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波士顿

李大兴2016-06-15 18:05

美国往事之一】

李大兴/文

五月花盛开的时节,又来到波士顿。从机场一落地,取了租好的车,开到莱克星屯。亲戚去年从芝加哥搬到这里,已经安居乐业,两位千金也在健康成长。我们第一次相见在老大出生的时候,这次看见她甜甜的笑容,真是欣慰而感叹时光飞逝。莱克星屯是当年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如今是一个安静的郊区小镇,也是医学生物高科技的中心,而且学区极好,是新移民的首选居住地之一。这里的亚裔已经占人口四分之一,据说前几年时不时有同胞提着两箱现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了房子。我去亲戚家,开进一条林木幽深的小巷,路边散步的大约是刚刚从国内来探亲的老人。

当年保罗·列维尔星夜兼程报告殖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民兵因而有备,于是战争从这里开始。如今物换星移,在静悄悄中,许多中国人把美国的起点染上了东方色彩。我在小镇中心街道上,品尝了很地道的中国菜,唯有葱姜焗龙虾这道菜提醒我这里是盛产龙虾的波士顿。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二十七年前的秋天,在离莱克星屯不远的牛顿住了一星期,是波士顿郊区典型的那种有长长的回廊的百年老屋,晚上星月满天,蝉鸣阵阵。老屋的男主人来自中国,是我一位好友的亲戚。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性格安静,说话很少但是待人很亲切。他的夫人是一位世居波士顿的白人,在中国大学里担任英语老师时认识并喜欢上了他。跟着夫人到了美国以后,几年之内有了三个可爱的混血孩子,他就一直在家忙着照顾他们。三个小家伙最大的五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我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和三个金发黑眼的小天使在一起,有时还会趴在地毯上和他们玩耍,如今两个大的也都是而立之年了。

男主人告诉我,牛顿镇上几乎没有中国人,他已经很久没有说中文了。孩子们上床后,在安静的晚上听他安静地讲他的故事,有幸福也有寂寞。我好像还和他喝了一杯,也许是我独酌。九月下旬的波士顿,入夜其实有些凉了。

那一年我突然把自己放进了一种不确定的境况,匆匆来到美国,除了年轻,重新一无所有。在牛顿的一星期,与世隔绝,时间悠长。看到男女主人在老屋养育新生,缓慢成长,开始体会日常生活在新大陆有着多么不同的面相。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我目送一代代留学生这样在郊区安居乐业,成为热心抚育下一代的中产阶级。与男主人告别时,我们彼此互祝一切顺利。在海外生活久了以后心里自然知道,一次道别后如果不去寻找,更多的时候就不会再见面。

在去年发表的回忆高中时代文章里我曾写道:“国门开放之初,老外开始来到中国,但还是很少见,走在街上会像大熊猫一样被人侧目以视。与闭关锁国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不再恐惧躲避,尤其是年轻人开始主动和外国人接触。我近距离认识的是一对美籍华人伉俪,先生是云南王龙云的七公子,年轻时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夫人当时任教于哈佛燕京学社,来北京做研究由父亲接待。他们在北京饭店长住,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酒店,据说现在里面装修得也还是很不错,但是外表十分不起眼了……龙先生本非汉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深目高鼻,相貌俊秀。他生长在民国时鼎食之家,却因龙云起义而就读人民大学,接着又因为乃父被打成右派远走美国。这些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一种独特的气质,神态做派与那时北京大街上的人们截然不同,在我的记忆里,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面带笑容倾听,但极少表态。夫人全老师恰恰相反,热情健谈、交游广泛,来北京不久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他们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我见到形形色色的进出,不乏名流与高干子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的两位女公子,当时一个十一二岁,一个七八岁,大约继承父亲,长得像洋娃娃,眼睛清澈如水。后来我在美国久了,看朋友的孩子慢慢成长才明白,那样的眼神是因为从小生活容易,心地单纯……”

我没有提及的是,当年全老师两度主动提出做担保人让我到波士顿自费留学。第一次是在我上高中时,第二次是在我上北大以后,她提出了很具体的方案,大致是先住在她和龙先生的家里,然后自己勤工俭学。1980年全国人民都还一穷二白,自费留学完全靠国外亲友帮助。由于去美国留学的人还极少,读本科的更近乎无,据说只要有人担保,什么考试都不需要。我入北大不久,就通过考试免修大一英语,升入二年级英语快班,因此少年气盛,开始满怀对留学美国的憧憬。就在此时,我被保送留学日本,不仅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更是一种荣誉。于是我彻底把波士顿忘怀,直到八年多后,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夜飞抵波士顿,从人影稀稀落落的停机坪往外走,心中感叹命运还是把我带到了这个城市。

