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馥李 6月的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山草甸上，冰雪消融，正是采挖虫草的时节。

贾国祥和赛多多杰也到了最忙碌的时候。作为贵德县乡村发展协会和贵南县妇女发展协会的负责人，他们要在贵德县和贵南县的多个藏族村庄里跑动，通过各个村庄的村委会，了解资金需求。每年这个时候，海南州的藏族牧民们，就会分赴果洛和玉树等地区采挖虫草，藏民们常常需要贷款，用作差旅费和承包山坡草场的费用。

这些贷款额度均不大，有的一万元，有的两万元，以一年为期还款，年利率一般为10.8%。因为手续简便，在一个藏族村庄里，往往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村民都会贷款。还款也不是问题，擅长采挖虫草的藏民们，一般不会空手而归，挖到手的虫草，近些年日渐昂贵。

贵德县却加村的达洛家，便是贾国祥的贷款户，今年，儿子和儿媳早早就离开家到果洛地区了。达洛说，采挖虫草是收入的大头，集中采挖的一个月里，一般能收入一到两万元，占到全年收入的一大半。

作为公益性组织，贾国祥和赛多多杰发放贷款的资金，来源于宜信的宜农贷平台。从2013年开始，他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借由这个渠道，将宜农贷平台上筹集的资金出借给他们，解决了藏民们的借贷难题。

2009年，宜信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方式，将来自城市的出借人与贫困地区信用良好、需要资金支持的农户对接，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将资金引入到农村，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便是重要一站。

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的背景下，这是一次“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的有益探索。在更为宏大的7000万人口脱贫大局下，农村金融如何发力，更是一个期待求解的问题。

破局农村金融

谈农村金融，要从一个社会实验说起。

1992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临县龙头村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时，无意中萌发了尝试帮助农民脱贫的小额贷款念头。1993年9月，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

起初，操作非常简单。茅于轼自己掏了几千块钱，寄给了村民雒玉鳌，让他借给有需要的村民。这个信贷实验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其中，“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时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月利息为1%。

2006年，茅于轼在山西省永济市创办了富平学校，富平学校一直与当地的农村合作社合作开展直接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资本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在一处农家院落里开始了业务经营。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国务院参事汤敏、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先后来到这里，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它一度承载了诸多经济学家们社会理想：为农村金融趟出一条路来。

相比于后来风起云涌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普惠金融，富平实验的规模并不大，不过，作为早期探路者，它为农村小额贷款趟出了两条重要的结论：农村小额贷款是可以盈利的；贷款给农民风险可控。

这两条基本结论，为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实现提供了支撑。几乎同时期，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实践，也享誉了全世界，这更加佐证了小额贷款在商业世界的生命力。

而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农村的金融借贷问题尚没有解决途径。1949年以来，农业反哺工业长期被定为国策。为了发展工业，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地从农村里面提取大量资金，去做大基建工程和大工业项目。结果是工业发展起来了，基建先进了，农村没有与时俱进，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要让资金流向农村，就要扭转资金长期以来由乡到城、劫贫济富的惯性。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也曾一夜之间勃兴于民间，成为当年的一道奇异景观。

茅于轼曾这样看待小额贷款的意义：如果把城市里的钱吸收起来，去农村做小额贷款，可以一举数得：城市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了，农民的金融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

作为实践者，唐宁认为：中国的普惠金融大有可为。宜信的小额贷款客户可以通过三个阶段获得赋能，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首先是信用获取、信用建立、小额资金的获取，其次是多样化服务，然后是能力建设。

互联网金融来了

金融的本质是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双向信用关系，在中国，以国家信用背书的传统银行体系充当了超级中介，也垄断了这一生意的巨大利润。通过P2P模式所进行的撮合交易，形成陌生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以一举跨越传统金融那道看不见的鸿沟。

近几年，在城市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P2P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爆发式增长，短时间内已经呈现出蓬勃态势。当互联网金融的移步农村，农村小额贷款有了新的机遇。

2009年，唐宁开始了这样一个尝试，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手段，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将城市的资金引入到农村。宜信与诸多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推出宜农贷公益理财助农平台，这一平台的核心理念便是“出借而非捐赠”，出借人和宜农贷平台收取一定利息和服务费，100%的借款资金都直接发放到借款人的手中，使得借贷更有可持续性。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宜信与贵德县乡村发展协会和贵南县妇女发展协会两家机构，建立了资金合作关系，有宜信的宜农贷平台，提供年利率2%的低利率资金，向农户提供贷款，中间的利息差，用于协会的运营。

