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最好的作家走了

付如初2016-05-10 12:33

付如初 文

书与人的命运感

陈忠实先生因舌癌不治于2016年4月29日去世,农历三月二十三。在《白鹿原》中,他不止一次描写过农历四月前后白鹿原上的景象:“那是麦子扬花油菜干荚时节”,“大地呈现出类似孕妇临产前的神圣和安谧”。而巧合的是,他在小说的开篇不久,也曾把一次重要的死亡放在了春夏之交,即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的死。

此时的白嘉轩已经死了四个女人,他的父亲白秉德正在帮他张罗第五个。正在筹办的紧要关头,父亲突然暴死,害的是“瞎瞎病”(即绝症),原上最著名的医生冷先生也无力起死回生。因为父亲的死,白嘉轩不仅“头一回经见人的死亡过程”,还要开始执掌白家的未来。

如果说几个女人的死只是这个小说为阅读效果而先声夺人的话,那白嘉轩父亲的死才是这个小说真正的开头。一如陈忠实的离去,会开启《白鹿原》这个小说一个新的开始一样。这种新的开始,当然不是对《白鹿原》的评价会出现戏剧化逆转,而是说一部作品要脱离作家的影响力而独自面对进一步经典化的征程——对《白鹿原》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阐释,还可以很长很长。《白鹿原》是五十多岁的陈忠实用五年时间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它几乎第一时间就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通知。而且,从1993年出版,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及迄今为止几百万的销量看来,《白鹿原》已经经受了专家和普通读者、意识形态和艺术手法等诸种考验。甚至可以说,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因而戏剧性经历将注定与这部作品的价值认定无缘——如果说有戏剧性经历的话,那可能就是它先被列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名单,然后再修改,从而使它获得了历史性的转机。

众所周知,陕西文坛的另一部著名作品《平凡的世界》,迄今为止还走在“不确定”的路上,因而作家之死、出版波折、以及专家和普通读者评价的两极分化等等诸种因素就注定了它的戏剧性和话题性的命运。

有的时候,书与人一样,命运感挥之难去。

《白鹿原》好在哪儿?

《白鹿原》在坊间流传,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性描写”的尺度和频率;而在文学界,则因为它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企图记录历史、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史的蓬勃“野心”。从某种角度而言,近现代革命史是创作的雷区,如何认识革命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是关键性的问题。

《白鹿原》有一个题记,引用的是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陈忠实写这部作品,是以“时代的书记官”自我要求的。小说出版以后,评论界也给了它“民族史诗”和“农村画卷”的评价。并且,因为它在50万字的篇幅内,在白鹿原上的“仁义村”,浓缩了古代传说、儒家传统、宗法社会和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社会政治演变史和党派政治发展史,也使得白鹿原获得了文化地理学的地标价值。跟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也不断有评论从各种角度来阐释《白鹿原》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化标本价值。

此外,也有研究者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进行阐释,说它既有十七年期间(当代文学的一个划分时期,1949年至1966年,编者注)著名作品《红旗谱》里设置的“国”、“共”、“祠堂”、“富”、“贫”、“士”的传统模式要素,同时又有第一次写长征期间湘江之战兵败的“新历史小说”《灵旗》式的气韵。(详见许子东的相关论文)这个角度,实际上强调的还是它的历史认识功能。

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功能,其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甚至是中国文学挥之难去的使命。所谓“文以载道”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都是讲文学的这种功能和使命。而所谓“新历史小说”,更多的是历史观念的革新,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文学反思而进行的一种历史重述。具体来说,就是历史本身,从真实的对应物变成了一种叙事,叙事就会因立场和角度而变化,甚至有虚构。这种革命性的观念变革带来了随之很多改变,比如:集体主义退场个人主义抬头;阶级观念退场人性观念抬头;民族历史让位于家族历史;历史的必然让位于历史的偶然;精神和意志的决定性作用让位于欲望的驱动作用等等。

由此,当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除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

今天看来,《白鹿原》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写了党派政治的“翻鏊子”,以及个人在加入党派政治时的“抛铜元”这种挑战性的历史观念——这几部作品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内涵,对革命“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试探性反思也是所有这些作品的立意所在;而唯有《白鹿原》,写足了对革命“合情性”的认识,进而,它为儒家文化、并为这种文化所建构的乡土中国唱了一首深情的挽歌。

革命在打破旧世界的同时也打碎了人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依托和精神原乡,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这种摧毁之后的重建之艰难——甚至,几十年过去了,重建依然渐行渐远。因而,这首挽歌,既是历史认识上的,又是情感依托上的。尤其是后者,更体现了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可替代。

