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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貌似坚如磐石的东西在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的苏联解体，就属于这一类例子。

许多人现在担心，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将是下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欧洲大陆遭遇的最大政治地震，它不仅震撼了英国自己，其余波也将注定冲击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世界。

在我们当下可预见的视野内，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无疑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由于这是欧盟及其前身6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成员国退出（在此之前成员国不断扩大），因而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此外，英国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欧洲两大军事强国之一，它的转身而去令正深陷主权债务、恐怖主义威胁和难民潮等多重危机重压之下的欧盟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大部分人预言，英国的脱欧可能是维持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秩序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解体的风险，而一旦欧盟真的解体，那么西方世界的支柱就坍塌了一根。

也许现在还不能如此悲观断言，但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格局已经因为这次公投而面目全非。脱欧将英国和欧洲双双拖入了一个未知境地，唯一可知的是，它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将下降。

一

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年轻时是一个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为了离婚他不惜与教廷决裂。当时的罗马，如今成了布鲁塞尔。

500年后的英国人粗线条地描绘了一幅21世纪英欧新关系的理想蓝图，它的要点是：英国——其实亦可以是每一个欧盟成员国——应当从布鲁塞尔收回属于自己的主权，但同时又保留进入单一市场的特权。英国人梦想中的欧洲应该是一个由单一民族国家构成的“开放”、“灵活”的多元组织，其中每个国家的民主政府都对本国选民负责，而所有国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随时合作。这是一个结合了“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的一切优点、又剔除了各自所有缺点的完美无瑕的国家间秩序。

遗憾的是，这幅蓝图建立在许多英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上，他们错误地将实行共同监管的欧洲单一市场理解成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区，性质上与WTO没什么不同，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而已。

就连主张留在欧盟的卡梅伦都说，他希望英国“免受与欧盟相关的荒谬监管”。单纯就经济而论，他说得也许没错，布鲁塞尔出台的大部分监管法律客观上确实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然而，从欧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历史来看，英国人难道不理解，他们无比珍视的“国家主权”恰恰是欧盟创建根本原则的对立面么？

欧盟的前身是二战的产物。欧洲一体化虽然是从经济融合起步的，但它的最终目标一开始就十分清晰：欧洲这片曾经血流成河的大陆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邪恶的战争冲动，就必须限制各个单一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无边权力。这既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主意，其实也是英国人自己的主意，它是20世纪欧洲的伟大领袖们从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罪恶中汲取的惨痛教训。这个主意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并有北约的强大武力护佑。

事实上，早在1943年，第一个提出创建“欧罗巴合众国”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只是在勾画中的“欧罗巴合众国”版图中，并不包括海峡这一边的英国自身。当时，庞大的“大英帝国”躯壳犹存，美苏两强争霸的新格局也未形成，英国的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于现在，因而一代伟人丘吉尔可以用一种“西方盟主”的心态居高临下地审视海峡对岸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

由于欧洲一体化选择的是从统一市场入手的政治上相对便捷的路径，竟使今天的许多英国人忘记了它的根本目标。难怪有人将今天许多英国人的想法讥讽为“仿佛来自未来世界”。更有甚者，今日英国“脱欧派”的心目中大多存在着一个顽固的假定：欧洲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布鲁塞尔得到一块钱收益，就必定意味着伦敦损失了一块钱。

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从来都将撒切尔夫人尊为自己的旗手。这位“铁娘子”确实从不讳言对将欧盟发展为一个超级联邦国家的强烈反对，但她同时对欧盟对于英国的重大意义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5年的那次公投中，她呼吁支持英国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撒切尔当时称，欧洲有助于放大英国的实力，欧盟打开了英国“通向世界的窗口”——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这扇窗口本来正在关闭。正如她在著名的布鲁日演讲中所言：“英国并不梦想舒适、孤立地存在于欧洲共同体的边缘。我们的命运注定在欧洲，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今天那些自命为撒切尔传人的人，有必要好好重温这一教诲。

在讨论英国与欧元区关系的问题时，英国最亲欧的政党——自由民主党前党首帕迪·阿什当曾经撰文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之前加入了欧元区，就将遭遇灾难性的后果。“看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吧！”然而英国人为什么不觉得自己会扮演德国的角色呢？它不仅是欧元区经济的引擎，还是危机发生时的消防车。