来接我的是一位当地学生会负责人,穿背带裤、西装呢外套,微卷的长发、留大胡子,看不出年纪,一下把我震住了。不过他说话声音细细的,柔和而不苍老。令我惊讶的是,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告诉我他认识孙思白先生。我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若干年后在波士顿和朋友聊起来,竟然不知他是谁,去了何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由他带路,我第一次到哈佛,参观了校园,记得不少楼房年久失修,不像如今老黄瓜刷绿漆,面貌焕然一新。

我带朋友参观哈佛校园那天,学生已经放假了,校园成为观光者的乐园。哈佛大学校园其实是很朴素的,除了主图书馆气派一些,没有什么厅堂会所。几天后即将举行毕业典礼,草坪上到处支起大帐篷,摆上桌子,准备狂欢庆祝。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几千把折叠椅,就是主会场。八十年前中国校友会捐赠的华表上边是胡适题的词,不远处,几个学生坐在阳光灿烂的屋顶上读书。第一次在哈佛像前照相,见到那只被虔诚的家长和学子们摩挲得闪闪发亮的脚。在五月的校园里转悠的有一小半是同胞,或者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做着哈佛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同龄人,数量不算多,但是都有着因为上哈佛而生的自信。我在当时学生会负责人家里住了一夜,他身材不高,穿一件旧毛衣,很整齐利索。这位七七级的学长走路很快,笑容开朗,健谈和气,但是言谈间有一种意志坚定的气势。当时哈佛出名的几位留学生我多半见到了,不过后来在财界学界上位的精英大多不在其间。在楼道走廊里偶然遇见高我一届的学姐,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告诉我哈佛的好。这位学姐后来出入于美国两党之间,亦堪称一时俊彦。

美国的学术界本来就比日本的气象要大出许多,那一年又屡屡遇见比我年长,口若悬河的高人,让我颇有些向往之心。不过现实的生存与发展总是第一位的,我离开了象牙塔,遇见的人们大多蔚然有成,但也大多不在学术界。大约在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初步尘埃落定时,曾经写过两句诗:“平生所擅唯游戏,朋辈先飞半栋梁。”游戏有时玩不下去,栋梁也可能中途坍塌。我离开牛顿搭灰狗长途大巴去芝加哥,马萨诸塞90号高速公路两边葱葱郁郁。我在长途车上给朋友写信:“这里的风景美好,我很想远离人群,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我不曾想到这一趟大巴的终点就是中年生活的起点,宁静的日子过得很快,四分之一世纪如白驹过隙。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认识到,自己很多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不自觉地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虽然也明白,不确定性才是人生的常态。

灰狗在一个清冷的早晨抵达芝加哥,我背着两大袋衣服从长途巴士站走出,在克林顿街上迎着明媚的阳光。一个很邋遢的青年对我伸出手:“先生,你能给我一支烟吗?”

朋友把我接到海德公园住了两个星期,他和两个老美合租了一套三居室一厅的公寓,房子古老,屋顶很高。绿色长毛地毯看上去好像在好莱坞老片里见过,后来才明白是大概有二十年没换过那种。朋友的室友里,有一位我仅见了一面,印象深刻的是他屋里不仅养了小猪,还养着眼镜蛇。另一位在神学院读研究生的大卫,身材高瘦,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但也有一点端着。朋友去上课时,我在厨房里遇见他,聊过几次。大卫是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可以谈文史哲的老美,我的英语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他说的话也是似懂非懂。不过谈玄归谈玄,外国人账都算得很清楚。快要搬走时,大卫告诉我:你在这里住这么久,水电煤气费还是要交一份的。临走那天和他结账,清清楚楚一分不差地交了钱。大卫穿着朴素,但是可以看出来衣服多是名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个美国富二代。大卫本科读的是经济,那是芝加哥大学最好的一个系,一毕业就能够进美国一流企业工作,他却毕业以后一转身就进了神学院。没有再见过他,也许如今在某个地方当神父吧?

