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梅/文

　对很多人来说，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些事件令人匪夷所思：美国接连发生种族冲突事件；一向被视为“模范少数民族”的华人也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司法对华裔警官梁彼德不公；誓言要用“猪血子弹”处决恐怖分子、言论粗俗刻薄且越来越“少儿不宜”的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强势崛起。

近日读雷颐先生的《巴黎的文化地图》颇受启发，联想近年来美国发生的社会文化事件，脑海浮现出一幅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地图，它是被问题的线条而非地域勾勒出来的。

“特朗普现象”

“特朗普现象”是当前美国最热门的话题。这位口无遮拦、政策激进、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在共和党初选中一路过关斩将，大幅领先共和党内其他参选人。共和党的核心圈子试图阻拦特朗普，他却在“超级星期二”中大获全胜，斩获了619张党内代表票，而目前排名第二的克鲁兹才获得394张党内代表票，远远落后特朗普。看来，共和党阻挡特朗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问鼎白宫的步伐似乎势不可挡。

导致特朗普崛起的因素是多重的，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民对美国政治的不满和焦虑

特朗普的言论着实令人震惊。他反移民、反穆斯林，誓言“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主张杀戮恐怖分子的家人；他赞赏一篇杜撰的故事——在菲律宾的士兵处决穆斯林前，把子弹上沾满猪血，以此侮辱了穆斯林；他说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死于谋杀；他把穿越边境的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主张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他激烈地呼吁采用酷刑。

特朗普的“猪血子弹”言论激起穆斯林团体的强烈反弹。美国与伊斯兰关系委员理事会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特朗普“越过了边界，从传播仇恨言论迈向煽动暴力”；教皇方济各公开批评特朗普针对穆斯林的言行“不是基督徒”所为；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称特朗普的“刺耳”的言论堪比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今年2月26日，《经济学人》刊发《炒了特朗普，捍卫共和党》一文，列举特朗普有三宗罪：政治不成熟、口无遮拦和缺少治理能力，认为一旦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将玷污林肯的共和党的声誉。“特朗普现象”也引起了共和党大佬的担忧，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称，特朗普是个“骗子”，集恐吓、贪婪、炫耀、仇视女性和荒谬于一身，压根儿就没有总统的涵养。他的国内政策主张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其外交政策会令整个世界更加不安全。“特朗普现象”引起一些美国人的担忧。共和党人担心他无法战胜可能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精英们则担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未来走向。特朗普反移民、反穆斯林的言论，被很多美国人视为美国的墨索里尼。

“特朗普现象”并非特例，在民主党阵营内，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74岁的桑德斯，也曾一度领先老牌政客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出生在来自东欧移民的犹太家庭，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贫民区长大，是美国任职最长的独立国会议员。他一贯以“布鲁克林的老犹太社会主义者”自居，年轻时狂热拥抱社会主义，积极投身民权运动。他曾参加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并亲耳聆听金牧师“我有一个梦”的演讲。桑德斯对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非常不满，主张向富人增税，实行全面医疗保险，重建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采取更积极的减排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桑德斯支持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反对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

不过，从美国的政治光谱来看，桑德斯偏左，特朗普居右，他们都不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因为各种极端倾向的流派在美国都不容易成气候。首先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在美国难以立足。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桑巴特曾是一位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该书的德文版出版于1906年，后被译成法、西、英、日及中文相继出版。桑巴特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毕竟是资本主义成功地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则是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被许多企业中广泛使用的计件工资制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所推动。

熊彼特后来发展了桑巴特的说法，他认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他们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雇主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特性决定了美国政治体制、文化和精神的多元。“合众为一”（源于拉丁文e　pluribus　unum，英文直译为Out　of　Many,　One）作为美国的国训，被印在美元钞票上和国徽的正面，意为：尽管美国社会成员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各异，但人们相互尊重，承认自由、民主、公民权利、政教分离、分权与制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治等美国人一致接受的基本原则，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它把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人凝聚在一起。