事实上，英国良好的法治传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务实的商业文化使得它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德国，甚至是一个更有创新活力的升级版的德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英国真的想要改变与欧洲的关系，它不应采取逃离的消极立场。相反，英国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眼下的危机机会去更积极地改变欧盟，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愿景塑造一个新欧洲，这才是一条对英国和欧盟来说能够通向双赢的正确道路。

工党的前领袖们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和艾德·米利班德都不止一次地指出，人们认为目前欧盟对英国的好处不多，但这表示英国需要促使其改革，而不是冒险使自己处于“经济悬崖”的边缘。不要忘记，欧盟也是一个说英语的论坛，单一市场正是英国一贯倡导的理念，目前主导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官员都是英国人……如果英国愿意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它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影响。目前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对英国来说也可以是一个契机，英国应该趁此机会重塑欧盟并领导欧盟，而非脱离。

一次公投绝不可能像卡梅伦希望的那样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困扰了几代人的问题，这种困扰仍将持续下去：英国到底应该与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

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中，“美国因素”从来就不曾缺席过。

当英国退出欧盟运动的支持者为脱离欧盟后的英国勾勒未来时，他们经常说到由英语国家构成的“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这是一份大英国帝国时代的遗产。对那些最坚决的欧洲怀疑论者来说，英国将自己与一个政治文化迥异、僵硬的欧洲绑在一起是一个错误。相反，他们历来主张，英国应该寄希望于与英语国家保持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毫无疑问保持英美之间“特殊关系”。说到底，这其实是在做另一种版本的“大英帝国”春梦，只不过帝国的主宰由大不列颠换成了同样说英语的美国而已。

当然，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的确将英美两国连在一起。不说别的，美国政界、特别是外交政策圈中就有许多重量级人士毕业于牛津大学。但遗憾的是，认为文化纽带能够决定现实政治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它错误估计了大洋另一边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一个强大的欧盟是美国处理一系列全球事务的关键合作伙伴，而如果英国退出，欧盟会变得更虚弱，同时也可能不再像现在这么与美国坦诚相见——因为英国在欧盟的成员国资格，被视为有利于促进经济开放和更有力的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不论英国多么希望深入开展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无疑更关心整个欧洲。

英国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如果英国不在欧盟内部，那么它的这种务实的角色就消失了。因此，历届白宫主人——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认为，留在欧盟不但对英国有利，对欧洲有利，而且对美国有利。反过来看，脱离欧盟会让欧洲大陆进一步疏远英国，从而也削弱了英国在华盛顿的影响力。

今年4月，卡梅伦在距离英国退欧公投只有两个月之际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英国，无疑正是要驳斥英国退欧派用“英语圈”取代欧盟的幻想。此前，由于担心被视为插手他国民主选举，美国总统一向十分忌讳在大选投票之前访问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但为了劝说英国留在欧盟，这位西方世界的领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面对英国民众，他以一种近乎威胁的口吻警告，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想要与美国签署新的贸易协定，将不得不排到“队尾”，甚至可能要等上10年。此外，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会减弱，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弱。虽然公投结果出炉后奥巴马礼节性地承诺“我们两国的特殊关系不会因此改变”，但一位北约前最高指挥官很坦率地说出了真相：“很可惜，美英关系将变得不那么特殊。”

在英国的脱欧派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英国退出欧盟以后将会赢得全世界，因为在摆脱了布鲁塞尔的桎梏后，英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曾对英国试图阻碍法德和解进程感到恼火。他说，英国不再是一个帝国，却仍未找到自己的新角色。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还“活在过去”。如果说英国后来做的还算不错的话，是因为它扮演好了自己的新角色——充当美国的副手，利用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放大自己在全球的份量，而这个角色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当好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因此，几乎所有“盎格鲁势力圈”的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是英美两国的共同盟友——都一边倒地认同美国的看法，反对英国脱欧派鼓吹的以“大西洋主义”代替欧盟会让英国更加强大的幻想，他们对一些英国人认为自己必须要在大西洋与英吉利之间作出抉择的想法也难以理解。一位加拿大外交官甚至说：“这些人磕了什么药？”