年轻时基本是月光族,所以在日本留学八年,临去美国账户上只有三千美金。囊中羞涩,神学也好、玄学也好,都不敢谈。我学的专业,本来就是在国外无用,也很难找到教职的。当生存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时,别的只好不去多想。一年以后,我搬到郊区租了公寓,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熨好衬衫打上领带去上班,成了一名公司职员。又过了一年多,我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里买了一幢小房子,开始割草、修整灌木。秋天满院落叶,扫叶子时我忽然有些茫然:这就是美国梦吗?

之后的许多年里,我过着和许多在公司工作的美国普通人相似的生活:朝九晚五,日复一日,一年出去度两三次假。其间去过几次波士顿,大约是1992年,偶然结识一位朋友,一聊之下他竟然就是龙先生和全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担保到美国来自费留学的另一个人,由此我联系上了他们伉俪。那年冬天,我去波士顿看望他们。龙先生在哈佛大学对面开一家名为“燕京饭店”的中餐馆已经很多年,当地华人与留学生无人不晓。我的朋友告诉我,龙先生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尤其照顾。当天晚上龙先生专门设一席招待我,那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在席间我告诉全老师当年她送给我的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和肖邦华尔兹,是我最早的外国音乐原声带。

这次我带的朋友和我都是学历史出身,自然想去哈佛燕京图书馆看看,然而我认识的人早已离开那里。偶然和高中同学提起,她久居波士顿,曾经创办舞蹈团、排球协会,如今在跑马拉松,充满活力,交游广泛。已近午夜时分,她和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中午两个人亲自带我们去参观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不大,却是海外汉学圣地,上一次来这里应该已是27年前。到了图书馆更有奇遇,掌管善本书库的女士,以前住在芝加哥郊区,就在隔壁的镇子上,说起来我和她的先生还曾经有数面之交。这位也是来自北京的朋友为人十分豪爽,看到我们朝圣的心情,就很痛快地让我们进到书库里看了一个够。图书馆里随处可见从董其昌到陈宝琛的墨宝,书库里有许多宋明善本、装潢精美的明代藏传经书,还有种种秘籍。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这里读一个月善本书,幸何如之!然而自从离开大学以后,这种幸福近三十年可望而不可及。在一定意义上,象牙塔是人生的海市蜃楼,一旦离开再也无处寻觅。

一面感慨着,一面就要离开图书馆时,忽然有人提起燕京饭店,在开了四十多年以后,不久前关张大吉。我不禁插嘴说,我认识那里的龙老板呀!世界真的很小,新结识的朋友竟然和龙先生伉俪过从甚密。她告诉我,龙先生早就把燕京饭店盘出,最近接手的老板在寸土寸金的哈佛广场无法续租,只好关张了。

次日下午,走在市中心著名的自由之路红砖人行道上,天空蔚蓝,街道两边的两百年老屋鳞次栉比,修缮得干净靓丽。一楼临街多半是小饭馆,游客们坐在露天。这是今年第一个夏日,北方的城市忽然生气盎然。波士顿是美国最有历史的地方,这里的碑文与雕塑充满自豪。在这样的下午喝着咖啡,我对朋友说起《美国往事》,这部电影1985年甫在日本上映我就去看了,里面的音乐我非常喜欢。真实的美国往事,自然没有好莱坞大片里的暴力、背叛与幻灭,而是在平淡的日子里迁徙、寻找与逃避。总有一些遥远的隐痛,曾经想要遗忘,终竟无法忘却。在行行止止之间,经过的事、路过的人不知所踪。我还记得龙先生的家在休伦街,甚至隐隐约约还记得门牌号,却已断了联系二十多年。

同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川菜馆见到龙先生和全老师。他们刚刚从中国回来,听说我在波士顿,就执意要请我吃饭,这份长者情谊,令我感动无言。在席间自然说起许多往事,说起已不在人世的先父母,说起1979年的北京与龙先生伉俪的风采。全老师依然快人快语,中气十足;龙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步态仍很稳健,目光依然明亮,说话还是不多而谦和,只是头发比当年稀疏许多。少年锦衣玉食、青年追赶革命、中年打理餐馆,变幻的一生似乎在龙先生没有留下太多痕迹。我看到了他们的外孙女照片,又是一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小天使。

久别重逢时,不知不觉里时间过得飞快,餐馆快要打烊时,我目送全老师驱车归去。然后我也在月光下开上高速公路向南奔驰,又一次把波士顿留在身后。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