小说区别于历史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情感保存功能。它的历史理性有可能会过时,但它所记录和保存的人的情感,则会跨越时代和种族。“文学即人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而很多记录大时代的作品,挽歌品质几乎是决定其优劣高下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历史观最接近普世的历史观,而不是党派的和阶级的。

应当说,《白鹿原》当年之“石破天惊”,如今之不可替代,之畅销不衰,都跟它的挽歌品质密不可分。而且,这种挽歌,不仅伴随着对“革命”的反思,对时代发展进程中,传统伦理秩序和精神价值认识的困惑,也包含着对建设困局的思考——《白鹿原》的时间跨度很大,很多人物的命运都被写到了“文革”期间。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巨变日甚一日,甚至,青山绿水和乡愁,都变成了国家层面思虑的问题,更足见这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它的认识功能和阐释价值有时候会超出作者的历史认识和创作初衷,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所谓经典作品价值的阐释不尽,也是这个道理。


“性描写”和作品的命运

当然,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凡是历史观上有进步的文艺作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换句话说,“《白鹿原》是改出来的名著”这一点为很多人所知。

 

据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回忆,《白鹿原》当时的主要争议有三点:一、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模糊了地主和长工的阶级界限;二、书中有关革命历史和政治斗争的描写,有历史倾向性的问题;三、性描写的分寸把握欠妥,有些地方的性描写显然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

第一条,用阶级立场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曾经是文坛通行的标准,而且延续了很多年;当然,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它已经不足以构成诟病作品的根本性因素;而第二条和第三条,则稍有含糊,就会决定作品、甚至作家的命运走向。

君不见,同年出版的、陕西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废都》,就因为第三条,遭到了被禁的命运。有读者回忆,因为《废都》被禁,大家转而去读同样有性描写争议的《白鹿原》,一时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格局。16年后《废都》解禁时,贾平凹说《废都》带给他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一夜之间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动作家、颓废作家,帽子戴得特别大”。而1995年,著名作家莫言发表的《丰乳肥臀》,也是因为第二条和第三条而命途多舛,尽管也有徐怀中等老作家的力挺,但作家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陈忠实当时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然而作家的运气和作品的际遇有时候是千差万别的。他在散文《释疑者》中说:“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几年来我自信属于某种误读或误解,然而也没有超脱到不受困扰;我相信这种误读或误解终究会得到匡正解释的,只是没有料到会在一九九七年内发生,况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陈涌完成的。”

据《白鹿原》首版编辑何启治回忆,著名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家陈涌当时在茅盾文学奖评奖的会议上发表看法,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性描写也大体在文学允许的范围内。此后,就是作者和出版方做出了适当的修改。据陈忠实介绍,主要是“删去田小娥每次把黑娃拉上炕的动作、以及鹿子霖第二次和田发生性关系的部分,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也删掉了一些,总共两三千字。”

《白鹿原》出版那一年的故事

文学史研究界有一个观点,那就是1993年是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对后来文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也是后来看来很有意味的事件。

这一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出版,形成了著名的“陕军东征”文学现象,同时,因为几部作品都涉及性描写,也引发了文学作品写性对人性苏醒和个性解放到底有多大的功能、分寸把握的分界点在哪里等问题的讨论;这一年,余华的《活着》出版,并引发了有关先锋文学转型的讨论;这一年,王朔走红,并引发了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一年,顾城杀妻,有关“诗人之死”的话题也继海子1989年自杀后重回人们的视野。

联系所有这些文学现象,会发现一些有关文学的潮流性的东西。那个时候,全面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伴随而来的是理想主义的失落和商业化写作的勃兴,而价值观最激烈的冲突也往往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性描写”几乎是文学商业性倾向的首当其冲的选择。同时,读者对先锋小说从新奇到看不懂的抱怨;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寻到的都是民族劣根和国民性劣根等困境;新历史小说因改编影视而屡屡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以及整个社会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重新需求等等,也都是《白鹿原》应运而生的历史契机。同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人”的因素——陕西评论家群体,尤其是在京评论家群体的集体崛起,作为“乡党”的合力推介和助推,为陕西作家走向全国、走向领奖台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所有事情的历史契机其实都是事后总结的,置身其中的时候,谁也没有自信能够准确把握,尤其是质朴而谦虚的大作家。据陈忠实回忆,他当时不知道自己花费了五年光景搞出来的厚厚的一沓子是否能够得到出版社的认可,他甚至跟自己的乡下老婆说:成了,我带你们去西安过城里人的生活;不成,我跟你去养鸡。

而据当年去拿稿子的、我的同事洪清波回忆,陈忠实都是在他和高贤君上火车之前,才把稿子交给他们的,以免遭到路遥那种被当面退稿的尴尬。而多年之后,陈忠实告诉何启治:“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底下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柳青传统和陕西三剑客

