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视角】

近藤大介

每周二和周五早上,日本政府都会召开“内阁会议”，这是自首相安倍晋三以下的18位大臣都会悉数到场的国家最高决策会议。3月25日早上8点8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决定。那就是，从4月开始，将任命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为新任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这是时隔6年，首次从“China　School”中提拔干部担任驻华大使。所谓“China　School（知华派）”，指的是在日本外务省中有留学中国的经历，通晓中国问题的外交官的俗称。

一

2009年初秋时节，日本民主党推翻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权，成立了民主党政权。新任政权为了显示在外交领域“日本锐意革新”，于2010年7月，首次任命了一位民间人士出任驻华大使——前伊藤忠商事社长丹羽宇一郎。

伊藤忠商事与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以及丸红并称为“日本五大商社”。民主党政权认为，中国是约占日本贸易总额两成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如果由日本“商人”的代表出任驻华大使，中日之间的贸易一定会取得更加快速的发展。

当时,也有人议论“China　School（知华派）的弊病”。由于这些“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过于“深入狭隘”，反倒无法从全球视野出发开展国际外交，而且他们有时会站在中国的立场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因而遭到诟病。

2009年到2012年期间，我一直在北京工作，那个时候正好适逢民主党执掌日本政权。丹羽宇一郎作为新任驻华大使，敲锣打鼓地来到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

我们这些派驻北京的日本人，最开始对丹羽大使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在中国共有23000家左右日资企业，雇佣了约1000万名中国员工。对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中日两国企业而言，无论是商贸活动，还是雇佣关系当中，自然会发生摩擦和问题。与之前没有任何商贸经验的大使相比，我们期待丹羽新大使能够为扩大中日贸易提出新的方针政策。

而在日本国内，首次提拔民间人士出任仅次于驻美国大使的重要外交人物，使得丹羽新大使受到日本媒体的格外关注。据某家日本媒体的北京特派员透露，他听说丹羽新大使非常喜欢伊藤忠商事出资的连锁店吉野家的15元牛肉盖浇饭，而日本驻华大使馆附近有一家吉野家，因此他每天埋伏在这里，以为新大使会出现（结果一次都没出现！)。

但是，从结论来看，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情况非常悲观。由于钓鱼岛问题持续发酵，自2010年秋到2012年秋，中日两国爆发了两次激烈冲突。可以说2012年，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是两国关系最坏的一年。虽然这无法归咎于丹羽大使，却称得上是民主党外交的失败。因为民主党政权是外交国防问题的门外汉，而丹羽大使也是外交国防问题的门外汉。在这种不协调的体制下，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失败。最终，民主党政权甚至指控丹羽大使是“卖国贼”，于2012年秋天下达了卸任回国的命令。

二

那时新任命的驻华大使是西宫伸一，接到任命之后两天，西宫新大使在去外务省上班的路上倒下，因急症去世。由于大使的人事任命，都是“临时填补”的，所以在这种突发事件发生后，一时难以选拔出继任者。

结果，几经周折，同年的圣诞节当天，木寺昌人大使到任北京。木寺新大使曾担任过天皇的法语翻译，是一个“法国通”。但是接触中国事务比较少，仅在1992年出任过中国课首席事务官，协助开展过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相关活动。

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对木寺大使有微词的人比较少。据说在木寺大使上任之初，曾有一件这样的轶事：木寺大使在就任仪式的致辞上问大家：“我们长脑袋是为了干什么？”一般人都会回答：“用来思考的吧！”结果木寺新大使答道：“是为了低头鞠躬的！”他引用“成熟的稻穗低着头”这个谚语为例，教诲大家身为外交官绝不可傲慢。今年1月，我曾听说这样的消息：“由于木寺大使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于是他放手把工作交给下属完成。因此，大家都干劲十足，距离自己卸任回国的日期临近，提出延长在北京工作的外交官层出不穷。”

但是，从安倍首相官邸和从中方听到的话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安倍官邸的说法：“去年年底，木寺大使在新年假期暂时回国期间，与安倍首相进行了会谈，汇报中国的现状。木寺大使当时说：‘中国经济发展平稳。’安倍首相反驳道：‘日本经济之所以没有上涨，不少部分是受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两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下面是一位中国外交官的话。“我国的驻日大使程永华先生，担任驻日大使长达7年，至今仍在东京。当前中日关系面临重重困境，越是在关系紧张的时期，越需要了解日本问题的专家。正是基于这一考量，程永华大使一直待在日本。然而此刻，日本再次任命一名不懂中国问题的木寺大使来接替对外交和安保毫无经验的丹羽大使。由于对中国不太了解，这也让中方感觉日本似乎不尊重中国。”

