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者杨绛

付如初2016-06-07 15:07

付如初/文

“死而不亡者寿”

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去世,作为她的读者,在哀悼惋惜的同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本科普图书的开头。这本书曾获世界最著名的科普图书大奖安万特奖,书名叫《万物简史》。它的开篇即说:“欢迎,欢迎。恭喜,恭喜。我很高兴,你居然成功了。我知道,来到这个世界很不容易。事实上,我认为比你知道的还要难一些。”

这个“欢迎”和“恭喜”是对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生命说的,因为天地万物、微观宏观、父母祖宗等等多种因素,共同赋予了“你”一连串“极不寻常的好运气”,才使得“你成为了你”,倘若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出了问题——这样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独一无二的“你”都有可能会变成海象、藻类或者尘埃一样的物质。

杨先生自然也是这种“好运气”的受益者,而且,她105岁的生命长度,更堪当历史和社会意义上的“好运气”的受益者。只需要想一想她这一生中,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跌宕起伏,想一想在“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大环境中个体生命的飘零和脆弱,就能体会她活下来本身所包含的能量和力量(更何况她还留下了很多历史的实证呢,比如《我的姑母杨荫榆》中那个被鲁迅“骂”得体无完肤的北师大女校长等等)。无论她留学海外、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是经历建国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甚至亲人的病与死等等,每一次考验和每一个打击,都有可能破坏“使她成为她”的“好运气”——君不见,百余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多少读书人带着未竟的家国情怀,因各种原因而命断中途、学断中途。

从这个角度说,她和钱锺书先生都是“幸运者”。所以,当众多读者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之暮年忧伤哀痛,甚至很多媒体和评论不惜为此过于煽情的时候,理智还是应该适时出现:钱先生以88岁高龄去世,他们的女儿以近60岁的年龄因病痛去世,已算是非常中的正常。而且,他们尤其“幸运”,因为杨先生92岁高龄笔力犹健,用《我们仨》那般洗尽铅华的文字镇定淡然地“打扫”亲人离去之后的“现场”,让他们仨的故事走出家庭,走出学界和史界,走进普通人的心里。

本雅明说:“随着每一次死亡,社会自己也死去了一小部分”,而文化和文脉的传承,甚至某一种传奇的谱写和延续,无不首先因为生命得以保全。当然,只有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要有“双倍的运气”,即“有独一无二的欣赏生命存在的能力”(《万物简史》)。因为具有这种精神活动的能力,并且能把精神活动贯穿始终,才能达到《道德经》中所说的境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杨绛的精神之所

书和文学显然是杨先生的精神之所。她曾说,三天不读书就会很难过,一周不读书就感觉白活了。而创作上,她从清华求学时期就开始尝试写作,抗战期间以剧本《称心如意》成名。这个剧本是黄佐临导演的,也是她第一次使用“杨绛”这个笔名。后来,她又写了《弄假成真》。在抗战的硝烟中,在充满了铁与火、血与泪的抗战文学中,杨绛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她也写愁苦,但在愁苦中又总是充满欢笑;她也反映“大时代”,但切入点又从来都是来自爱情和人际的“小愁绪”。可以说,这样的创作立场几乎贯穿了她全部的创作。

从1949年到1976年,近三十年间,杨绛几乎没有进行创作,只做翻译。当年被邓小平当作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被读者广为称颂的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还有西班牙小说《小癞子》,还有译笔受到傅雷赞赏的法国文学作品《吉尔·布拉斯》等都出自此时。

“文革”结束后,六十多岁的杨绛重新拿起笔,并且佳作迭出。代表杨绛创作高峰、也是当代文学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干校六记》《丙午丁未纪事》《洗澡》,都是在这个阶段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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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   作者: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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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作者:杨绛


当时的文坛,以血泪控诉风格为主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盛行,文学在如泣如诉,甚至疾言厉色中,试图帮冤假错案寻找责任人,帮百姓寻找抚慰者。如今看来,那时候的文学,充当的是情绪的喷火口,政治的解压阀,因而大多都是感性丰沛理性不足。即便是巴金的《随想录》,也没有挣脱“左翼文学”重情感喷发、轻历史理性的创作风格。

“左翼文学”,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解放区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散文这种距离个人心志比较近的文体,影响可能更甚于小说,从遣词造句到行文风格再到卒章显志等等,几乎是覆盖性的。很少有作家能够游离于此,尤其是将文学创作延续到建国后的作家。杨绛,显然是游离者之一,也正因为这一点,她的散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也能够代表大陆散文和台湾散文相媲美。

