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江山】

刘刚

东方人之初

七千年前的东西方，以河姆渡人和苏美尔人为代表，呈现了文明的两个原型，若谓河姆渡文明代表了神创目的论的初级阶段，那么苏美尔文明则开启了“智慧出，有大伪”的进程。

较之，河姆渡文明更近于伊甸园的原貌，苏美尔文明显然沿着失乐园的方向前进，当河姆渡人向着万物实现其万物之灵的自然权利时，苏美尔人已开始在人与人之间要求政治权利了。这两个文明，一个还在顺因自然中尽其人的使命，另一个早已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了。

河姆渡人生活电脑复原图

两河流域石刻残片

人与人的斗争，是文明的催化剂，催着文明速生，其极端形态，便是战争。战争，或加速文明的进程，或使文明的进程逆转，总让野蛮充当斩杀文明的刽子手。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就能宣判一个文明的生死，虽说文明统治野蛮属于历史的进程，但野蛮战胜文明，也是常有的事情。

当苏美尔文明倒下时，近东地区，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出现了文明倒挂，也就是说，苏美尔王朝的替代者，虽然攫取了苏美尔文明为之所用，但要达到苏美尔人的文明高度尚需时日，还有一些用不了的，或者不适用的，就都毁灭了，或遗失了，恰如罗马之于希腊，日耳曼人之于罗马。

显然，河姆渡人的文明进程要从容得多，他们似乎没有高速成长的压力，当然也就没有高速成长中出现的文明不适和人性烦恼，但其视野足够开阔，手艺也相当巧妙，不光能用石锛刳木为舟，更以河流为纽带，连山通海，还以木作的营造法式，将“构木为巢”的山居原理，沿用于河、海平原，造就了最早的干栏式建筑，作为“人是万物尺度”和“万物之灵”的标志，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

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从自然循环中独立出来，自己安身立命，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从此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如果说自然界还是神创的，那么这个人类可以定居的新世界则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由定居而有城市，成为了文明的标志。

在城市文明里，会出现人口问题，一个城市兴起，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打底子，人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河姆渡人还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虽然开始了定居，但他们并未固定于某一个地点而安土重迁，他们的世界不大不小，有山有海有河流，海是东海，江是姚江，以杭州湾为出海口，还有山呢？《山海经》里说“东方有山曰句余”，那“句余山”，便是河姆渡人的根据地及其文明的源头。

河姆渡人也有玉，从出土情况来看，都是一些小件饰物，如玉玦、玉璜、玉石管、玉石珠等，远不如后来的良渚人有那么成套系列化和制度化的玉文明体系，它们只有一点萌芽，还不及同一时期北方的红山玉文化，遑论良渚玉文化了。从地缘关系来看，有人想当然的认为，良渚玉文化应该是从河姆渡人那里发展而来的，但实际上，良渚人是从与河姆渡人并行的马家浜文化的另一路走来。

良渚人走向多玉，从玉文化里确立了礼制文明的根柢，正如良渚人有一个玉器时代，河姆渡人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骨器时代。如果说良渚人用玉器做了神权和王权萌芽的标志，那么河姆渡人则用骨器证明了他们是万物之灵和天之骄子。试想一下，能用动物的骨头开辟一个骨器时代，肉食的猎取应该多么丰富！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大约七千年前的舌尖上的河姆渡，他们自有一本《山海经》食谱。

他们的食物，从飞禽到家禽，从走兽到家畜，从花果到饭稻，从山珍到海味……我们从遗址博物馆的骨物遗存里，就可以看到河姆渡人是海、陆、空通吃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都在他们的舌尖范围。他们从山吃到海，一路吃下来，吃出个他们自己的《山海经》世界。

当我们从博物馆的陈列里，第一次看到骨哨和骨笛时，骨子里便凛然一惊，这从骨头里吹响哨、笛的河姆渡人该是怎样的万物之灵？如果他吹响的是百兽之王老虎的骨头，所有的动物，岂不都要战战兢兢？如果他在海洋吹响了鲨鱼的骨头，还将鲨鱼的骨头做成鱼鳔，岂不要主宰大海的自由？

我们还不太清楚河姆渡人的骨哨和骨笛究竟用来做什么，不过，可以大致这样猜测：对于自身而言，当然是自由人的自娱自乐，有如乐器之于今日音乐爱好者；对于自然而言，则发出万物之灵的宣言，宣告了人的灵性为超越自然，人作为万物尺度就在这穿云裂石透彻骨髓的一吹里出现。

