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文

一

1922年秋天，当许君远进入北大时，“五四”已在退潮，国文考试的作文题是《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很多中学生却不清楚“五四”代表什么？许多考生当作“五项”、“四项”高栏、低栏之类，作文得零分的考生很多。可见“五四”之影响并没有今天想像的那么大。“中学生猛然见到《新青年》、《新潮》，‘对于那上边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话，惊异得不知怎样才好；然而同时又觉得很舒服很凉爽。’”1925年5月5日发行的《学生杂志》，转引了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的这一段话。那年报考北大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录取 212人，废名、梁遇春、韩权华、夏涛声等都在里面。

许君远喜欢北大的自由空气，随心所欲的选课办法，尤其合乎他懒散的性情，“一经入了北大，对北大也就爱好起来。散漫，自由，朴素，北大的校风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我住椅子胡同第四寄宿舍，每天沿着北河沿走还几个来回。我像约翰生一样细数过皇城根的电杆，像王渔洋一样对着秋柳出过神。每当月色融融之夜，花阴寂寂之春，尤其按捺不住燃着烈火的心。北河沿原是一条填塞不流的废渠，它却给青年充满上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诗情。”

他虽未赶上“五四”好时光，也算是赶上了尾巴，那时，他还可以在林损的课堂上见识“骂人多于讲学”的风采，每当酒酣耳热，林教授把马褂脱下，挽起袖子大说某人的见解并不行，某人的学识浅陋，听者如坐戏馆听说书般，一点也不感觉厌倦。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上，批判时事也多于书本的正面发挥，当时正是直系军阀曹锟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峙之际，当他们听到鲁迅说古代门神从“神茶郁垒”不知何时换成了黑脸尉迟公和白脸秦琼，若干年后，说不定又被换成曹锟、张作霖了。教室里一片哄然。（《许君远文存》）

二

在北大的自由空气中，这一年，讲义风潮、索薪运动不断。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校长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践踏人权，不愿苟安在北京恶浊的政治空气中，随后发表《不合作的宣言》高调辞职。再次代校长的蒋梦麟7月16日在写给胡适的信里诉苦：“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饿教职员，三千的惹祸的学生，交了我手里，叫我什么办，我昨晚一夜睡不着觉。”当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

蒋梦麟在信中感叹：“不过实在穷死！我个人则穷而且忙！”（《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北大与北京其他国立院校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经费无着，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教职员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所以，他说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蒋梦麟《西潮 新潮》）自1921年以来，他们为讨薪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常有人被打伤。

这年6月12日高一涵教授给胡适的信说：“北京教育经费恐怕一时无着落，不知商务印书馆可否将我的《政治思想史》的版权税支付若干？你能代我交涉一下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25年6月17日顾颉刚房租到期，计无从出，写信向朋友求助：“北大两月以来，只发两成薪水，竭蹶万分。直到今日，罗掘俱穷。”8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再次说：“北大自端午节后尚未发过一文政费……至今日囊中干竭矣”。（《顾颉刚日记》第一卷）

1925年进北大教西洋史的李璜说，每月薪水二百八十元，只拿过两个月，到了后来，至多每月只领到五十六元。（《学钝室回忆录》节录本）周作人1926年3月29日日记记录，“下午往北大收二月份薪一成半”。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

这样一群一肚子墨水却连生计都无保障的教授在一起，难免生出事端来。李璜亲历那一时期北京的街头运动，参与其中的北大教授既有国、共、青党派背景的，也有无党无派的，他们之所以上街，“大半因段政府发不出薪水，生活艰难，心境恶劣，借此发泄闷气而已”。（《学钝室回忆录》节录本）

最高学府教师薪水无着，学生更易失去耐心，卷入到政治漩涡当中。思潮日趋激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蔡元培虽离开北大，但辞职未成，他一再嘱咐学生不要离开学生本位，1923年春天给北大学生信里恳切指出：“务望注意远大，善自抑制，专力为学术之预备，毋被卷入政治漩涡，以免旷时失学，而贻无穷之悔”。1925年5月13日，他给胡适回信，对于北大当确定方针，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他“极端赞同”。（《蔡元培书信集》上册）

三

蔡的告诫几乎无效。1923年1月18日，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决定“驱彭挽蔡”、“警告国会”，次日，北大等高校学生上千人齐集众议院，军警打伤三百多人，五十多人重伤。第二天北大学生干事会重组，《晨报》刊登的八个股负责人名单上，黄日葵、邓中夏、范体仁、何孟雄等人，都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北大学生干事会出版的《北大学生新闻》公开呼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胡适十年后做出一个判断，变化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之前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1923年以后是“集团主义（Cllectivism）时代”，“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胡适日记全编》）