亨利·基辛格曾经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如果我想给欧洲打电话，该打给谁呢？”一位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院高级官员、目前在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团队担任顾问的人士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得知脱欧公投结果后说：“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答案就是，我们打给德国总理办公室。”

一个广泛的看法是，随着英国主动放弃自己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来说，德国的重要性必然上升。但由于战后德国在军事上采取含蓄克制的态度，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也不同于美国，这就使得美国、德国和整个西方都面临重大的政策调整。

即便不是出于阴谋论、而是从更加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国可能也的确需要牵制欧盟这个西方盟友，不容它在各方面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时，美国需要拉拢英国这个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上更亲近的昔日母国。但是，英国只有身处欧盟并在其内部拥有强大发言权时，对美国的欧洲战略才会更有利用价值。试想，如果英国官员的话仅仅代表伦敦的意思，而不再对布鲁塞尔的政策有任何影响，那么，华盛顿还会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倾听的重要声音吗？

三

相对于对英国自身所造成的损害而言，脱欧对欧盟的打击可能更加巨大。

英国不仅是欧洲、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伦敦不仅是欧洲、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少数几个金融中心之一，两者的地位都不是短期内可以由其他国家和城市替代的。英国一直是自由贸易和监管灵活的表率，失去了英国的欧盟会更加暮气沉沉，逐渐被美国和新兴国家抛得更远。未来即便欧盟和欧元区再多几个克罗地亚和拉脱维亚，也难以弥补失去英国的代价。

除了英国本身以外，德国可能是整个欧盟中因为英国的离去而最为失落的国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舆论越来越多地将欧洲划分为勤劳严谨、遵纪守法的北欧与不可信赖、负债累累的南欧，虽然这种划分相当粗糙。前者的代表便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德国人与英国人的共同点远比他们和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的更多，这是文化决定的。在绝大多数市场监管问题上，英国向来站在德国一边，它的“脱欧”将进一步削弱“北欧集团”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

事实上，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并遭遇重大挫折的今天，英国人的保守和怀疑态度绝不应当被视为一种荒谬可笑的民族主义式回应。相反，这直接关系到欧盟的性质以及危机以后的未来走向。就算卡梅伦鲁莽地开启一个可能对英国和欧洲利益造成双重损害的错误历史进程，但又一句话他说得一点没错：“不管怎样，争论都已发生。”

回避争论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那些欧洲统一的最热心的赞成者，也应当认真看待对欧盟结构性缺陷的批评，这样才能真正迈出克服危机的第一步。

但在眼下，对欧盟来说最急迫的是英国脱欧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它的成功很可能助长欧洲大陆上那些以“英国视角”看待欧盟的人们的声势，进而导致更多成员国仿效英国的做法。用英国脱欧派领导人、法务大臣迈克尔·戈夫的话来说，相信英国脱欧会引导欧洲挣脱欧元和欧盟的桎梏从而获得“解放”。

早在今年2月，卡梅伦为了说服英国民众留在欧盟而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达成一项改革协议，该协议将限制移民的福利，同时使英国不参与欧盟有关建立“更紧密联盟”的努力。这已经引起了欧洲其他一些政界人士的共鸣，他们誓言要效仿卡梅伦，从布鲁塞尔要回更多权力，这将使一体化进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如果说一贯持欧洲怀疑论立场的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维尔德斯在英国公投后宣称下一个脱欧的就是荷兰，还仅仅是一个长期威胁的话，近在眼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可能是欧盟中体量更大的意大利。

意大利将于今年10月举行欧盟境内的下一场公投，虽然它与欧盟并无直接关系，但其潜在威胁或许不亚于英国退欧公投。那场公投的主题是关于意大利现任总理马泰奥·伦齐的宪法改革，他希望意大利人同意进行若干项改革来精简政治体系。这些改革提议本身当然是合理的，但许多迹象表明，大量心怀不满的意大利人把这次公投当成了对本届政府说“不”的机会。因为伦齐承诺，如果公投未能通过改革提议，他将辞职。

