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与中国近代教育

李冬君2016-06-15 17:35

【历史的碎片】

李冬君

最后的科举

1903年,中国教育,可谓“枯杨生花”。

清末两大政要人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请递减科举,以兴学校,还提出: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智。如暂乏蒙养院园舍,可将蒙养院设在各地教堂的育婴堂或敬节堂内;如暂缺幼师,可由“节妇”照顾儿童,由“识字妇女”宣讲官编教科书。

当蒙养院章程出台之际,正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严范孙在津忙于小学、女塾、幼儿园、保姆所建设之时。蒙养之难,难在师资,而严范孙已先行一步,其女学已开始了专业幼师的教学与培训。

兴学之风劲吹,津绅得风气先,驻津列强似乎也被感染。德国政府因德军侵占天津中西学堂,向该校赔尝了海关银5万两。与此同时,清政府将天津西沽武库全址及所有房屋拨出改作中西学堂校舍。至此,毁于八国联军的天津中西学堂重新振作起来,改名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

当时天津为北方办学重镇,以严范孙影响最大。南方张謇也在庚子之后,愤而兴学,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著《东游日记》而归,且仿效日本,于南通办通州师范学校,连教室宽度、桌椅高低,均以日式为标准,时人称之“北严南张”。

新学蔚然。如今的百年老校,皆为其时遗产,经百年而不衰者,盖系于教育救国一念。可清政府这架破车,还在经济特科上运行,虽为科举制维新,但毕竟势衰而成弩末,难与新学齐驱。

s_d063df231bb3a75b78aadc5ef6c99540277756

1923年的南开大学

特科考试两场,皆由张之洞主持,首场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复试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这些题目,都着眼于经济,宗旨还是“中体西用”,多少有那么点《国富论》的意味。

张之洞初定取百余人,但庆亲王奕劻传旨,不得超过30人,因为朝廷害怕革命党乘隙混入京僚。张一麐的考卷,原本列第一,因他只是苏州的一名举人,而王朝发煌大典的特科,首列不能无官阶,便将原定第十名的袁君攫为第一。据说,袁为云贵总督王文韶保荐,又系新科庶吉士,授职编修,故张以第二名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

张之洞以湖广总督身份留京定学制,当他接见特科门生时,兴高采烈,开口即云:你们阔极了,康熙、乾隆鸿博数百人,现只27人,名贵之极。可是对于1903年的人来说,科举已经无所谓了,拜义和团所赐,有识之士已然觉醒,务为新学救亡图存。

这一年,严范孙建16所小学,11所女子小学,同时还设立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前者设文、理、法、商等学科,聘金邦平、张伯苓、王宝璐等任教师;后者于每周末集各小学教师,共同研究改进课程与教学方法,编辑出版各种教材。严范孙还经常去听课,教师们经常在他的学堂讲天演论,讲中国人所处之时势,一线生机,唯有舍学问而别无可望。

考虑到小学毕业生的出路,严范孙又接着办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学堂教员由中国人自任,学生150人,分五级授课,可住宿。自此,天津的近代化教育渐渐成了体系。

兴学与自治

绅商阶层,是清末兴学的主体。传统之于士农工商,在绅商一体化中被解构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末,指商业;本在农,则指农业,本在士,则指学业。事商业者为商人,事学业者为士人,合之,即所谓“绅商一体”。

盐是津沽文明的催化剂。天津城里有盐商159家,他们坐拥巨资,鼓励子弟入仕,还以家族联姻,结成姻亲网络互相照应。当严范孙试办新学时,他的亲家华氏便捐了1000两银子相助;办学初见成效,盐商亲友争相仿效,天津兴学盛极一时,盐商为天下先。

盐商本有捐资兴学的传统。自清初以来,天津盐商捐资修建的卫学、小学、文庙、学社、五经馆、义学、府学、县学、书院等达70多所。清末新政期间,盐商除了捐助政府兴办义学,还投资兴办新学,成为“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盐商前后兴学的目的不同,运作方式亦迥异。他们为朝廷捐学时,是为盐商子弟入仕,也不排除有为经盐之便而笼络政府的意图;而自办新学,则是基于“教育救国”的文化自觉。虽然以实业为基础的新式教育走出了一条教育产业化的新路子,但捐资建学的传统仍一以贯之。

商战也是兴学的动力之一。郑观应就认为,与他国较锱铢的商战,如同披甲执戈为国家效力于疆场一样,“其货物,则其兵刃也,其资本,则其糇粮也。”就连以农为本的梁启超,从美国回来后,观念也转变了,声称,20世纪以后,铁血竞争时代将过去,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能否在商战中赢利,不但是“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正是基于商战考虑,清廷也与时俱进,设立了商部。