这一转向有诸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政局不断变动，没有稳定的制度秩序；其二、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军费开支浩繁，顾不上教育经费，虽然教育费只占预算的3%，自1921年以后就常常拖欠；其三、苏俄的影响；其四、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政党在军阀争权的空间中争取各自的群众。

到1925年，《民铎》杂志甚至称学生为“丘九”，动不动就要闹事。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中说得很清楚。这是主张走温和改革路线的胡适不愿看到的，当他病休回到北大，要面对的就是北大教授内部的激烈冲撞。

四

北大虽是校长制，但一切设施实由评议会组成，所以评议会力量极大，每次改选，各教授无不极力竞争。（《晨报》1926年11月21日）评议会内此时明显出现了两种声音。

1925年3月14日，王九龄将出任临时执政府的教育总长，评议会讨论议决：“以本校名义反对之，如王来到任，本校即与教部脱离关系。”因事先没有声明开会事由，到会人数不过半，竟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胡适等教授质问蒋梦麟，提出抗议。4天后（3月18日）举行评议会和教务会议的谈话会，当场改为正式会，议决“以后进行由联席会议议决行之”。

因评议会有这样强硬的态度，这天上午，蒋梦麟到南池子见王九龄时直言相告，请其注意。王回答，自己原不想到任，只以某种原因，不能不到部一试。说话时神态颇为局促。蒋对人说，“我们今天对王有以前对付彭（允彝）的方法对之，即一面与教部脱离关系，一面仍以正当手段追索积欠经费，北大已决定奋斗到底，即不幸当局竟出以武力压迫，亦不畏惧。总之，宁为玉碎，勿为瓦全。”（1925年3月19日《申报》）

北大与教育部宣布脱离并不突然，早在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给北大教职员信中就曾提出：“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同日，他给北大学生会的信中也说：“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大学教授由本校聘请，与北京政府无直接关系，但使经费有着，尽可独立进行……考北大经费每年七十余万，北京政府之不足以言，既已彰著，鄙意宜别组董事会以维持而发展之”。在给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信中表示：“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后两信公开发表在8月号的《教育杂志》上，他的这一主张不是什么秘密。（《蔡元培书信集》上）商务印书馆几位年轻的编辑王伯祥、郑振铎、叶圣陶、顾颉刚在《晨报》副刊发表《我们对于北京国立学校南迁的主张》，主张北大等校南迁上海。

五

包括北大在内，当时北京教育界遇到的困境，就是政府拖欠经费，员工发不出薪水。王九龄“武装就职”不过一个月就辞职了，由司法总长章士钊兼任。5月15日，北大学生就到执政府请愿，要求免章。

8月18日，北大评议会以7票比6票宣告脱离教育部独立，“议决：以本会名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当时蒋梦麟不在，没有电告他，就令文牍课退回教育部公事三件。起因是章士钊解散女师大，极力主张者包括李煜瀛、马裕藻、朱希祖、沈尹默等6人，顾孟余支持。反对者为周鲠生、王世杰、高一涵等6人。评议会的分歧不仅是北大教授中不同意见的反应，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表现。顾颉刚后来（1927年6月9日）给罗家伦写信，说到马裕藻他们，自从占主任地位，一意培植自己势力，学业荒芜，在北大只担任一小时课，也只报告学校新闻，并不教书。“到现在，他们再没有维系人心的力量，不过握得几个主任，抢得评议会中若干议员，死不放松，以固其地位而已……凡异己者尽力抵排，必使体无完肤而后已。”（《顾颉刚书信集》卷一）

胡适、陈源、陶孟和、燕树棠、颜任光等五教授向评议会表示抗议，提出：一、这不是评议会权限内的事，二、使学校日日陷在政潮、学潮的旋涡中。8月20日，地质系教授李四光写信，认为他们的理由正大光明，表示赞同。8月21日，胡适、李四光、周鲠生、王世杰、高一涵、陈源、陶孟和、燕树棠、颜任光、丁燮林、陈翰笙、邓以蛰等17个教授发表宣言：