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那就将打开意大利政治的潘多拉魔盒，进而产生于英国脱欧相同的严重后果。皮尤研究中心在几个最大的欧盟成员国就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所做的民调显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欧盟经济治理的看法最负面。人们纷纷指责，是欧元造成了现有的经济问题。如果伦齐在10月公投中失利，最可能受益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它在最近罗马和都灵市市长的选举中已经充分展示了政治能量。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后，五星运动领袖、前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已公开号召意大利就是否留在欧元区进行公投，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呼吁。

而一旦意大利退出欧元区，那么欧元体系的崩溃就不会很远了，欧盟寿命也就快到头了。除了意大利以外，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来原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近来因为难民等问题也正在对布鲁塞尔变得更加敌意。

要是在过去，英国的脱欧决定可能会促使法国和德国采取更加团结的立场加深欧盟的一体化程度。但如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欧盟下一阶段最大的解体威胁恰恰来自它最重要的创始国——法国。

2017年5月，法国将要举行总统大选，那注定将是一场引发分裂的白热化战斗，而欧洲问题也注定将是选战中的重要筹码。无论是近年来人气蹿升的法国国民阵线——这是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底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马琳·勒庞，还是左翼阵线领导人梅朗雄，都是反欧主义者，也都呼吁过在法国举行脱欧公投。唯一不同的只是，极右翼要脱离欧盟是为了拒绝移民进入法国，而极左翼要脱离欧盟则是反对“对德国霸权和资本主义的卑躬屈膝”。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提供的关于法国人如何看待欧洲的新数据十分引人注目，它的报告显示，61%的法国人对欧盟抱有负面看法，比例甚至比英国更高，只有38%的法国人对欧盟有好感。那些认为自己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人们眼下都把欧盟当成了替罪羊，而它正是两名法国人——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在半个世纪前发起成立的。

这种怀疑和悲观情绪甚至已经深深地侵蚀到布鲁塞尔，就连欧洲政界的许多要人现在都开始质疑过去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欧洲逐步迈向联邦化的不可逆转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最高行政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今年5月末的一次演讲中称，由于痴迷于立即实现完全一体化的想法，欧洲政界人士没有注意到，欧洲普通民众并没有抱有与政界人士相同的热情。他说，分裂的阴影困扰着欧洲。而在他看来，建立联邦的愿景似乎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因此，6月23日只是一次集中的情绪爆发，它也许在表明，欧盟永远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四

英国国内舆论针对这次脱欧公投的激烈辩论中，几乎从没有将海峡对岸的欧盟自身的变化的考虑进去。赞成离开欧盟一方的理由几十年没有变过：欧盟正危险地由一个贸易联盟向一个联邦国家发展，这将威胁到英国的自由和主权。但现实是：欧盟当前不是在进一步推进，而是面临越来越大解体风险。在谈到卡梅伦今年初与欧盟的谈判时，一位德国官员曾说：“欧洲这座房子快被烧塌了，而英国却想把时间浪费在重新布置家具上。”

脱欧派也许会说，如果一栋房子“着火了”，里面人的最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赶紧逃离吗？

然而，这种消极自利的应对方式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历史已经证明，无论英国多么想要避免与欧洲大陆上“不理性”的民族国家搅在一起，最终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要说今日的英国做不到，就是昔日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也同样做不到。自由欧洲有了稳定和进步，英国才会有自己的安全和自由。

那些空谈“主权”遭到布鲁塞尔侵犯的英国人也许应当明白，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整个欧洲——包括英国自己——都已在冷战时期被笼罩在铁幕之下。

今日的欧洲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和内部威胁，从敌意日益加深的俄罗斯到伊斯兰恐怖主义，从移民潮到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思潮……西方秩序正摇摇欲坠。最令人慨叹的是，当乌克兰青年人在国家遭受分裂之际挥舞着蓝天金星旗（欧盟旗帜）时，欧盟自己却正在因内部的怀疑主义、失败主义和相互不信任而走向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脱欧很可能一场因连锁反应而触发的大解体的开始。

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在劝说英国选民投票留在欧洲的一篇文章中真情流露地说，他的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让他一路见证作为开放社会化身的欧盟诞生，并成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终生支持者。今天的欧盟并不完美，但它强于一个战火纷飞或由专制强权主导的欧洲。欧洲的不完美应当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它，而不是离开它。

这位财经人士令人钦佩地说出了比政界许多留欧派人士更一针见血的话：我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