也许，河姆渡人就用不同的兽骨、鱼骨、鸟骨做成不同的骨笛、骨哨，来跟相应的动物打交道，如果他们用骨哨来狩猎，你想想吧，当几十只骨头哨子，远远近近，此起彼伏，吹向猎物时，猎物听到从自己骨头里发出来的致命的声音能不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而骨笛，则可能相反，或用于人与动物的联欢，人类驯养动物，非以恐惧手段，而是用了天放的情感，发出爱的呼唤，从而产生依恋……

与同一时期中国北方的仰韶文化相比，河姆渡人显然更懂得音乐，除了骨哨、骨笛，还有陶埙，而仰韶人则擅长绘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宇宙意识表现在彩陶里，其纹饰与苏美尔文化相似。

音乐属灵，表达天命，河姆渡人以音乐通天人之际，使万物一体，而苏美尔人，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文字。两种文明，各行其道，一行音乐道，宜于表达人类的统一性原理；一行文字道，形成文明的阶梯，造就等级制度，分别为不同的族群和国家。如果回到七千年前，让我们来对这两个文明的样式进行选择，我想，我会选择河姆渡人的样式生活，那样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更接近人之初的伊甸园。

文明不古国

当苏美尔人进入青铜时代，河姆渡人还在新石器阶段，与“多金玉”无缘。

不过，话要说回来，青铜时代，并非人类之福，而是人类之灾。何以言之？盖因人之为万物之灵，用火和石器就够了，有了音乐和绘画就很美好，而青铜与文字，则用于人对人的统治。

统治者不是万物之灵，而是灵的摧毁者，用了青铜的物性战胜人类的灵性，用了文字的话语取代灵的意志，由此形成文明古国，成就“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因果。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根本上，就在于那点灵性。虽然注定了要在文明的进程中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但它从来就不曾失去，也许它被神权笼罩着，也许它被王权屏蔽了，可它突然就从文明古国的崩溃中醒来。

先是苏美尔王国，接着是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王国，就连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个曾经的海权帝国，也一个个灰飞烟灭了……不过，说是突然，那是用了大尺度的文明进化的眼光来看，把它们看作文明进程的一转，其实，它们经历的时间也不短，前后相续，起码，也有了好几千年。

但，我们必须指出一点，那就是文明古国的制度和原则，未能反映人为万物之灵的基本面，尽管威尔·杜兰在他的《世界文明史》里开篇就感谢它们，我们还是不妨问一问，它们在文明的进程中失落了什么？文明的进程，并非人性的一帆风顺，须知热带和亚热带也会有寒流突降，大暖期里也难免有小冰川期来临，人类虽然从自然里习得了超越自然的自由，但还不懂得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灵性，怎样才能不光适用于自然，还能够适用于人和人？

对此问题解答，非以万物之灵的灵性，须由人类世界的理性。然，理性之于人，虽为天赋，但有前提，正如自由不会主动落在我们身上，理性也不会。前提是，名为神所预设，实际上是一个文明不断试错的过程，如摩西以《出埃及记》证伪了埃及，新的历史时期便如约而至，理性，即以文明的试错和证伪觉醒之。

人生而自由，本来就是自明的公理，然而，虽说自明，却不会自动实现，将自明的公理变成历史事实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理性的觉醒。所谓“觉醒”，首先要回归万物之灵，如同超越自然实现人类性的自由一样，还要开创新世界实现人的个体性自由。文明古国，是人类世界的开创者，就此而言，伟大毋庸置疑。但它们，在自己的王国里，放弃了“人是万物之灵”的自由原则，回到了自然法则。

我们不好说回归自然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出于对文明的批判和反思，就像庄子和卢梭那样，那么回归自然，便是文明转折时回到人类自由的原点。若以自然法则的狩猎方式来对付他人，使人从万物之灵回归其兽性本能，对象化为等级和阶级、族群和国家、神权和王权的猎物，还美其名曰“进化论”——从“天竞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到被阶级斗争和国家战争驱动的社会进化。

社会进化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条是通往自由之路，可初曙的文明古国，对此并无自觉，哪来二分之想呢？故径由其自然进化的惯性，从征服自然走向征服世界，而有人以群分，分为不同的家国和族群。分必有争，争的最高形态，便是战争，由战争决定着文明的样式和进程。人之初，人之于植物的文明曰采摘，人之于动物的文明曰狩猎，人之于人的文明，简言之，即为战争。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故而于采摘、狩猎之余，驯养动植物，造就农牧业，战争后果，则有所谓的“政治”。

或曰，战争为流血政治，政治乃无血战争。二者，互为因果，如蛋与鸡。若谓仅有战争，那还是自然法则的延伸和自然状态的延续，一旦有了政治，人性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新的文明样式。人性在政治里转型，从灵性转向理性，从人的灵性超越自然到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从万物之灵的确立到个人权利的争取，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个人权利就是人作为万物之灵在政治文明中的觉醒和确认。

