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人格的复兴

刘刚2016-03-24 14:25

【走读江山】

刘刚

文艺复兴的运势

谈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要从东南一隅的海宁谈起?新文化运动起于北京,西学东渐成于上海,何以不从京、沪谈起?

在我看来,京、沪是文化的集散地,而非原产地,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样式,多半是天南地北的个体,从各地带到京、沪去赶集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在北京一吆喝,就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北京的好处是,作为京师之地,可以借得大一统的余力,登高一呼,天下响应。

但发起人陈、胡,一个是安庆人,一个是徽州人,两地合起来可称“安徽”人,以长江为纽带,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都在长江下游,不是京师播的种,却在京师之地结果。你还真别说,思想若要结个文化的果,还真的上京师。上海是个成长的地方,过分的多元化碰撞,也不利于果子成熟。陈、胡二人,起先都在上海碰撞过,没碰出个结果,后来,跑到北京去,才结了个果。

记得太史公这样说过:“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还真的说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天时、地利、人和。“东南”有“作事”的天时、地利,故宜于播种,而“收功实”——结果,却要往“西北”去,因为“西北”有大一统的人和,最后“收功实”,要靠人和。为了证明这一说法,太史公序《六国年表》中,举了好几个例子: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些话,都是从结果上来说的,指的都是西方,而起因却在东方,其因果,完全符合“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的原理,形成了中国历史“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

后来,王船山《读通鉴论》说“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虽以唐以后为凭,但还是在给太史公所言作注脚。有所不同的是,太史公说的是一种“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运势,而王船山则以国土规划和制度安排坐实言之。若谓“运势”,还有点玄。说得实际点,就是唐以后,历朝历代都奉行两个中心,政治中心在北方,亦即“立国于西北”,而经济中心在南方,也就是“植根本于东南”了。其得以坐实者,是因为有运河,唐居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就是通过运河实现的。此后,政治中心跟着运河走,向运河靠拢,有过几次转移,至元、明、清,以京杭大运河为枢纽,形成了北京、南京的格局,而经济中心的地位却从未改变,以至于民国时期发生了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出现了南北都城之争,几经反复之后,由南京而北京,当下又回到传统局面,且以上海取代南京作为“立国”的“根本”点。

这样就说越远了,我的本意是要问一问,当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否也要沿着“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前进?20世纪初的《新青年》,在南方小试牛刀,到了北京,就大刀阔斧,形成了新文化运动;还有井冈山上播的火种,一碰到西北风,燎原起来,从“直指武夷山下”变成“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从“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变成“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了。以此来看当代中国文艺复兴,那复兴的种子,应当还在南方。果不其然,来海宁一看,瞧那一隅之地,一方水土,竟然培育了那么多巨人!在此,我不一一列举,总之,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就播种了巨人的地方。

如今,巨人已逝,但留了种子,还在发芽,还要生长,我来此地,试取其中两粒:一粒是“文艺复兴的兵魂”蒋百里,前面专栏文章我已经谈到了;还有一粒便是“个体人格的史魂”王国维。或曰,何以不取诗人徐志摩?若“数风流人物”,他当然算一个,但我不取,何也?有诗为证:“自诩一片云,落地作水晶,人发琉璃彩,诗成易碎品。”此人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像个中西合璧的美少年,但正如王国维所言:可爱者不可信。徐是可爱者,却靠不住。他的诗靠不住,当年鲁迅以一首“我的可爱在山腰”跟他打油,一打他就跑了;他的美也靠不住,看似美轮美奂,实为琉璃的光彩,迷离而易碎,他的悲剧,正是他的人格造成的。他本是天上的一片云,那就让他待在天上好了,他不适合做种子,不宜在大地生长。

而王国维则不同,他是一粒个体人格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有点阳光就能生长。


个体人格的种子

文艺复兴,这题目实在太大,承诺这题目,是响应明末时期一位读书人的号召。

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知道,说者就是顾炎武。为什么要把文艺复兴与“天下兴亡”联在一起?顾炎武那时,明朝亡了,中国还在。代表中国的,已非王朝,而是文化。他在兴亡之际,觉醒了自我意识,以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唤醒了国人——“匹夫”的文化个体性。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匹夫”二字,就是“一个人”的意思,指个体。顾炎武呼唤“匹夫”奋起,以文化个体性担待“天下兴亡”,捍卫文化的江山。易代之际,更替之时,担待“天下兴亡”已非国体,而是个体。救亡,并非救王朝中国,而是救文化中国。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只此一问,就问出了王朝与文化中国的边界。

