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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欧盟与待遇优越的欧盟公务员
2016-06-04 10:20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马俊杰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欧盟官员们,新一代的年轻公务员最主要的考量已经不是理想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的追求,而是更加物质,更加实际的工作机会。

经济观察报 马俊杰/文 如果各国政府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么可能除了官僚体系惯有的低效率之外,就是各种术语的滥用。在中文语境中,汉字之间的组合尚能让人们猜出个大概,而在一个有28个成员国,23种官方语言的“大政府”中,要想轻松理解和交流,绝非易事。对此驾轻就熟的,要数行内人“欧洲官员”(Eurocrats)。

近日笔者去“欧洲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一个欧洲研究专题年会,会议的工作语言是法语和英语,而实际上却不时听到德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与会者习以为常,并不觉的多语种灵活切换有什么不妥。会址在美国胡佛总统和比利时外交家埃美尔·佛兰魁(Emile Franc-qui)共同倡议修建的大学基金会(Fon-dation Universitaire),正好处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办公所在地边缘。附近的小公园和餐馆里,来来往往都是西装笔挺、套裙妖娆的欧盟官员。这片区域也是高端消费区,商业气息浓厚,熠熠生辉的橱窗里,选择十分多元。一个身居柏林的法国学者说,她印象中很少有新建筑的布鲁塞尔在欧盟总部定居此处后,变化一年一个样。与欧盟机构所在地两个街区之隔,是影星奥黛丽·赫本出生的公寓,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一点改变。欧盟街区“圈里圈外”,俨然两个世界。

作为一个对官僚体制深恶痛绝的中国人,很容易同情欧洲公民对欧盟官员(Eurocrats)的怨念:他们拿着全欧盟成员国纳税人的钱,居于庙堂之高,办公环境优越,出入豪华酒店,享受高额养老金和各类福利,搬家有安置费,子女教育有补贴,出差有差旅津贴,吃饭能报销,却在每天抱怨“工作繁忙、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把欧洲打理成现在这个危机重重四面楚歌的样子!这种抱怨确实不无道理。

欧盟的主要机构有七个,分别是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即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Par-liament,欧盟监督、咨询机构),欧盟委员会(Commission of European U-nion),欧洲法院,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审计院。通常,人们把执行行政职能的欧盟委员会工作人员称为欧盟官员(Eurocrats),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欧盟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根据欧盟委员会2013年公布的数据,这个机构拥有23,600多名官员和临时雇员,此外还有9,066名“外部员工”,也就是“合同工”。我读书的学校培养了180多个欧盟公务员,会期中的校友小聚上,学长们侃侃而谈,却都对欧盟官员的待遇讳莫如深。校友网络的主任曾经在欧洲议会任职,私下透露说这帮欧盟官员生活优越,工资水平高出欧盟成员国公务员很多,而且工作中还有很多“小把戏”。过去几年,欧盟债务危机导致各国公务员待遇下降,紧缩财政政策也没能提高就业率,这让各国对欧盟官员的待遇大为不满。一个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曾经这么评论欧盟官员:“一个有两个小孩的AD10级公务员(欧盟官员从AD5到AD16共分11级,一般而言,从最基层爬到最高层要有至少40年的工作经验)每个月可以拿回家8,810欧元(约合人民币64,000元),而他只需要交570欧元的税。此外,他不用为车子和生活用品交任何的增值税,而且只需要交工资的1.7%(差不多130欧元)就能享受好得不得了的医疗服务。”这让各成员国公务员眼红不已,也让人们对欧盟官员提出的“进一步扩大欧盟”的主张抱有深深的怀疑和敌意。

初夏的布鲁塞尔到晚上九点钟仍没有一点夜色的影子,一个在能源政策部门工作的学长和我在欧洲议会大厦附近散步,我问他身为欧盟公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与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们真正感到“欧洲”是一种国籍和身份,成员国的民族主义让他们恼火,跨国婚姻十分普遍,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多语种环境中成长,从小就培养起“欧洲人”的身份意识,而不是作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荷兰人”的后代。这些欧盟官员对各种批评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社会精英理应得到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并没有成员国公务员群体的忧虑,也不会在花钱的时候受限于政府财政压力而缩手缩脚。欧盟的预算在全欧洲GDP的1%左右,而欧盟官员们则觉得这还不够,起码翻上三四倍才妥当。

这种心态的确有些不负责任,但却很有代表性。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欧盟官员们,新一代的年轻公务员最主要的考量已经不是理想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的追求,而是更加物质,更加实际的工作机会。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大为异化的“欧盟”作为一个社会项目,可能已然成了一个商业模式成熟、获利颇丰而又无需承担责任的“生意”。而在我看来,同样的一套评价似乎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相比于行政预算占一国GDP比例更高、运作更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成员国政府,我们在首先承认其必要性的前提下,或许更应该关注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更应该将其作为提高国民幸福的工具善加利用。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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