当然，在美国建国早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并未实现多元和宽容，印第安人被杀戮、驱赶，黑人饱受隔离和种族歧视，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和包括华工在内的有色人种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经历南北战争，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血与火的洗礼，当初被排斥在政治参与外的弱势群体，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和女性等，被逐渐纳入政治体制中。一代代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他们艰苦创业，推动美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特朗普的崛起和“桑德斯现象”反映出美国选民的愤怒和焦虑。桑德斯的选举前景从他宣布竞选时就不被看好，他所秉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受众很窄，真正支持他主张的选民少之又少。大部分把票投给桑德斯的选民并非支持他的政见，而是要表达对希拉里和她所代表的美国主流政治的不满。

导致特朗普崛起的因素是多重的，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民对美国政治的不满和焦虑。首先就是对“政治正确”的厌倦。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一词由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卡琳·迪克劳在1975年最早提出。她认为，虽然宪法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地位，但在语言上女性受到歧视和侵犯非常普遍，应该清除那些歧视性语言。卡琳的主张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响应，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民权观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在反省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从语言上消除歧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发展至今包含以下主要内涵：不得冒犯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不得冒犯不同宗教信仰或政见持有者；不得冒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

正是“政治正确”导致人们必须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保持高度的敏感性，禁止使用任何冒犯女性、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的言辞，这已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共人物，在私下可以畅所欲言，但在公开场合，自觉用“政治正确”来检视自己的言行。以至于美式英语中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政治正确”的词汇，如称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聋子为“听力受损的人”，第三人称单数时要用“他或她”，“胖子”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总之，“政治正确”在实践中有些矫枉过正了，如非洲中心论者认为，欧洲经典作品是罪恶之源，艾滋病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实验室里发明出来用来杀害黑人的，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等等。

其次是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Affirmative　Action)不满。“肯定性行动计划”以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于20世纪60年代颁布实行的一项补偿性计划，是美国政府为改善黑人、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　确保有关法律的贯彻实施,　并最终消除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这一计划开始于肯尼迪总统，全面实施是在约翰逊政府时期。1961年3月，肯尼迪总统发布第10925号行政命令，提出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合同的企业或商业机构，都要采取肯定性行动来保证申请人的就业和雇员在就业期间的待遇等，不因种族、信仰、肤色或原国籍而遭受歧视。

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1965年，约翰逊总统颁布第11246号行政命令，重申肯尼迪在1961年行政命令中有关肯定性行动的语句。“肯定性行动计划”最初的受益者主要是黑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创造性实践，肯定性行动计划覆盖的反歧视人群已扩展到种族、性别、祖籍国和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

“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促进少数族裔和女性在入学、就业、承包合同等方面功不可没，但美国社会对它存在与实施的必要性的争论从未间断过。反对派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破坏了美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精神和美国宪法、《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导致了对白人男性的逆向歧视。因此，通过诉讼挑战“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案子不断涌入各级法院，“巴基案”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对“肯定性行动计划”也颇有微词。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是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唯一的非洲裔大法官，他是“肯定性行动计划”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配额和特殊照顾政策是错误的，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类善意的区别对待政策等于给少数族裔、弱势群体贴上了次等公民的标签。托马斯大法官以亲身经历证明，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特殊政策，成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再次，是选民对金钱政治、政党恶斗的不满。自“水门事件”后，为限制政治黑金现象的蔓延，美国逐步制定了一些对政治捐款进行限制的法规。在此之前，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政治捐款总额不得超过12.32万美元。2012年美国大选时，亚拉巴马州商人麦卡琴向16位竞选联邦公职的候选人共捐款3.3万美元，并拟向另外12人分别捐款1776美元，但因相关联邦法律受阻。于是麦卡琴联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要求取消对政治捐款的限制。

