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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的欧洲面临新考验

秦晖2016-07-11 15:03

秦晖/文

“倒逼”式的欧洲一体化

2011年年末我曾给一家杂志写了年终专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讲的就是当时炒得沸沸扬扬的“欧债危机”。那一年人们关注的危机中心是债台高筑的希腊。但是当时我就认为,无论欧洲一体化,还是全球化,都处在一个临界点上。这两个“化”从根本上讲当然是好事,可是它也是个动态的过程,一旦启动是没法走走停停甚至顿足不前的,犹如舟行逆水,如果不能前进,倒退就很难免。

尤其是欧洲一体化与通常还处在贸易层次的全球化不同,它已经是一种雏形的“超国家”主权建构尝试。它萌芽于1950年代的“欧洲煤钢联营”和1960年代的“欧洲共同体”,从一个特定经济门类的跨国协定,到西欧市场经济国家的无壁垒自由贸易区,再到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全方位国家联盟,走过了几十年的进程。冷战后,在欧洲诸国基本普及了宪政体制和人权保障,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基本价值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也大体类同的条件下,罗马帝国崩溃后1700年的传统遗憾似乎有了弥补的希望,而近代康德等启蒙先贤关于共同体欧洲和永久和平的理想更有了实践的可能。

冷战后初期,人们比较乐观。关于统一货币欧元的设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申根模式等其实都有赖于当时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条件,设计者并非不知道这些。但是,当时他们相信这些做法会形成一种“倒逼”一体化改革的机制,使得后续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能够加快进行。例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赤字“红线”,就是为了防止类似希腊这样吃欧洲大锅饭之弊而设定的,这表明人们并非不知道有这种风险。而这一“红线”要有实际的约束力,各国各自独立且不受限制的“预算主权”和一国范围内的“财政民主”就需要变革。但是当时的“欧洲设计师”们都认为随着人们体会到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大欧洲凝聚力的增加,这一切将会水到渠成,选民们对此也信多疑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圈外”各国,包括前东欧集团国家和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都视欧盟为乐园,争先恐后地以“入欧”为奋斗目标;传统的左右翼主流党派也都在欧盟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左派向往欧盟的高福利,右派向往欧盟的高自由,前者的“英特耐雄纳尔”和后者的普世价值似乎都在“大欧洲”里看到了曙光。这一切也使“欧洲人”的乐观情绪变得更加高涨,甚至有些浪漫和浮躁。

然而,后来事态的演变却不如人意。一方面,“新欧洲”的转型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后多留有“恐俄”后遗症,纷纷热切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使得欧盟的扩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各成员国间的差异加大,而欧盟本身体制内相应的一体化推进却非常缓慢。另一方面,冷战后西方内部矛盾增加,在苏联极权主义这个共同敌人消失后,各国自利倾向增加,都想在“大欧洲”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却不愿付出什么。而与此同时,“大欧洲”面临的严峻挑战却接踵而来。

债务陷阱的由来

1990年代以来,欧洲面临传统经济周期中的低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欧洲”国家社会经济转轨三重挑战的叠加。传统产业纷纷向“新兴工业化地区”转移,而新兴产业又被在创新能力方面明显具有优势的美国占了先机。“老欧洲”先进国家的竞争能力在减弱,而“新欧洲”国家在成功走出转型危机、进入持续增长后,也缺乏明显的产业方向。国际方面,在对美国、俄罗斯、伊斯兰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移民潮挑战等国际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各成员国协商一致同意”的原则越来越变成无止境的协商而难以一致,很难采取共同行动应付挑战。

2008年以后,危机首先在经济方面凸显:由于“马约红线”缺乏约束力,“欧洲大锅饭”的弊病越来越严重。本来民主国家选民就会有“骑马之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潜在非理性,正如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会有“骑人之马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的潜在非理性一样。这类非理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负面,并非只有像希腊这样的所谓“欧猪国家”(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国名首字母相连为PIGS,恰为英文“猪们”之意,故被戏称欧猪国家)所独具。但是原来后进的国家一旦进入“欧洲大锅饭”体制,又不像波兰等转型民主国家那样具有“以限制福利交换获得自由”的条件,这种非理性确实容易变得更严重。

