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西坡/文  5月25日，杨绛先生在105岁的高龄上去世。“我们仨”终于团聚，却不期出现一些嘈杂的争执。这与钱、杨夫妇的低调为人极不相称，却又是我们这个变乱时代的必然现象。

对杨绛本人来说，这些喧嚣早已与己无干。所以无论攻击还是辩驳，都是生者的事。讨论者的兴趣，除了来自发闲的时光，也因为这样的讨论关系着每个人生存其间的文化共同体。

杨绛去世，朋友圈刷屏。有人认为这种全民纪念的规格太高，于是故作惊人之语，对杨绛的人格、地位进行贬低。且不说遗嘱要求“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的杨绛，不可能在乎什么规格。即使名人有更高容忍批评的义务，也不管“死者为大”之类的说法，批评也要有起码的底线。

比如有人第一时间跳出来，在微博上信誓旦旦地指出“老太太一生最大的污点”，即所谓向领导告状。可马上有人指出，那只是一次版权纠纷。稍后几天，作为这桩公案消息源的徐晋如出来道歉，表示自己当初“偏听偏信，致令杨先生声名遭玷”。然而消息源都更正了，前头那位仁兄还没事人似的。

与上述这种有严重硬伤的指控不同，还有一些指责者要更聪明一些。他们指责杨绛只顾过自己的小日子，没有为社会进步“鼓与呼”。所以有人写文章说“我宁可纪念某某某，也不想纪念杨绛。”真是奇哉怪也，难道有人捏着他的手强迫他写纪念文章吗？

抛开不可理解的受害狂心理，其实这些人的真实想法是，杨绛得到的社会评价高过了她对社会的贡献。

“杨绛被捧得太高”本就是批评者自设的靶子。作为一个作家、翻译家，杨绛的历史地位应由文学史来书写。可是批评者在乎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朋友圈刷屏太密。在我看来，朋友圈刷屏对杨绛来说不是拔高，而是矮化。杨绛被矮化成了心灵鸡汤写手和传奇爱情的女主角，严重偏离了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可是我知道，你无法与世俗大众较真，被消费也是名人的一种义务。

至于社会进步，躲进小楼成一统固然是钱、杨夫妇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是不闻不问的。杨绛晚年代表钱钟书和他们的女儿，以扶贫为宗旨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陆续捐出一千多万元稿费和版税。这也是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

杨绛写《洗澡》、《干校六记》，以文学笔触从个体视角记录下知识分子改造和“文革”时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的历史，对于社会铭记曾经走过的弯路也是大有裨益的。用狭隘的功利主义方法来评判知识分子的价值，正是中国曾经走过的弯路。

以前逼迫脑力劳动者进行体力劳动，现在（试图）逼迫书斋型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君不见今天还有人撰文《杨绛先生的人民性修炼》，说劳动改造“增加了她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也增强了对劳动之美的认知。”仿佛劳动改造对知识分子是一笔馈赠而非苦难。

斯人已去，笑骂由人。但对文化有起码尊重的人，都不该再拿“种过几亩田”一类的幼稚问题质问一个知识分子。假使社会是一块田，我们也需要不同类型的种田人，丰富人的心灵不比填饱人的肚子更卑下。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