商部因势利导,颁布了以官衔奖励商人投资的政策,但那末世的官衔,此时已如隔靴搔痒一般不灵了,他们这个时候感兴趣的不是官衔,而是自治。

津沽盐商,自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开始,就用自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起初,是迫不得已,连朝廷都逃向西安了,他们还能依靠谁?后来,便习惯成自然,对自治越来越上瘾。他们发现,自治比依靠政府更有利。1902年,他们联合自治,克服了庚子年后因现金短缺和银价剧跌所导致的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中的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直隶总督袁世凯曾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想乘人之危。袁转而求助于富家大族。乘此机会,商人提出解散商部下属的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他们后又突破官员们的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正是在自治的温床上,新学得以滥觞,渐成巨流。但此“巨流”与日本倾国投入教育相比,所谓“清末兴学”,还是相差甚远。因为当时中国兴学之弊,在于各省督抚铺排门面,常怀观望;各级官吏先私后公;教育经费难以筹措;巨室富人“宁投财于游冶祷祀,而不用之于教育”;以及守旧派不喜新学等等。

学制与商战

1904年1月,清廷颁布重订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其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仍以中学立人心,西学启新知,开艺能,而归于“中体西用”。

与之相辅而行的,是《钦定大清商法·公司法》的颁布,同时创刊的《东方杂志》,专设“实业”与“商务”栏目,为“商战”鼓与呼。然而,真正的战争却一触即发,突如其来。日俄战争,终于以日军突袭旅顺爆发了。清廷居然在自己的国土上宣布“局外中立”,任日、俄两军兵戎相见。

这一切,虽在严范孙意料中,但他却无可奈何。戎事非其所长,清谈又有何益?进化才是硬道理。受日本渡边小学及其教学法的启发,严范孙委托陈宝泉、邓澄波筹设一所私立单级小学堂。所谓单级学校,就是将学生按年龄、程度不同分组,由一位教师授课,内容相同,但每组的深度不同,由程度高的学生组带动低的组。这样可以暂时解决各学校学生因年龄、程度悬殊而又不得不混杂在一起的弊病,同时又可以缓解办学经费紧张和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他的推动下,津沽各地庙宇纷纷改成小学堂,河北大寺、行宫庙、慈惠寺、药王庙、直指庵、放生院等,陆续设立官办小学17处,还设工艺学堂一所,以及专为贫寒子弟设立半日学堂9所。

袁世凯知道严范孙办学得力之后,深表钦佩,遂修函请他出山督办直隶学务。严婉言待其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再考虑就职一事。袁继以大义恳请,请他先就职,再以督办身份去日本考察。严范孙难辞,便以直隶学务督办的身份,率张伯苓等11人,先前往上海,乘“永生”轮赴日本长崎。在上海,与严信厚、汤寿潜、张謇、吴昌硕交流办学兴商。

s_27d9baa72149a0d673d7596bf15f8a03103028

严范孙、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前排:居中为严范孙,右为张伯苓,左为范源濂)

工业化教育

严氏一行此次日本考察,本来着眼于小学教育,尤其是为小学教育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然而,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他们强烈意识到,教育救国,应当以工业教育为核心,以工业教育培育立国之本。

原来在东京观摩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手工课时,棚桥源太郎说了这样一席话:以前,小学手工为自选科,近则改为必修科。何以要改?曰,一国财政取决于工业,而工业又根柢于工艺,工艺非从小讲究而不能精,手工课看似游戏,实为立国之本。以农业立国,往往重物产而轻工艺,然而,当今世界,非商战不能立国,而商战必恃工业。依靠农业,“天产虽富而不讲工艺”,仅为原料输出国,“所伤实多矣”。棚桥又说,日俄战争,日本以“大和魂”、“武士道”胜,而非以工业胜,“工业未至于极盛,故战事不免于困难。”“当幼小之时,即练习其心思手眼”,为“良工”之训,这才是远虑,云云。当时的日本因为在六年时间里连续战胜了东西方两个大国而举国欢腾,可他们的有识之士仍在为“工业未至于极盛”,因而未能扩大战果而遗憾。

这些话给严氏一行震动极大。严范孙决定,参观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并与校长代理阪田君探讨工业学校之配设。阪田君以为,工业学校非高等不济事,职工徒弟学校若不附属于高等工业学校,效果并不显著。当时其工业学校附设的职工徒弟学校分3个年级3个班,约百余人。一年级约50余人,学算学加减法;二年级也50余人,习小数;三年级约10人,习制图,分建筑、机械两门,也学力学。还有实修工场,分金、土、木工场。金工场有钳工、锻工、铸造工;木工场有试验旋床者,有试穿榫机者,有试锯木机者,有试缕边线机者,人力与电气各半;土工场,即建筑工地,也徒弟为之,常为他人营建。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实修工场设有制造品贩卖所,严范孙当即买绉布13匹、酒杯10个。

参观富士见幼儿园时,发现孩子们也要上手工课。参观女子职业学校时,该校课程设置有裁缝、编物、刺绣、造花、图画五科,是为术科;术科之外有学科,其目也有五:修身、国语、算术、家政、理科等。兼修术科、学科者为本科生,仅习术科者为专科生……连女子教育也渗透了职业理念,日本的工业化可谓彻底。当妇女儿童也被纳入工业化轨道时,以工业立国也就水到渠成了。严范孙这两次东游,皆为教育求法,其法何在?严范孙顿悟:工业化。