在入欧之前,希腊本来已经存在“低税收高福利”的赤字问题,但那时此弊仍然是可控的。因为在财政-货币自成一体的国家范围内,赤字高到一定程度国家就只能通过印钞来弥补,历史上希腊货币德拉克马曾经多次出现通胀危机,民众感知自己的钞票变“毛”了,就会明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追求行不通,而愿意接受控制赤字 (加税或减福利)的预算。但是,希腊通过“报假账”隐瞒赤字入欧后就改用了欧元,自己不再印钞,而通过欧盟的补贴和向欧盟成员优惠借债来掩盖财政亏空,民众失去高通胀的警示,不再接受控制赤字的预算,原来入欧前玩不久的游戏,入欧后变得越玩越久,以致日久成习。到欧洲受不了这种无限透支、越来越大的亏空掩盖不住而终于发生“债务塌陷”时,问题已经积重难返,非经历大震荡不可了。

所谓“欧猪国家”大都存在类似问题。这意味着统一的货币诚然是好事,但这需要以统一的财政为基础,任一国家不能自行其是、以无限制赤字来透支欧洲。当欧元刚出台时,靠德法等先进国家200年积累的老本,可以允许财政统一有一段时间的滞后,但无限滞后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财政统一长期无进展,货币统一的成就就没法维持,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希腊入欧避免了德拉克马的高通胀风险,却增加了欧元潜在不稳定的风险。希腊不改,“欧猪国家”就难免仿效,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这种效应不改变,欧元确实有逐渐走向崩溃的危险。

而这已经不是传统上所谓左右之争的问题。我们看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尤其是欧盟中的德国等主要债权国施加压力,要求希腊紧缩财政,而这就意味着降低福利。这引起希腊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强烈不满,导致所谓激进左翼的齐普拉斯政府上台。我们看到他上台后倒是强烈反对紧缩,要求维持高福利。可是欧洲传统左翼的诉求历来是“高税收高福利”,齐普拉斯搞了高税收吗?并没有。不是他不想搞,而是民主制下的民众不能接受提高税收,正如他们很难接受降低福利一样。所以齐普拉斯不像传统左派,倒像是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一种“另类左派”,他强调的不是高税收,而是“高赖账”,试图通过赖掉对欧盟国家的债务来维持福利水平。欧洲当然不能同意这种主张,结果他只得黯然下台。但是接替他的会是传统右派吗?也不是。因为在财政赤字已达极限的条件下,民众既不同意大幅减少福利,“右派”也就没法提出传统右派的减税诉求,而仍然只能试图通过尽可能赖账来维持税收水平。

其实,这也不是希腊独有的现象。今天的欧洲,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的传统左派与主张“低税收低福利”的传统右派都吃不开,左派只维护高福利却回避高税收,右派只强调低税收却回避减福利逐渐成为常态。而双方实际上都把“低税收高福利”的可能性寄托在让自己的国家透支欧洲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出十分另类的姿态——因为今天的“欧洲议会”虽然也有全欧性的左派 (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派(自由民主党)党团与右派(人民党或民族主义派)党团,但在今天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有限水平下,这个议会的“全欧立法权”必然十分有限,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发布和辩论思想与政见的论坛,并不真正具备“欧洲合众国国会”的全欧代议制立法机构的功能。

其议员也是各国自行选举,依靠本国而不是全欧的选票,代表的仍是本国选民而不是“欧洲选民”,考虑问题也更多地从本国利益而非欧洲利益出发,这就难以负担全欧层次上“三权分立”体制下的立法任务。作为雏形政府的“欧洲委员会”与雏形最高司法当局的“欧洲法院”也有类似的缺陷。如果说近年来各国内部都已出现传统左派与传统右派双双衰落的现象,那么在“全欧议会民主”的层次上,这两种传统左右翼实际上尚未形成,更无法对各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实质性影响。