《干校六记》等一系列作品,显示的还是独特的精神气质。如今看来,她下笔隐忍克制,辞约旨丰,大致算是在“战斗风格”、“穷愁风格”和“闲适风格”之外开创了第四种风格,即“隐忍者的风格”。她总是在大时代的轰轰烈烈、吵吵嚷嚷中,追求一种独居冥想的、隐退的思想生活,借此既能够体会患难赋予人的智慧,同时,也未尝不是对限制这种生活的外在势力的一种反叛。

她的文章中没有任何战斗性的修辞,甚至连抱怨性或者委屈性的修辞都没有,她只是用细节,用自己和钱锺书的相聚分离,含蓄而深刻地体悟时代。比如,在《干校六记》的一节《下放记别》中,她写到,只剩几天就是钱锺书六十岁的生日,但下放的消息已至,等不及了。两个人于是到小吃店吃饭,“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只这一句,道尽了“人”的愁苦酸辛,也道尽了时代之畸形和残酷。比如,在《误传记妄》中,她写到,钱锺书曾得到可以作为“老弱病残”先期回京的消息,但最后名单上又没有,于是她背诵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的诗句:“赦书一日行千里……州家申名使家抑。”甚至写到女婿得一“文革”中的自杀身亡,她都极为克制,只写了一些这个年轻人认真而厚道的小事。

联想到他们的年龄,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再联想到他们夫妇二人在建国前决定留在故国的选择,不免更令人感慨遥深。杨绛在散文《怀念陈衡哲》里面写,他们夫妇曾在“莎菲女士”陈衡哲家中与胡适见过,并在有条件了解国际动态的前提下,思量过知识分子在未来的命运。我想,他们也一定权衡过个人在未来的种种可能。但从古至今,知识分子对现实和历史估量总是不能恰如其分,不然也不会有韩愈的著名诗句:“报国心皎洁,念之涕汍澜”的悲苦了。

直接写“文革”期间经历的《丙午丁未年纪事》,因为遭遇更为极端,她的文笔也更浓烈了一些。比如写到自己被批斗,她就模仿《堂吉诃德》里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比如她写到自己被剃阴阳头,打扫厕所,“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但仍感觉“问心无愧”,“我自巍然不动”。她不动声色地嘲笑了所有的凌辱。

细读杨绛这些散文,会忍不住为她描写苦难和受辱时候的节制而动容,从而钦佩她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女性,柔弱而强韧的生命力背后那种由旁观、自嘲、理性和乐观构成的智慧与人格。当然,更敬佩她埋藏在逆来顺受之下的骄傲和自尊,埋藏在淡泊笔触下的讽刺和机锋。她从未妥协,她的对抗都在心里。她在《我们仨》中说,经历过“触及灵魂的改造”之后,她见识了众生百相,但自己却几乎什么都没变,唯一的变化是“从此不怕鬼了”。

鲁迅曾说:“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然而,杨绛记性不坏,她只是用知识形成的人格,用文化养成的骨气,甚至是用家庭搭建的象牙塔,找到了“欣然活着”的支撑。她推重杜甫的诗,或许杜甫在饱经离乱之时为人的“担荷”精神,为文的沉郁顿挫,以及“思不出其位”的家国之忧都是个中原因。而杨绛堪比杜诗“修史”之功能的长篇小说《洗澡》则集中体现了以上种种。

《洗澡》:建国后历史的一种写法

这是杨绛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也能在中短篇小说《小阳春》《“大笑话”》中找到影子。小说以建国前的“北平国学专修社”、后来的“文学研究社”为中心,写集中在这里的三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代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包括丁宝桂、余楠、施妮娜等;一代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彦成、杜丽琳夫妇和朱千里、傅今;一代是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包括罗厚、陈善保、姜敏。而全书的主人公姚宓,则似乎难以归类。她家道中落,婚姻也泡汤了,但她以书为伴、安静沉稳、独立而富有主见。和有妇之夫许彦成知音流水般的恋爱,也显示了她的不同流俗。

按杨绛在1987年初版时候写的前言里面说的:小说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叫“三反”,又叫“脱裤子,割尾巴”,但知识分子耳朵比较娇嫩,听不惯“脱裤子”,于是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说的“洗脑筋”。怎么洗呢?大概是“人人过关”,过不过关,由群众说了算。小说借丁宝桂之口说:“你要是打点儿偏手,群众会说你不老实,狡猾,很不够。你要是一口气说尽了,群众再挤你,你添不出货了”,个中分寸很难把握。而留法归来的朱千里觉得,“革命群众比自己的老婆更难对付。他私赚了稿费,十次里八次总能瞒过。革命群众却像千只眼,什么都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