦后》，何其芳如此写道：“梦中无岁月。数十年的卿相，黄粱未熟……我尝窥觑，揣测许多热爱世界的人：他们心里也有时感到极端的寒冷吗？历史伸向无穷像根线，其间我们占有的是几乎无的一点吧：这看法是悲观的，但也许从之出发然后觉世上有可为的事吧。因为，以我的解释，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