截至2016年06月，宜农贷已经与陕西西乡、河南虞城、青海大通、甘肃定西、福建屏南等24家优秀的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约160000多名爱心出借人陆续加入宜农贷助农平台，累计出借金额超过1.9亿元，惠及了约19000多名农户。

世界银行对小额贷款的研究表明，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这大大高出了一般商业银行的利率。因为从供应方面看，资金供应的成本比较高，小额贷款每一笔的贷款仅几千元或数万元，只是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百分之一，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额小量大，必然带来坏账率比较高，即使是管理良好的不良贷款率也常常在3%左右。

尤努斯认为，农村小额信贷可以做到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的结合，但是，是否能与商业利益结合，要看商业利益的诉求有多高。如果商业利益追求的是超额利润，势必牺牲社会目标；如果商业利益追求平均利润率，则可以实现社会目标与商业目标的结合。

宜农贷似乎接近了这样的标准，城市出借人以公益性的低利率出借资金，便带有了明确的社会目标。而这一借贷模式本身，亦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保障期可持续性。而建立这个闭环的，正是互联网金融。

变局

互联网金融给农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局？

毛智军是河北保定市的一个养猪场的总经理，他曾发过一个誓，再也不和朋友借钱。那是2012年，毛智军的养猪场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几百头猪天天要吃饲料，等出栏还得到年底。为了贷款，他跑遍了保定市的银行，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养猪场没有能抵押的不动产，猪栏里跑得猪是不算的。于是，他只好借遍了亲戚朋友，还卖了房。

在最无助的时刻，一家名为“翼龙贷”的网贷平台，成了毛智军的救命稻草。在几天的审核后，第一笔10万元就快速到账。那时，作为新兴的P2P网贷公司，翼龙贷还没有今天的知名度，能为农民提供无抵押贷款，常常让人不敢想象。

在翼龙贷的风控评价中，毛智军属于优质客户，有产有业，人缘不错，他的养猪场稳定经营，是多个超市的供应商，具备还款能力。与毛智军的养猪场颇多相似之处，这里有种植茶叶的、有培植蘑菇的，以及中粮大户。他们往往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能人，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威望，产业经营能力良好。而他们，恰恰属于被传统银行体系排除在外的客户。

翼龙贷的业务员们，需要考察他们这些产业的市场前景，了解他们的为人。其实就是掌握毛智军猪肉卖得好不好，有没有赌博一类的恶习。而在乡土的中国农村，了解这些信息并不难，付出的只是走村串户的辛劳。

因缘际会，因为敢于尝试的第一次，毛智军后来成为央视报道翼龙贷的案例，翼龙贷和毛智军的养殖场同时享受到了这次报道带来的广告宣传和信用背书，由此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的毛智军，正在积极推动自己的企业挂牌新三板。

创立于2007年的翼龙贷，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县区累计发放150亿元人民币的信用贷款，受益农民超过20万户。业务范围方面，翼龙贷覆盖了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151个，占比超过全部贫困县的四分之一。

在农村地区，传统银行的信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成本高企，一笔贷款成本在三线或者四线城市大概要5000块钱，这对于绝大多数在1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来说，是不划算的生意。并且传统金融针对农村的贷款审批期限非常长，手续繁杂，即便是那些有关系的能人们，也要经历三审五审。

传统金融在三农上的痛点，就是银行风控体系的硬信息缺口。比如交易信息、各种不动产登记信息，征信记录等，可是农民们没有这些。农民有什么呢？那些村里的能人们，有着乡土社会里的良好口碑，勤劳肯干有信誉。这样的信息是软信息，而这样的软信息是有价值的。

没有硬信息，互联网金融便可以在软信息中寻找到商机，赢得一席之地，因为大部分的互联网P2P农户贷款是无担保贷款，风控必须从软信息里着手。而正是对软信息的开发，为宜信宜农贷和翼龙贷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了开拓农村金融的可能，城市的富余资金，才有可能流向农村。

当然，普惠金融并不是免费金融或优惠金融，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的商业化实践，它会与不同类型的金融形成有效的补充。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目标对象，正是农村里那些愿意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状态的一群人。以商业的视角看，互联网金融来到村里，让村里的能人们与金融接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不论是采挖虫草、还是养猪种粮，这些农民不再小打小闹，成为了“承担风险、面向市场”的经营者，既然是经营者，就会有各种风险如影随形。

央行行长周小川这样定义普惠金融：让每个人在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现实当中，普惠金融没有明确的服务群体，原有金融体系满足不了那部分群体，广泛存在与农村，当金融让农民里的能人成为经营者、企业家，这何尝不是正在发生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