正如人性不仅有着善良天使的一面，还有其神魔一面，政治便反映着人性两面。两面虽然共存，却有不同表现，或隐或显，亦正亦反，打造着政治文明。就目前而言，国家还是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在国家中，拥有个人权利的人才是政治人，才能走向自由，反之即为政治猎物，通往奴役。

近东文明古国，率先打开了政治文明的自然一面，放出了人性中的神与魔，由神与魔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试错，从奴隶制开始，要等到“二希文明”的摩西与荷马到来，用先知和英雄的理性证伪文明古国所代表的文化类型，这才开启了政治文明的自由一面，也就是人性的善良天使一面，自然状态的万物之灵，终于在新的国家制度里，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了个人权利的确认。

由此看来，河姆渡人没有赶上文明古国的头班车，那真是河姆渡人的福气！最起码，河姆渡人比苏美尔人多了一些伊甸园的日子，少了一些被奴役的日子。这也许是因为东方大暖期来得早去得迟，未有食囧；也许是苏美尔人文字早熟，率先进入成熟期的政治文明，而河姆渡人尚以天命神宠做文明襁褓，在音乐里享受文明童年的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不光吹骨笛，还有陶埙，如庄子所言“含哺而熙，鼓腹而遊”的“天放之民”，“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还没有通往奴役，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人权利。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河姆渡人没有发生过战争，虽与马家浜人并行于世，且有交集，但未见有文明冲突的迹象。可他们的消失有点意外，从遗址来看，河姆渡文化层顶层被良渚文化覆盖，有人以此认为，也许五千年前就预演过一次吴越争霸的故事，良渚文化兼并了河姆渡人。当然，这只是猜测，不过，对于习惯以战争表达历史进程的人，这也是思维的惯性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之然。其实，我们面对河姆渡人的遗址，并没有看到杀戮的遗迹，较为明显的，反倒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山海经》时代，长江下游文化，以钱塘江为界分别发展，趋于二元格局，环太湖的杭嘉湖等地，沿着“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一路发展，宁绍之间，向着“河姆渡—良渚文化”转进，良渚文化一度统一钱塘江两岸，后来，因良渚文化的不断衰落和流离，两岸文化又分为吴越两支了。但一体化，还是两岸文化大趋势，此一趋势，在良渚以前的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就已发生，目前已知的，是发生在河姆渡文化板块的塔山遗址里，有人从遗址墓地识别出带有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两类人群，他们在这里相遇，融合了地理阻碍和文化差异，成了一个新的格局，有人称之为“塔山文化”。

塔山遗址，就在河姆渡以南，相距不远，位于宁波象山县内，遗址的年代跨度朝过了4000年，从2000年前的春秋时期到6000年前的河姆渡三期，正好呈现了文化从神话到历史的过程。6000年前某一时期，马家浜人来到这里，或由贸易，或因迁徙，总之，他们来了，与河姆渡文化第三期相遇。据说，该遗址有三个文化层，下层文化，或为河姆渡人与马家浜人在此相遇而未相融的状态，文化面貌呈现河姆渡二、三期样式；中层，类似于崧泽文化；上层，相当于良诸文化，两岸文化被良渚文化统一了。

思想不经济

河姆渡人是如何“思想”的？思想并非理性的专利，还有灵性的一面。

河姆渡人的幸运，是由大暖期带来的，正是大暖期，使亚热带变成了热带，温带变成亚热带，连寒带都变成了温带，不光改变了温度和湿度分布的纬度——天，还改变了地，使冰川化作河流，沙漠变成绿洲。还有头颅，人的头颅，也就是脑容量，都变大了，因为人除了感知，还要思想。

思想的花朵，随大暖期开放，开出窑的五行之火，烧制缤纷陶器；开向丛林王象牙，跟着太阳神鸟飞翔；开向百兽之王虎骨，用骨笛将“人是万物之灵”吹响；还有鸟王鹰骨，也被穿针引线，用来织造人类自由的新款式——衣裳；且以巨木打造独木舟，连山通海，穿越山川，驶向海洋……而这一切，就因为那时人类萌芽了思想，向着宇宙万物开显了顺因并超越自然的万物之灵的灵性思想。

或曰，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但思想会上天去，观天体运行，看天气变化，“究天人之际”，而有“天人合一”的所谓天命、天道、天理。

然，这等概念，要等到理性觉醒以后才会出现。可在理性到来之前，人以灵性之眼看，非以文字作理性表述，而以图式呈现灵性思维，河姆渡人在象牙上雕刻“双鸟朝阳”即为典型样式。