“我们认为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我们对于章士钊氏的许多守旧的主张是根本反对的，他的反对国语文学，他的反对新思潮，都可证明他在今日社会里是一个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他在总长任内的许多浮夸的政策与轻躁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应当反对。但我们主张，我们尽可用个人的资格或私人团体的资格去攻击他或反对他，不应该轻用学校机关的名义。就令学校机关万不能不有所表示，亦不当轻用妨害学校进行的手段，因为学校里大部分的教员学生究竟是做学问事业的。少数人的活动，如果牵动学校全体，便可以妨害多数人教学的机会，实际上便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叫嚣哄闹的风气造成之后，多数的教员、学生虽欲专心教学，也就不能了，所以我们主张：（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二）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

六

这是胡适一贯的想法，无论如何要在黑暗的北京城里，努力保存这个“力薄而希望大”的北大。（胡适之对学潮之谈话1921年7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胡适那时很想团结北大同事，提出“北大人”口号，就是标榜北大为全国学术的中心。（《学钝室回忆录》节录本）然而，北大的两派越来越难相容了，所谓浙派、皖派，或法德日派与英美派，夹在中间也不知所以。（《顾颉刚日记》第一卷）从1925年起，有个每月一次聚餐的驼群社，取任重致远之意，经常参加的沈家三兄弟、马叙伦三兄弟、朱希祖、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陈百年、徐旭生等，时有出入。这批人基本上属于浙派。

22日，蒋梦麟回京，23日在他毛家湾的家中开会决定26日开评议会和教务会议的联席会议。同一天，马裕藻、李煜瀛、周作人等17教授发表“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学公函”。26日，周作人、林损、刘文典等41个北大教员发出“反对章士钊的宣言”。在女师大风潮的背后，也可以看到马裕藻这批北大教授的身影，他们多在那里兼课，公开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就是几个人也都在反章宣言的名单上。1925年8月26日，顾颉刚给胡适信中说：“此次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心地均不坦白”。（《顾颉刚书信集》卷一）

联席会拖到28日才开，共24人出席，马裕藻等人坚持此会只是谈话会，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胡适等人让步，同意作为谈话会，但仍可投票表决，表决案采取建议书的形式，对学校无拘束力。这是一切会议惯例，马裕藻等坚持不认谈话会有表决权。胡适提出退席，李煜瀛承认可以用个人签名方式提建议。胡适向校长递交建议书，北大脱离教部事，得由校长酌量情形，停止执行。结果签名同意的12人，不签名的也是12人，王世杰提出对评议会的建议书，“评议会凡对于政治问题，以及其他与本校无直接关系之重大问题，倘有所议决，须经评议会之二度议决，或经由评议会与教务会议联席会议之复决，始能执行。”签名的22人，不签名的仅李煜瀛、顾孟余二人。次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

8月31日，评议会开会再决议继续脱离教育部，蒋梦麟表示为难，不能继续执行的苦衷，9月3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报告本校同人。教育部得到消息，即提出阁议不再给北大拨款，并拟通告银行界不向北大通融。教育部与北大的主要也就是经费关系。

七

北大向教育部独立，成为当时重大的新闻。《京报》9月6日报道，政府在发放一部分教育经费时，独北大不给。9月13日《申报》报道，李煜瀛在蒋梦麟面前说经费决无问题，因北大直接向财政部领款，已有成例，且财政部长李思浩对此不能不帮忙。即使领不到款，借款也可支持几个月，广州大学、中法大学应得余款尚有几十万可以暂时挪用，章士钊的教长生命又能苟延几个月呢？

此前，《晨报》9月8日就有报道，关于北大经费，教育部专门司司长刘百昭在北海遇到李思浩，问应付方法。李答：“停给北大经费，既经国务会议决定，余为国务员之一，当然遵照执行，外传余单独对北大付款一节，纯系揣测之词。拟即日登报声明。惟北大教授中多为旧好，极愿此事和平解决”。

蒋梦麟与章士钊私谊虽笃，也无从挽回，只好告诉收发课自9月1日起不收教育部文件。章士钊向国务院提出解散北大令，内阁当中司法总长杨庶堪、代理农商总长莫德惠反对。

北大开学在即，教育部停发经费，蒋梦麟连日奔走，只向一家银行借得四万元。9月8日先给各教职员发放薪俸一个月之六成五。《申报》记者问北大脱离教育部，对北大前途有妨碍否？蒋回答：“本校内部组织，甚形巩固，与教部脱离关系，前途决不发生问题。”（《申报》1925年9月11日）

胡适9月离开北大，10月提出辞职，就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所以，他曾自称北大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