民法与劝学

与日本法学家根津一君探讨学校设法学科问题。根君认为,文化程度低者不宜学法律,中国目前应该将古代法律编一精要教习,国际法和商法,则以今法补之,还强调法国律例尤其不适合中国。严范孙以为,这不过是欲存中国国粹,防邪说而已。

无独有偶,此时,张謇已在国内刊刻《日本宪法》。盖因国内自治运动兴起,立宪已成当务之急,严范孙兴民法之学,即为自治而设。然中国历史,有刑法,无民法,所谓刑法者,是王权之法,以刑治民;而所谓民法者,乃民权之法,是以法治保障民权。

为深入了解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应用,严范孙又冒着大雨,专程拜访了梅谦次郎。梅谦君曾留学法、德,回国后,参与日本民法和商法的起草,对当时中国留学生多有关照。梅谦君讲民法,主张引进法兰西民法,伯颜翻译,听讲者有80多人。

之后,严范孙又访穗积八束。穗积君介绍了日本设立法律学校的始末,并将自著宪法书赠与范孙先生。工业与法律,是近代化的两根支柱,如以工业为立国之本,那么法律便是治国之魂;如谓工业乃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那么法律就是人的理性为社会立法。

回国后,适逢清末新政,宪政思潮汹涌,严范孙认为,与其高谈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还不如锐意兴学。便推荐随他从日本而来的渡边龙圣担任直隶学务处顾问,并根据渡边龙圣提供的日本地方教育模式,提出了一套普及教育的方案——在直隶所属各府州县设劝学所和劝学员。据《清史稿》载: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范孙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并仿效日本警察分区法,采日本地方教育及行政管理法,订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

劝学所制度在直隶试行成功后,清政府下诏,要求全国各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劝学所,由劝学所派定查学人员即劝学员,下到各地巡查,将劝学进行到底。严范孙在天津首创劝学所,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造,将私塾改造成由劝学所直接管理的新式学校,结果直隶省的学校成倍增长。在他的规划里,直隶各府还必须设中学、师范各1所,并督促各府积极筹款兴学。

严范孙深知完全依靠政府官办兴学,教育一时很难普及,而且官办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弊端。两次游学日本,日本私立学校和私人办学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以私学普及国民教育,推动文化转型,始于孔子。儒家经天纬地之业,内圣外王之道,其根底便在于此。而严范孙远承孔子,超越时贤的,也正在这一点。在推广新私学方面,严范孙可谓是一位热情的劝学员。

立宪与立人

严范孙在学部任职一年有余,在旧体制内推行新事物,难免官僚衙署,推诿迁延,难于成事。官场腐败不堪,犹大厦将倾而居之者不自知。他想辞,则势有所不能;欲继,则事又难望有成。为此他非常纠结,常常夜不能寐,他在日记中感慨: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就中有益于人、有益于己之事,求一而不可得,呜呼难矣!此番心情,有谁能知?不如就此挂冠谢笏,还我一介布衣之身。他已有去意。

为普及教育,推广立宪自治,严范孙与王幼章合办的《醒俗画报》,在天津创刊。经过19次会议讨论,天津地方自治机构通过了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的章程。章程规定,天津县和天津县城也要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外,其它代表均两年一任选举产生。

严范孙以为,天津自治运动之效验,应迅速推广全国,勿需争论不休。清廷也开始预备在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范孙力排众议,说:近时政论,莫衷一是。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非有见之实行者,不能示标准而折群言。

不仅袁世凯倡导自治被人诟病,严范孙也因雇用日本教员费用颇高而遭人非议。而严毫不退缩,他断言:“然不如是,中国教员无人问津西学课程,且不如是,则永无可以不用东人之日。故此费不能惜也。”严范孙的教育思想不仅普及于普通教育中,而且贯彻在实业教育中。当他听说他的一个亲戚以暴力手段对待工厂学徒工时,非常气愤,立即发信质问,责以大义:无论本地士绅有无行杖、行牒之权,抑无论东西各国所谓人道主义云云也,但就我国现状而论,欲国强有力,必富国;欲富国,必重实业,此有识者之公言也。欲强国,必教民;欲教民,必重人格,亦有识者之公言也。

仁者之心,智者之虑,尽在这寥寥数语中。严范孙的教育思想,虽以强国富国为中心,却以人道主义、自治原则为基本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着重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基本点是因,一个中心是果。他强调目标是功利的,而手段却须道德。尽管在对待性向度上,如社会化方面,严修对传统儒学作了某种近代化的调整;可是在非对待性向度上,如个体性方面,严修仍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主义,这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律,一片仁者爱人的率性,一个屈己从民的铁则。

严范孙鼓吹的自治,不为自己谋权利,却要为民众谋福利,这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念相去甚远。小我可以牺牲,可以化为乌有,最好以无我融入民众。严范孙的自治观念仍未走出民本主义的藩篱,在走向民主主义的半道上,他找到了一个立脚点——君主立宪,但他并未裹足不前,而只是在这个立脚点上歇了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