就这样，时隔 6年，“China　School（知华派）”再次出任日本驻华大使。

三

作为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原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是一名在日本外务省享有“ChinaSchool最强王牌”之称的外交官。横井裕曾在北京大学留学，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担任参事官，随后回到日本外务省出任中国课课长，后来于2008　年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这一时期，与我派驻北京的时间重合。我当时经常去上海出差，当地日本人对横井总领事的评价很高。例如，当时中日贸易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位于上海的日本人学校已经处于井喷状态。尽管2006年，在旧有的上海日本人学校虹桥校区的基础上新建了浦东校区，然而两大校区只有小学6年和初中3　年的学制。因此，横井总领事提出在上海设立高中。

在全球共有88所日本人学校，但其中却没有1所高中。在日本，做事往往遵循前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遭到周围的强烈反对。但是横井总领事冲破了反对之声，在上海建立了全球第一所日本人就读的高中。由此，上海的日资企业当中，由于小孩初中毕业后要回国读高中，因此举家回国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工作的情况大大减少，这对于中日贸易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亲身体会过独自在中国工作的人，是不会明白“孤身赴任”的痛苦所在。据一家保险公司在北京透露，比起有家人陪伴的日本人，“孤身赴任”的人患神经衰弱的比例高达10倍左右。

横井总领事也是有关上海的中日关系史的专家。2010　年，我曾在调查上海191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的过程中，读到了一篇关于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在上海生活时期的论文，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横井总领事。

2010年夏天，横井由上海总领事调任北京日本大使馆首席公使，为丹羽大使提供辅佐支持。我与横井先生结识，就是在这一时期。

2009　年夏天，我开始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任职，起初我醉心于京剧艺术，2010年开始我又觉得“相声”很有意思，我不仅常去北京的相声馆，周末我还会往天津的“名流茶馆”跑。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附近，俗称“日本村”的地方聚集着很多被派驻到北京的日本人。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几乎没什么兴趣，所以没人愿意陪我一起去看。有一次，我跟一名中国日本商会干部提到没人愿意陪我去看相声，他向我透露：“马上要来北京出任驻华公使的横井先生可是一个中国文化迷！”因此，我试着邀请横井公使去看相声，结果对方一口答应：“好啊！”

于是某天晚上，我们相约去了三里屯的德云社看郭德纲的表演。横井公使一边吃着伴茶点心，一边咯咯地笑：“真逗！真逗！”回家的路上，横井公使说道：“要想了解中国，还是要多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啊！”

后来我们又相约去东四十条看昆剧（昆曲）《牡丹亭》。当天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昆曲和京剧的魅力所在。与日本人如此深入地探讨中国文化，这是我派驻到北京期间头一次。

当然，横井公使在北京期间，并非仅仅听听相声昆曲等。作为首席公使，横井先生忙着协助丹羽大使处理他所不熟悉的外交官工作。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日本本土遭遇了极大的危机。这一时期，横井公使采用了“转危为福”的外交策略，与中方交涉中国高层国家领导人赴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事宜。最后，在地震发生后一周的3月18日下午，胡锦涛主席亲自带领杨洁篪外交部长前来日本大使馆吊唁。自此，由于钓鱼岛问题而导致的从前一年开始恶化的中日关系，得到了快速恢复。

横井先生于同年秋天回国，担任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之后，于2013年8月赴安卡拉就任日本驻土耳其大使。

2012年底上任的安倍首相，2013年的时候，在国际上有3国领导者被称为他的“三位外国朋友”，分别是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尤其是土耳其，安倍首相2013年曾去访问过2次，而横井先生担任的就是该国大使。

横井先生在土耳其工作了两年半，作为一名日本外交官，他积累了“从西边俯瞰中国”的难得经验。日本位于中国东方，所以一般是从东边看位于本国西方的中国。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主要面向西边发展自己的国家。“从西边俯瞰中国”的经验，对于横井先生今后从事日本驻华大使的工作而言，当属宝贵的精神食粮。

中日关系受日本驻华大使影响的有很多。我派驻北京的三年期间，曾前往日本大使馆和大使官邸不下几十回，日本驻华大使不仅在当地日本人社会中是绝对性的存在，23000家中国的日资企业，也都受到大使言行的影响。

3月12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每年依照惯例进行的“有关外交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3.2%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这是自197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然而同时，73.3%的日本人回答：“日中关系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中日关系日益复杂化，很期待在横井新大使的带领下，能够迎来中日关系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