满清拿走了王朝江山,可他们拿不走汉语、汉字,拿不走汉人的“匹夫”之志——“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拿不走觉醒了的文化个体性,只要有人说汉语,写汉字,做汉人,谁能拿走我汉家天下?庙堂之高易主,还有江湖之远可去;大河上下换代,还有江南诗性不改;哪怕九州齐叩头,辫子满神州,不是还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数不清的出海口,让“匹夫”下南洋,走西洋,一展大航海的风流?“匹夫有责”啊,这是最后的斗争!在文化中国的底线,留住了文化的根,文明在抗战。

那时的救亡运动,不光在反清复明的江湖中,还埋伏在考据学的书斋里。为什么梁启超说“清初之学大”?大就大在做“天下兴亡”的学问,做救亡运动的学问,这样的学问,把江湖与书斋连成一体,一边考据经史,一边盘点江山,为复国做准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是这样的学问,以“匹夫”的姿态,将“天下兴亡”担待起来,突显其“自我与江山”。

兴亡之际,方生方死。方生者何?唯有自我!方死者何?是国将不国的一代王朝。以此而知“我的祖国”并非王朝,而是文化中国。王朝死了,“我的祖国”还活着,它与生俱来,与你同在。当其垂危,你要拼死捍卫,而有三百年后的兴亡之叹:“五十年来,只欠一死”!而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哪怕一死!这便是王国维、陈寅恪的天下兴亡感,他们欲以一死捍卫文化的江山。

1929年,中国精神的高岸轰然坍塌一隅。1月19日,梁任公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误标,死于手术台上。3月15日,任公之好友,南开新私学创始人,用一生来“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信守“立国自由民主,立人忠孝仁义”的严范孙先生,亦病逝于天津。随之而来的夏季,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在党国派来的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的演讲声中无疾而终了。

6月3日,是王国维绝命两周年纪念日,值此国学院谢幕时,清华师生请求为静安先生立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南,盖由王国维先生绝命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华当有一个正式的表态。碑之铭文,清华人敦请陈寅恪先生来作,寅恪先生椎心泣血,发为斯言: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日月出焉……斯言一出,正本清源,流言顿息,蜚语不起,非独为静安先生立一丰碑,实亦欲以静安先生,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一座文化个体性的丰碑。

静安先生临终前,留下绝命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和鲁迅,都预见了革命就要来临。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前者是文化革命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传奇。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没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召唤出来的却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们。

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王国维太单纯了,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革命,无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间生存。当即将来临的革命不能寄托他的文化理想时,他将怎样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如果他面对的革命,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毁灭其文化理想,你想想,他会怎样?

如他为救世而来,那么他可能像耶稣那样,在群众的欢呼中走上十字架,以一种广场式的献祭而死亡。如他此生为求真理而来,当他费尽心血求来的真理,却要毁灭他最心爱的理想时,你想想,他绝望之余还能怎样?惟有死亡!求真理者,不愿意死于群众,他愿意像真理一样,孤独而亡。

寅恪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所化越深越痛苦,静安先生痛苦之深,非以一死不能解脱,而寅恪先生,虽然同感其苦,却须不惧一死而担待着。他一肩担着自由思想,一肩担着独立精神,这样一副重担,他怎能放得下来?

一种文化理想,当其受难时,必有殉之者如静安先生,亦当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

庄子曰“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如果静安先生未于两年前死去,梁任公未于数月前死去,假如他们都活到了清华国学院解散,都活到了党化教育压顶之时,他们会生不如死。

记得梁任公在袁氏复辟帝制时曾说,哪怕四万万人都服从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对帝制!不为别的,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我们相信,他对国民党训政及其党化教育也会如是说。文艺复兴究竟要复兴什么?说到底,就是要复兴个体人格,王国维以其一死,完成了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