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裁决，最终推翻了美国政治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书面裁决中，驳回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需要以政治捐款限额来抗击政治腐败的反对意见。罗伯茨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它当然也要保护政治竞选演讲，尽管民众反对。”他还表示，参与选举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权利，是美国民主政治中最为基本的权利。罗伯茨说，对捐款的限制并未阻止腐败，而是“被证明不正当地侵犯了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中最为基本的活动权利”。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表明，政治捐款总额限制不复存在，其结果是美国民主的天平向金钱倾斜。

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变得愈发微妙,传统政客们在利益集团政治和“金钱政治”的影响之下,将金主的利益置于选民的利益之上，用利益集团的诉求，绑架了底层民众的诉求。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经验，自费参选，这使得他在选民眼里有别于衣冠楚楚的政客。特朗普曾直言：“华尔街已经通过政治献金完全控制了杰布·布什、希拉里·克林顿和其他候选人，而我的竞选，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只对美国人民负责。”

特朗普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强硬的立场，也说出了部分选民想说而碍于"政治正确”不敢说的话。美国社会围绕非法移民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美国境内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此外，从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目前美国总共有4500万拉美裔人口，这个数字是20年前的两倍。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拉美裔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1.3亿。拉美裔现在还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但到2050年，全美三分之一的人口将是拉美裔，届时，他们将成为美国的绝对多数族裔。大量非法劳动力涌入拉低了传统服务业的薪资水平,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引发普通民众的不满。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则对主流文化的走向感到担忧。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发出如下警告：到20世纪中期，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社会，拥有将多种亚文化包含于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主流文化，以及根植于这一主流文化的共同政治信念。20世纪后期，发生了一些事态，如果继续下去，美国将可能成为盎格鲁-拉美社会。出现这一趋势，部分原因在于双语教育政策和“肯定性行动计划”。其背后的驱动力，来自拉美尤其是墨西哥移民。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部分是白人蓝领阶层，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他们是被民主共和两党遗忘、不被“政治正确”“肯定性行动计划”保护的一群人：民主党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共和党主张小政府，而在“政治正确”的准则下，“任何冒犯欧洲裔白人的言辞都可以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们的境遇每况愈下，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为自己发声。

美国社会政治学者查尔斯·莫雷在2012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五十年，1960-2010）一书中，对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鱼镇的婚姻、工作态度、个人诚信和信仰四个方面进行个案研究，进而对中下层白人进行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中下层白人的陷落在过去15年间加速了。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的经济政策项目“汉密尔顿计划”2015年发表的报告显示，抛开通胀等其他因素，在1990年至2013年间，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的中位数收入降低了20%，仅有高中文凭的美国男性中位数收入也降低了13%。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竞选问题研究专家凯尔·康迪克也表示，特朗普利用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政客精英阶层的不满，紧紧抓住了一点，即美国普通阶层并没有享受到整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

无论特朗普是否最终能够获得共和党提名问鼎白宫，但他掀起的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反映出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诉求。正如《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努南所言，特朗普代表了“不被保护者”力量的崛起。

“我不是查理”

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位于巴黎的总部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多名记者、漫画家，2名警察在内的12人死亡，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多国政要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对死难者表示哀悼。2015年1月11日，全法近370万人走上巴黎街头纪念系列恐怖袭击的死难者,60余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或国际组织领导人赶赴巴黎，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并肩参加游行。

美国对《查理周刊》遇袭事件的反应与欧洲不尽相同。袭击发生后，奥巴马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美国将与法国团结一致，并愿意为法国追捕袭击者提供帮助。然而，奥巴马却并未赶赴巴黎“团结集会”游行。当整个欧洲淹没在“我们都是查理，都是法国犹太人”的口号声中时，《纽约时报》决定不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画，《华盛顿邮报》、美联社，CNN和很多其他美国新闻机构也都采取了这一立场。此后，《纽约时报》刊发《我不是查理》的评论文章。

