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文

豆瓣上的阿城

《阿城文集》出版，虽然其中只有两卷是以前未结集出版过的，但已足够让喜爱阿城文字的人惊喜连连。

读得兴起，忽然想起来去做一个测试，于是到豆瓣网的读书区里，输入近20位从八十年代开始走红的作家，然后按他们每部作品的打分人数、分值，做了一个排序。这近20位作家绝对都是曾经叱咤过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时之选，而且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不会被豆瓣遗漏。

豆瓣是年轻人的天地，更是文艺青年的大本营，我做这个测试的目的，是想看看，三十多年前既已成名的阿城，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时空里，相较其他与之同时代的作家，与新一代读者的关系怎样。环顾文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那个时代成名的作家仍在写作、出版，但他们的读者同作家一道，已然垂垂老去，而新一代的读者并没有跟进。

阿城是个例外。测试结果显示，在互联网一代的读者那里，阿城拥有显而易见的骄人口碑。近20位作家中，无论是作品的打分人数，还是分值，阿城均独占鳌头，且遥遥领先。其中最低的分值，如《常识与通识》《棋王》两书，也达到了8.6分之谱，而《阿城精选集》在近三千人参与打分、《棋王》《树王》《孩子王》合集在近两千人参与打分的规模下，竟然分别获得9.0与9.1的罕见分值。在豆瓣上，得分过8，已属少见。网友针对作者作品写作的评论文章数量这一指标，阿城也领先众人。

                                                                          根据阿城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孩子王》剧照

文学作品的价值当然不能靠票选。不过，作为文艺青年的大本营，豆瓣不但拥有可观的用户规模，且一向以比较纯粹的欣赏趣味著称。豆瓣网友对电影的打分，能影响一定程度的票房，因此近年一些制片商不惜雇佣水军到豆瓣上，以图左右对一部电影的评价。以我对豆瓣的观察，它对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打分，与该作品品质的吻合度相当高，因此其评价相当程度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可以说，豆瓣的存在，使得互联网时代的作家的影响力，有了数字化的统计方法与观察方式，尽管我们还不习惯于这一点，但不妨在报道与评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将新技术提供的手段当做一个工具，从中挖掘中有价值的数据甚至报道素材。

混豆瓣的网友，大约就属于伍尔芙所说的“普通读者”。他们不是专业的评论者，但乐于消耗大量的时间去阅读，也不想从阅读中得到什么实际回报，他们会真诚地给自己喜欢的作者以崇高的敬意。那些慷慨打给阿城的高分，就相当于网友编织的一个盛大夺目的花环。作为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的作家，能在碎片化阅读的网络新媒体时代里，拥有不离不弃、数量不菲的忠诚读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说，是骨灰级的读者，对作者而言，无疑是最高的奖赏。

豆瓣不但有阿城的大量粉丝，也有他的够格知己。比如像“行文平静至极，其实都是暗流”这样的评价，不是知己，说不到这个份儿上。

新媒体时代，语言被无限量地制造出来，如何与这些膨胀的语言相处，日益成为当代人的日常焦虑。此时，阿城写于近二十年前的文字，仍被一大批年轻的读者自发地续命，这对于许多做着网红梦的写作者来说，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一个人，他在二三十年前写下的文字，穿越时光隧道，在新媒体时代仍然生机勃勃，其中的奥妙，有待参透。

反对焦虑

阿城是个快手，他说自己写东西很快。但他看起来远不算高产，这么多年来，小说、散文，就那么寥寥几本小册子，许多读者等他新作等到焦灼。不久前出版的《阿城文集》，多为旧作，仅有两册为新结集出版，但已经让阿迷城连呼幸福。

阿城是深通“饥饿营销”的高手吗？不是。小说他其实写了很多，但吝于拿出来发表，而是从里面挑挑拣拣出少量来见人。

读阿城的文字，从文字里感受他的活法，最大的印象是，这是个不焦虑的人。他为自己的兴趣活着，服从自己的内在节奏，不去迎合外在世界设定的速度与标准。阿城的淹通博识、学贯雅俗，令人交口称赞，支撑这些能力的背后，应该是超级从容的心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声名如日中天的阿城突然玩兴大发，撂下自己的一众读者，跑到美国，一呆十多年。文集第七卷《脱腔》中的“轻易绕不过去”一文，让人窥见一点他在美国的日常精神状态。某一天，他在洛杉矶的中文书店买到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作者为台湾著名学者李辰冬，当晚开读，竟然读到天亮。他写道，一本学术书，自己竟然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在本该为稻粱谋而奔波不息的时候，却为一本距离稻粱最远的书如醉如痴，这是何等从容的心态，何等潇洒的精神。

反对焦虑，不仅是阿城自己的生命态度，他认为一个国家也应该具备这种气质。他与查建英的对谈，虽然已经收入过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但此番重读，仍感到沉甸甸的分量。两位共同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并同样具有美国生活经验的中国作家，彼此之间就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对谈，深度与广度兼备，思想性与趣味性并举，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成功访谈录。其中有相当长的段落，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上上下下的焦虑心态，颇具启发意义。

阿城的七伤拳

阿城在山西、内蒙与云南有过长达十余年的知青经历。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夸张知青的苦难，相反，对于知青，他有许多批判视角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这与某些知识分子构成对照。这些知识分子，学问令人尊敬，却唯独超越不了自身身份、情感的牵绊，对于自己乃至父辈参与过的历史，完全丧失客观的立场而一味维护。

比如阿城说，大部分知青对上山下乡这件事深恶痛绝，道理不言自明，无非是劳作辛苦，物质匮乏，身心待遇恶劣。但是，不止当地农民，包括中国农民，就该当有此处境吗？他认为，知识青年是中国利益集团的继承者，知识青年所以要返城，是因为返回既得利益系统后，可以享受工资级别、劳动保护、医疗保险等利益，然而，中国农民有何既得利益?趋利避害是生物本能，知青的感慨，无可厚非，只可惜中国农民无利可趋，害不可避。不公平的程度，还不如美国黑人。

对于知识分子，阿城也不客气。他说，自插队以后，才明白有的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在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利益说话。因为福利，譬如工资、级别、医疗、退休、假期，知识分子均沾。而一旦被排除在利益范围之外，则自称为“受到非人的待遇”。他发问：那无利益披被的农民，就不是人了？并指斥有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愿为农民说法。

类似的话，在《脱腔》中多次出现。对待农民，阿城采取彻底的同情立场，其声音之高亢，在有过知青经历的作家中堪称无出其右者。

阿城对于体制的批判尤具力度，几乎贯穿于他对文化与文明的辨析与梳理中，也贯穿于他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所做的反思中。他认为，那时还没有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而这不是商业。“人民”在阿城看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是矫情。他说，有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你给他点权力，他马上也会有模有样地刁难欺负别人。因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灵长类的社会性动物就是这样。

阿城的七伤拳就是这样四面出击而拳拳到肉。对于自己，向来低姿态的他也有了新的说法。他反对把自己说成是奇花异草，因为自己的成名作写于“文革”刚过去的时候，只是水泥地的缝隙里长出的半寸草，所以大家觉得新鲜。等到中国文学的这块草地形成的时候，那时候出现的作品才是真棒的。阿城的这半寸草，风姿独具，枝叶常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