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戏剧作品和文学自传
2016-06-07 14:07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耀杰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

张耀杰/文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杨绛女士,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消息传出,在网络虚拟世界引起众说纷纭的轩然大波,其最大争点,在于杨绛与先她去世的钱锺书先生的一世为人。

我个人一向不喜欢主动去结交名人大佬,在跟随田本相先生攻读戏剧学研究生期间,亲眼看到来自国内及境外的许多年轻学者在田先生带领下登门拜访曹禺老人,也一直没有开口提出此项要求。我与杨绛女士仅有的一点因缘,是一篇不太成熟的文章《当下文学与国际大奖——发现杨绛》,于2000年5月24日在祝晓风先生主持的《中华读书报》“瞭望周刊”公开发表,当时曾引起一些争议,并且被《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7期加以转载。为此,我鼓足勇气给杨绛女士写了一封要求访谈的书信。杨绛女士并没有直接回信,而是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男士,用很漂亮的毛笔小楷写了回信。信中表明杨绛老人不方便接待采访,随信还寄来出版不久的译著《斐德》。我希望能在本文中再讨论一下杨绛先生早年的戏剧作品和晚年的文学自传。

早年的戏剧作品

杨绛,本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父母籍贯是江苏无锡。父亲杨荫杭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法学专家,1910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回国,执教于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辛亥革命后曾历任浙江江苏高等审判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长和北京高等检察厅长。

1932年3月,在清华大学借读的杨绛与钱锺书一见钟情,两个人于1933年正式订婚。1935年,两个人于结婚后不久结伴前往英国和法国留学,从此终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我在《当下文学与国际大奖——发现杨绛》一文中曾写过:“世纪之交,刘再复以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道出了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中国文学的一种失落、一种尴尬。葛红兵在其哗众取宠的‘世纪哗变’中,也同样忘不了拿百年中国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席来大做文章。而在笔者看来,百年中国文学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缺席,主要不是因为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文本,不能够与国际水准相提并论;而是由于文本之外的种种原因。这种种原因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至今依然能够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操作。这一问题并不是笔者本文所要讨论的议题,此处不赘。笔者认为,就文本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至少可以推出鲁迅、路翎、穆旦、曹禺、杨绛、张爱玲、沈从文等诸多并不逊色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流的文学大家。仅就当下中国文学来说,如果非要推举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的话,当然是非杨绛莫属。不仅如此,杨绛还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创作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位。”

为了佐证上述观点,我先是介绍了杨绛已经被世人所遗忘的几部幽默戏剧:

创作于40年代上海沦陷区并引起全国性轰动效应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堪称是中国戏剧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戏剧中的并蒂奇葩。而存在于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连同《游戏人间》、《风絮》等戏剧作品当中的,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于本能人性当中势利与虚伪的阴暗基因的解构与解嘲;对于美好爱情与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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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剧作《称心如意》剧照

《称心如意》中的女学生李君玉,因父母双亡从北平来到上海投奔舅舅和舅老爷。舅妈们先是为能够抢到上一个不花钱的劳动力而你争我夺,接着又出于种种考量而把君玉推来推去。经过从大舅家到二舅家再到四舅家的反复转让,君玉最后被作为负担转嫁推卸给了积存有大笔财产却一毛不拔的孤老舅爷徐朗斋。不曾想,这位脾气古怪的孤老舅爷偏偏与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的君玉建立了隔代亲情,并决定让她继承整个家业。一直在觊觎舅老爷的大宗财产的娘舅姨妈们出于嫉恨,又开始狼狈为奸陷害君玉,结果只能是再一次弄巧成拙、弄真成假,从而玉成了君玉与男友陈彬如的美满婚姻。

同样是表现中国传统的家族农耕及官权专制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进化转型过程中的弄巧成拙、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在《称心如意》的连环套式的戏剧结构之外另创一格,于一个家庭两种境遇的鲜明对比中,写尽了现实社会中反人性、非人化的虚伪势利。剧中的破落子弟周大璋,冒充富家公子博得地产商张祥甫太太的喜欢,进而捕获了张家小姐婉如的芳心。他企图通过与张家联姻而跻身于上流社会,却遭到男权家长张祥甫的极力反对。寄居在三叔张祥甫家里的商店女店员张燕华,出于对堂妹婉如的嫉妒和对于冒充富家公子的周大璋的“爱慕”,不惜背叛挚爱自己的男友冯光祖,向周大璋谎称自己也有大笔财产要去继承。正为张祥甫的反对阻挠而灰心失望的周大璋信以为真,与张燕华闪电式旅行结婚共度蜜月。直到最后真相大白,一对弄巧成拙、弄真成假的新婚男女,才发现相互之间一个没有家业、一个没有嫁妆的“彼此彼此”。好在两个人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在失败中表现出了对于喜剧性结果的承认与担当。