例如,前些年匈牙利右翼政党青民盟执政后,其右翼立场日益发展,出现极右化势头,甚至改国名去掉“共和”,修宪强调基督教权威,限制“反基督教”言论,被左派认为是“回归专制”,在欧洲议会中不仅受到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的抨击,就是右翼的人民党党团也对匈牙利的做法强烈不满。但是匈牙利右翼仍然我行我素,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中的匈牙利议员也坚持“匈牙利右翼”立场,而拒绝传统“欧洲右翼”的批评。像这样的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反映了“欧洲政治”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尽管民主体制下全国政治与地方政治不同步、尤其在联邦体制下全国的反对党可以在一些地方上胜选执政,这样的例子并不稀奇,但是对于尚未形成主权实体的“大欧洲”而言,这种欧洲政治与各国政治的背道而驰如果经常发生,对“欧洲凝聚力”显然是不小的损害。

“红皇后效应”:欧盟扩展太快吗?

与全欧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还只在雏形相比,欧洲央行由于负责发行欧元、制定货币政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各国的金融管理机构,成为比较名符其实的全欧“金融当局”。但是这个金融当局既没有主权信用的支持(而这是迄今为止所有成功货币的共同特征),又没有“欧洲财政当局”的配合,各国财政当局的配合则十分不可靠,因此它实际是相当脆弱的。

平心而论,在这种条件下,欧元区能成功运作至今,申根协定框架下的人员无边界自由流动能够实现,已经近乎奇迹。这本是欧洲一体化强大动力的体现,也是当时人们对一体化持有乐观预期的结果。实际上,欧元的信用除了德法等先进大国经济实力的支持外,也体现了人们对虽然尚不存在、却被预期将会存在的“欧洲合众国”主权信用的认可。然而,这种认可其实是不稳定的。

对于近年来欧盟的困局,很多人埋怨欧盟扩展太快。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太快”,而在于“短板”的改革没有跟上。应该说,近十多年来欧盟新吸收的国家,即被称为“新欧洲”的前东欧转型国家,入欧后的表现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多数这类国家入欧后经济发展加速,基础设施更是明显改善,他们与“老欧洲”的差距在明显缩小。这类国家中的大多数财政状况也很健康,赤字率低于全欧平均水平。今天欧盟财政稳健、没有突破“马约红线”标准的成员国是少数,而“新欧洲”国家中大多数都属于这类成员。

显然,除了个别国家如匈牙利表现欠佳外,绝大多数这些新成员并没有成为欧盟的麻烦制造者。相反,由于以波兰为代表的这类国家在入欧前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新近获得自由民主的人们相对更愿意为此付出限制福利的代价,他们在入欧前都接受了程度不等的“休克疗法”,比较成功地达成了财政紧缩的目标,入欧后的状况要比“欧猪国家”强得多。而给欧洲带来巨额债务困境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四国却全都是“老欧洲”国家,由于前述原因他们深陷债务危机,又因为历史上他们早就已经是民主国家,现在国民降低福利后没有好处可以交换,所以他们很难像1990年的波兰人那样接受紧缩的“阵痛”。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埋怨欧盟扩展太快是没有道理的。应该反省的倒是那些“老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表现犹如一些欧洲舆论所说的“红皇后效应”(童话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皇后说:“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如果你要前进,那就要双倍用力来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

移民问题的前世今生

今天“欧猪国家”的困境并没有缓解,欧盟危机的焦点却已经不再是他们——更为麻烦的移民问题导致欧洲措手不及,原来一直被认为稳健的英国,这个比“欧猪国家”更重要的欧洲老大哥,成了欧洲麻烦的新根源。“脱欧”的呼声在英国早已有之,这个地理位置疏离于欧洲大陆的岛国,尽管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成为世界列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并顺理成章地长期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带头羊,但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它却一直犹犹豫豫。在“煤钢联营”和“欧洲共同体”时代,它没有行动,在加入欧盟后,作为既没有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的最重要欧洲国家,它与“大欧洲”的联系也不算特别紧密。由于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使其既能获得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利益,又能免掉“大欧洲”的太多束缚,所以“反欧”的声音过去也不算强大。正因为这一点,坚决主张留在欧洲的卡梅伦首相才敢于推动“留欧公投”,他认为公投的结果会是维持现状。为此他还频繁地游说德法等欧盟核心国家,为英国争取更特殊的待遇,以便进一步多得好处、少付代价,使更多的英国人愿意留欧。