陈忠实是农民出身的作家,一开始是业余写作,被作协发现后,纳入专业体制。比陈忠实小七岁的路遥在陕西文坛崭露头角,并以《人生》蜚声全国,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在1991年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之后,陈忠实说,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因为,当时已经写了近一百万字、在陕西被称为“小柳青”的他,一时间成了个“问路的”。不断有人到作协来,问:“路遥在哪儿?”于是,他下决心写《白鹿原》。

然而,谁都知道,只有决心并不能成就写作。写记录时代的长篇小说,除了决心,还要有才华、有毅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积累,有深入生活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那时候的陕西文坛,自柳青用14年的“田野实践”写出《创业史》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深入生活的、乡土文学的传统,也有一个圣徒般的对待文学的传统。路遥“文学苦行僧”式的成功,显然更加深了这个传统。当然,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在文坛上的赫赫影响力,既得益于这个传统,又充实了这个传统。因为他们,三秦大地的丰厚文脉在当代文学界得以传承。甚至有评论者说:陕北是路遥的,陕南是贾平凹的,而关中,是陈忠实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仔细思考这四位作家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恰恰建构了一部完整的20世纪中国历史。《白鹿原》是写辛亥革命后到建国前的历史,《创业史》是写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历史,而《平凡的世界》则是写“文革”结束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废都》则写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和现实。不知道这样的写作分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是相互之间自觉的优势互补还是无意的选择。总之,陕西作家能够在当代文坛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能够为当代文学提供如此丰厚的资源,跟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三位大作家的创作实实绩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白鹿原》,目前看来,它几乎已经成为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基本达成共识的最具影响力的标志,不折不扣的当代经典。


《白鹿原》手稿版的故事

我和陈忠实老师打交道,开始于《白鹿原》手稿的出版。

现在这个年代,在出版社做编辑,除了抓书的内容,也要想书的出版形式。自从看到我们出版社出过的《骆驼祥子》的手稿,还讲了关于寻找这个手稿的故事之后,我就在想,当代作家的哪一部作品,还有完整的手稿,还值得出手稿,还有故事可讲,出了之后还能够得到读者认可。这几个标准筛选下来,就是《白鹿原》了。

然而,虽然《白鹿原》的小说版权在我们社,但毕竟不是我直接联系,而且,作为出版社的年轻人,贸然与大作家联系,说自己尝试性的想法,还是心有怯怯。于是我找到了《教师报》的雷电,陈忠实老师多年的文友和助手。

得到雷老师支持之后,事情就顺利了。还记得我第一次给陈老师打电话的时候,他用永远不变的陕西腔给我讲了这个手稿的故事。他说,当年这个书获了茅盾文学奖之后,就有一个企业家找到他,要用一百万买这个手稿,他真是很动心、很犹豫。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百万是天文数字,但后来想想,还是婉拒了。一方面是怕不值那么多钱,卖给人家坑了人家;另一方面想,还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个念想。陈忠实去世后,很多文友回忆他更重情义不重钱的君子风范,回忆他讲义气重然诺的长者风范,我想,这也算是一个小的旁证。

对出手稿,陈老师当时说了两点担心:一、手稿上有修改痕迹,原样出版合适吗?二、读者会买吗?会不会让我赔钱?我说,出版手稿就是为了保留修改痕迹,供研究者进行版本研究和收藏者原样收藏;而限量编号出版,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压力;同时,这套手稿的出版,会创造当代作家第一次出手稿的出版记录,进一步推进《白鹿原》的经典化。于是,《白鹿原》手稿版在2013年面世,它和《白鹿原》的20周年纪念版,以及《白鹿原》的电影一起,一起见证了《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庆典。现在,没有几部书,值得为出版20周年做一个庆典。

之后,我又编辑出版了陈忠实的短经典《释疑者》,跟他的联系也多了一些。他不会发短信,每次我的信息,哪怕只是一句节日的问候,他也会很郑重地打电话回来,致以同样的问候——我联系过很多大作家,如陈忠实者,不多。

陈老师患病之后,我给他打过两次问候的电话,每次他都说:“好着哩好着哩。”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想起在做完《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庆典回宾馆的路上,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放松。我逗他,如果由他参演电影,他希望演哪个角色。他笑笑说:“我希望演鹿三。”

在《白鹿原》中,鹿三终于等到了儿子黑娃的浪子回头,白嘉轩和朱先生给田小娥造塔而不是立牌坊的举动,也彻底解了他杀人之后的心结,之后,他安然去世。陈忠实说:“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而同样的句式,也被陈忠实用在了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农耕文明价值根基的代表人物朱先生身上,他说:“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世界再无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