杨绛在《〈喜剧两种〉一九八一年版后记》中,对于自己早年曾经轰动一时的戏剧作品解释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从整个现代戏剧史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最高水准的,并不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夏衍、田汉等人的相关作品,而恰恰是李健吾、杨绛、张爱玲、黄佐临、丹妮、于伶等人,在上海孤岛所创造的短暂辉煌。

晚年的文学自传

为了证明杨绛的文学创作生命力的持久顽强,我在《当下文学与国际大奖——发现杨绛》一文中,还谈到她在1949年之后所写作的一系列自传体小说及散文。

当年身为“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的杨绛,在本能人性的局限与残缺当中所发现与升华出的人性美好,之后却遭遇到否定与扼杀。她所得到的只有赤裸裸地被当众施以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的异化之人权和非人之人格。关于这一点,她在长篇小说《洗澡》的前言中介绍说:“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比之于《洗澡》,杨绛先后写作出版的自传性文本《干校六记》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更加具有写实兼写意的文本价值。

在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当中,杨绛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遭受的赤裸裸的精神强暴和灵魂虐杀,一时间达到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极限境地。杨绛先是被“揪出来”挂牌认罪扫厕所;接着是挨打受罚剃“阴阳头”;再接着是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后来干脆下放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再教育。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所换来的最终结果,却是认同并坚守着本能人性的杨绛,针对全盘落空与彻底失败的改造者举重若轻的幽默嘲笑:

“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在杨绛的“好个新奇的世界”里,有乐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护着我”的“大娘”,有与作者“颠倒过来”的小刘,有“到厕所来的”善良者,有发还译稿的“学习组长”,有“难而又难的难友”,有“披着狼皮的羊”……把这一切粘合起来的,是原本擅长于在人性的残缺中发现并升华美好人性的杨绛,在重新获得写作自由与幽默心态的后文革时期的从容与坚守:“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我个人认为,出自杨绛笔下的这种真正达成了“存在还原”的本体论价值的写实与写意,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最具先锋意识的经典文本。只可惜,我当年对于杨绛女士的文学创作的这种文本发现,并没有引起相应关注;即使在当年的《中华读书报》的读者群里面,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尽管如此,杨绛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必将穿透历史并留传后世。

文坛是非多

我一直喜欢杨绛温暖透明的幽默文字,却有点儿排斥钱锺书先生引经据典和隐晦。直到2004年,在谢泳的《杂书过眼录》中意外读到《“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一文,从其中所披露的一份前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呈送中央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中,才找到了一点儿对钱锺书的温情理解。

巫宁坤先生也曾在《一滴泪》中回忆,他当年被调到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有一次奉命翻译朱德元帅词不达意的一篇翻译稿,一时恼火就脱口而出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办啊?”素以言辞锋利著称的钱锺书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又把一个食指放在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

1949年之后的钱锺书,已经是很内敛很被动的了,无论是50年代初的进入毛选英译委员会,还是80年代的出任中国社会科学的挂名副院长,都不是他自己积极进取、主动要求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几乎超越了整整一代的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第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脑袋整明白,然后才谈得上公共发言、公共参与之类的责任担当。与当年一次又一次出风头、争上游,后来却未得善终的诸多文坛名流相比较,像钱锺书、杨绛、巫宁坤、李健吾这样真正认真学习过欧美先进文化并且不肯随波逐流的知识人,才真正算是尽到了最低限度的大事不糊涂的职业本分。与钱锺书、杨绛同一时代并且在垂老之年放出异彩的,只有一位周有光先生。很多人认为,与周有光相比杨绛的公共发言太少了。可反过来说,没人有权力让一位十七年来孤身一人的百岁老人做出她不想要的发言。我们能做的,是对她永远的沉默表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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