但是他和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是,与经济方面的讨价还价相比,近年来移民问题成了英国人反感欧盟的首要原因,尤其是中东与马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移民成为问题的焦点。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近现代的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作用,这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的“文明冲突”来简单解释的。

欧洲地理上接近西亚北非的穆斯林世界,历史上一直有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基督教地区与伊斯兰教地区都盛行神权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强制、异端迫害、排斥异教徒乃至以宗教名义发动“圣战”(基督教的十字军与伊斯兰教的吉哈德),双方的对立十分严重。而在某些时期与某些地区,相比于当时处在上升期、更为自信也更为宽容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与排斥异教甚至更厉害——以至于希腊文化遗产可以经相当包容的穆斯林西班牙中转传入西欧,而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推动作用。

到了近代,情况有所变化,基督教在欧美等西方地区率先成功地完成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宗教宽容、文化多元和政治世俗化等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同时这一趋势也影响了西方在伊斯兰地区的殖民地和在西方影响下出现世俗化改革的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即便是最保守最少世俗化的原生态伊斯兰地区,即阿拉伯游牧世界,由于尚未形成民族国家,也没有与西方发生明显冲突,甚至阿拉伯的民族国家(典型的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还是在西方人(如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帮助下建立的——西方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奥斯曼土耳其。所以在这个时期,穆斯林居民与基督教居民的冲突比中世纪明显弱化。

更严重的冲突是发生在基督教地区和伊斯兰地区各自的内部。在欧洲,造成上千万生命损失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都是在不同世俗权力之间发生的。而在邻近的西亚北非地区,由于现代化程度较低,冲突主要发生在宗教保守势力与世俗化势力(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之间,或者不同的伊斯兰教派之间,而不同世俗势力间的斗争不但烈度较低,而且基本上是外源性的(美苏两大势力的代理人斗争等)。

冷战以后情况又发生大变,一方面全欧洲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基本完成,不同世俗权力之间斗争已经变成和平的议会斗争,而不同宗教乃至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也得以在信仰自由的体制下和平共处。这不但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因此得以发生,也使欧洲对欧洲以外世界、包括伊斯兰世界的开放程度提高。即便个别的流血冲突,欧洲也能以普世价值待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转型失败导致的民族冲突中,穆斯林波斯尼亚人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基本权利都得到了欧洲的维护。一向认同欧洲的土耳其世俗政权不但在一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站稳了脚跟、进行了成功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而且在冷战时就加入了北约,冷战后又积极要求“入欧”。

在欧洲制造业繁荣而人口老龄化初现的年代,欧洲也大量接纳了穆斯林移民进入劳务市场,尤其是世俗化比较成功、与德国又有较多历史渊源的土耳其,其移民在德国等地的制造业劳动力中占有相当比重。在高就业的年代,第一代移民离开贫穷且低人权的故土而被欧洲接纳并且成功找到工作,他们的情绪是稳定的。同时,1970-90年代在欧洲高福利、低基尼系数和强势工会的条件下,传统左派对本国“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很少指向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这种批判主要转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不平等,以及本国内部“文化权力”和符号资源的不平等,抨击“欧洲中心论”、呼吁文化多元化、反对文化、宗教、种族歧视成为“新左派”潮流。这一切都大大鼓励了来自东、南方向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潮。

但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转移的加快、经济趋于停滞、就业机会减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也导致福利国家政策的收缩,这一切对处于竞争力弱势的移民形成了压力。而这时第二代移民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像父辈保留有故土贫困与低人权的记忆和来到欧洲后的幸运感。他们出生在发达国家,从小接受关于人权平等、文化平等之类的教育,认为自己与祖籍欧洲人在经济上平起平坐、文化上特立独行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特别敏感。在新的不利条件下,他们对社会的认同降低,反社会情绪上升。2005年发源于巴黎东北郊克利希苏布瓦移民区的大规模骚乱,就是这些第二代移民的所为。这又反过来刺激了祖籍欧洲人的排外情绪。

(未完待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