鸟为灵使，思以通天，是由天启，而以鸟纹图示。这般图式，请勿以图腾视之，其原始意趣，并非“太阳神鸟”之类的神权初曙，与其想当然的作为宗教信仰萌芽的芽头，还不如作为河姆渡人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的人之初的思想灵标？象牙为质料，鸟饰为形式，如此安排，启发了“象耕鸟耘”的传说。据说舜驾驭大象耕田，禹驯服鸟来播种。

舜和禹，都在三代以前，处于从神话到历史之间的传说阶段，这一阶段，便是中国的圣雄时代，中国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觉醒于这一时期，以尧舜禹为代表，将“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的灵性表达，转化为“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的理性预期，以大暖期的天放意识开创历史。

禹活动的历史地理，大致在中国的两河流域，其先，发迹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宁绍地区，时在解体后的良渚文化圈里，此后，由东南而西北，进入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相应有二里头遗址。

如《越绝书》所言，禹时已有鸟田，作为生产方式的鸟田，在良渚文化里出现，虽然溯源可至河姆渡人的思想之鸟和稻作农事并起的渊薮，但是，稻田作为文明景观，应有农业伴生，河姆渡人有农事，然未有农业，盖因其天然食源丰富，鱼肉、瓜果仍为主食，饭稻其次，故其经济形态，仍属自然经济，主业还是采摘狩猎，产业经济出现，要等到人口增长、食源紧张之时，才会从“游于艺”的游戏规则转化为“立于业”的生产方式，河姆渡人还没有这样的产业意识，农业为主导从良渚文化才开始。

良渚文化里的农业，在河姆渡人那里，或为农艺，那是一种艺事活动，是万物有灵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非用来安身立命的经济，农艺不经济，对于河姆渡人来说，只是游戏。

也许有那么一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河姆渡人吹响骨笛，将候鸟引来，其中有鸟，衔来一粒种子，递给了吹笛人，吹笛人将种子植入脚下的泥土中，然后，日复一日，用笛声引导种子的灵性成长，鸟闻笛声而来，给种子施肥，为芽苗捉虫，正是“鸟为之耘”也，听起来，像个童话。如果我们活在河姆渡人的思想里，或许就会相信那个万物有灵的游戏可能是个真实的故事，如果童话和神话的种子时不时地还在现实世界里发芽，那么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怀疑河姆渡人究竟有着多么大的可能性了。

在那个天人合一的游戏里，那一粒野生的种子终于长成了稻子，这样的传说，要是传到了三代，就会变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样的故事，河姆渡人还不懂得作这样的历史背书，他们只是吹着万物有灵的笛子，将一个偶然性的游戏转化为习惯性的农艺，在不断的农艺活动中体验通灵乐趣。

虽然长了稻子，但还不能称之为“鸟田”，“田”是生产方式和土地制度的结合，这方面的雏形，要等到良渚文化出现。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应有尽有，不知短缺为何物，故无须未雨绸缪，从事稻作，只是人与天时契约的农艺活动，是参与天工开物的规律性的游戏，没有农业，故不经济。

但农业的萌芽却在这里。不但农业的萌芽在这里，中国思想的起源也在这里。当思想的火花突然闪亮，河姆渡人相信，思想的光源必定来自天上；当思想的果实在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在河姆渡人看来，那思想的种子也必定来自天上。天就在人的头顶，人一直立起来，就开始分别天、地、人，人之与天对应者为头颅，故尊颅以敬天，以思想参与天体运行，“参天地，化万物”，“究天人之际”，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壮丽崇高的游戏？还有河姆渡人的那只鸟，那分明就是天使，做了人之初的思想来源的标识。

在河姆渡博物馆里，陈列了两具头颅，一具是男性的，另一具是女性的，看那脑容量，似乎并不比今人的小。那是原创性的头颅，里面充满了原始思想；今人是知识化的头颅，在文明的传承里开张；灵性思想是对万物有灵和万物一体的活泼泼的体认，非以文字和言说呈现，而是在造物中发光。

还有两具遗骸，也是一男一女，骸无名，那就权且称之为“亚当”和“夏娃”。博物馆附近，不仅展示了遗址发掘的现场，还根据今人对文明进程的理解，尽可能地还原了河姆渡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到此一游，本就想来接一接河姆渡地气，尝试着同河姆渡人作灵性的交往，或能体验一下河姆渡人的思想。我们走出遗址现场，走向河姆渡口，眺望姚江，水天之际，烟雨苍茫，听，一片灵性的笛音飞扬。

烟雨七千年，来问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吹笛到跟前。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