当整个欧洲淹没在“我们都是查理，都是法国犹太人”的口号声中时，《纽约时报》却刊发《我不是查理》的评论文章。

《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这样做并非是懦弱、毫无担当、缺乏责任感，而是源于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宗教文化。

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史教授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在他的新著中提出“宗教的美国，世俗的欧洲”。他对美国和法国的政教分离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兰西核心价值观，强行推行世俗化政策，结果并未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反而制造了新的敌人，如法国国民大学2004年通过的《头巾法案》，严禁在公共场合佩戴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宗教标志，包括基督教的大十字架、犹太教的小帽和穆斯林的头巾等。违反此法的学校可以开除。《头巾法案》引发穆斯林的强烈反对，针对此的抗议行动此起彼伏。与法国的情况不同，美国没有国教，但宗教的影响无所不在。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多数美国笃信上帝，多项统计和研究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如今有约30万座教堂、寺庙遍布美国城市和乡村，约1500多个宗教团体，大多数美国人的婚礼在教堂举行；美国有1200家宗教广播的电台、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

美国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即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一道隔离墙。不论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将一个宗教确立为国教，不得通过援助一种宗教或所有宗教的法律。但在实际生活中，政治与宗教从未分离。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按《圣经》宣誓，美元上印着“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在美国军队里有随军牧师、神甫，提供宗教服务；每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会议都以国会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在美国的医院、机场、监狱等公共场所，也有宗教人士和场所，提供宗教服务；美国的各种集会上都可以听到“上帝保佑美国”这一被誉为第二国歌的歌曲。

美国的宗教非常多元。美国移民国家的特质，决定了它在宗教上多元性。然而，宗教宽容和多元在美国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而漫长的过程。虽然清教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到北美，然而他们在新大陆建立起了组织严密的清教社会。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在英国被迫害的经历，转而对其他教派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在殖民地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移民们逐渐认识到和平来自宗教宽容。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宣布宗教自由的原则。这是北美殖民地第一部宗教自由法。1791年批准成效《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确立了信仰自由原则，不得强迫或影响某人违背本人意愿加入或不加入一个教会，或强迫他信或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

如今，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美国本土教会和教派、其他宗教及新兴宗教，构成了美国的宗教版图。约90%的美国人宣称笃信上帝，其中78%的人为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是美国的道德基础。正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所言，“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

《纽约时报》编辑迪恩·巴奎在做出不刊登争议漫画的决定前，咨询了多位资深编辑、报社国际部记者的意见。《纽约时报》的另一位编辑回忆道，这个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他必须要考虑《时报》读者的感情，尤其是穆斯林读者。对他们来说，对先知穆罕默德形象的描绘是亵渎之举，那些意在讽刺的描绘就更是如此了。他说，“我们有一个长久以来坚守的、且出于我们有益的准则，那就是，无端的侮辱和讽刺艺术之间是有界限的，大部分这些漫画都是无端的侮辱。”

在《查理周刊》遇袭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的文章，标题直言“我不是查理”。文章称，“现在，人们正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把查理周刊的记者们当作烈士来赞美，这么做倒也不无道理，不过，让我们正视这点吧：在过去20年里，如果他们尝试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发行他们的讽刺报刊的话，他们连30秒都撑不下去。学生和教师团队会指控他们散布仇恨言论。行政部门会切断他们的经济来源，把它们踹掉。”

多元、宽容、笃信上帝，是美国宗教文化的主要特征。从1585年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卡罗莱纳海岸附近的罗阿诺克岛建立起第一个定居点至今的430多年间，从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而移居北美，到北美独立战争、两次大觉醒、南北战争、进步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北美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宗教面貌也随之改变。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光环下，美国没有了《查理周刊》那样的杂志生存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多数美国人不认同《查理周刊》的做法，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美国从未有过这类讽刺宗教领袖或宗教信仰的杂志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