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江山】

刘刚

中国式谶语

太史公序《六国年表》，总结中国上古历史，指出了一条规律：“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可能跟“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有关，这样的“生成”原理，或许是从日出日落的太阳运行推导出来的，此处只有论断，未有论据，但他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便是“禹兴于西羌”，通常人们只当做“禹在西羌兴起”来解读，而忘了那个“夫作事者必于东南”的前提，把个“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终点，当做了“作事”的起点。

太史公说出这一条，对于认识夏朝非常重要，“从东南到西北”的历史运势，居然被他提撕出来，而一语成谶了，成为了一句“通古今之变”的带有某种规律性标志的“中国式谶语”。

后来，王船山《读通鉴论》说的“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虽以唐以后为凭，但还是在给太史公所言作注脚。有所不同的是，太史公说的是一种“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运势，而王船山则以国土规划和制度安排坐实言之。若谓“运势”，还有点玄，说得实际点，就是唐以后，历朝历代都奉行两个中心，政治中心在北方，亦即“立国于西北”，而经济中心在南方，也就是“植根本于东南”了。其得以坐实者，是因为有运河，唐居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就是通过运河实现的。后来，政治中心跟着运河走，向运河靠拢，有过几次转移，至元、明、清，以京杭大运河为枢纽，形成了北京、南京的格局，而经济中心的地位却从未改变，以至于民国时期发生了经济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出现了南北都城之争，几经反复之后，由南京而北京，当下又回到传统局面，且以上海取代南京作为“立国”的“根本”点。

京杭大运河

正是靠了运河，中国才能维持两河流域的大局面，并在这个大局面的基础上支撑起天下观，这是个比西亚和南亚两河流域都要大得多的局面，用了最高的山来做“究天人之际”的世界屋脊，用了最长的海岸线来开显“通古今之变”的沧海桑田，用了中央集权的天下观来打造大一统的汉文化圈。这一切，能被统一起来，就因为有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贯穿，而运河便承载了这一“运势”。

此“运势”从禹开出，是禹开了“从东南到西北”的先河。太史公说“禹兴于西羌”，而未说明禹的出处，我们都知道，禹的出处，跟一个地名有关，它的名字叫“会稽”，《竹书纪年》说禹“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有“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些说法，都说帝禹跟“会稽”有关，但都没有说明“会稽”在哪里，或以为不言而喻？

《史记·夏本纪》则云帝禹东巡，“会诸侯江南”，“至于会稽而崩”，指出“会稽”在“江南”。帝禹到“江南”来“计功”，也就是一边做审计，一边论功行赏，结果，死在这件事情上。人死，不能无声息，至少要有个哭声，凡人莫不如是，何况帝王？故帝死曰“崩”，如天崩，山崩，没有比这个“崩”字能量更大发声更响亮的了！崩，当然不是把人炸得粉身碎骨，而是指人的心理反应，若“计功”未定而死，有多少人的心情会因此而“崩”啊！该赏的未赏，应罚的不罚，国计恐怕要崩溃了。

帝禹不光经天纬地，连山通海，以流域开发国土，打理江山，还要为中国立“权利”，以“权利”治国，以利害定天下。“权”是度量衡，“权利”就是权衡利弊、利害，就像用秤来称物之轻重一样，利害关系也可以设定标准，在制度安排中体现出来，此即“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会计”，就是行使“权利”，禹在“江南”行“权利”，故以“江南”为“会稽”，立定中国的“权利”。

良渚的运势

有时候，认识越来越全面，带来的问题，反而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会稽在哪里？就像昆仑山一样，出现了好几种说法。越人说在越地，自不待言，但这一说法，并非越人自己先说出来的，秦始皇祭大禹，立会稽郡，就先已确认了。

可东汉人的高诱，在注《淮南子》时，却保留了那时的另外两种说法，一说会稽“在辽西界”，另一说“在山东太山下”，可见，会稽一地，东汉时，就有了三种说法。

除了文献检索，还有字源考证，或曰，越族以“戉”命名，“戉”象大斧之形，后作“钺”。“夏”与“戉”，古音同，卜辞中，无“禹”字，“戉”即夏，故以“夏戉”为禹。

《说文》引《司马法》曰“夏执玄戉”，而“戉”，正是良渚文化的重器。

最早的“戉”——钺，或为石斧，良渚时，多见玉钺。反山12号墓，有一套玉钺，饰有神徽，人称“钺王”；寺墩3号墓，发现了由三件玉器组成的玉钺套件，长约68厘米，柄已朽腐，嵌有20多片长方形小玉片，类似的组合件，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出土了十几套，多置于墓主左侧，显示其王权身份。而卜辞、金文中，“王”字即为斧钺之形，就连汤武革命，都有“汤自把钺”和“武王左杖黄钺”一说，看来良渚文化为革命和王权提供了一个标准器物和文化样式，王权的雏形露出了标志性端倪。而会稽，便是王权的诞生地，王权一出生，就莫须有的拿了防风氏来开刀，小试一下“夏戉”的味道。

禹拿防风氏的脑袋，开了个“王正月”的好头，预告了王权的即将到来。

而钱穆先生却认为，大禹治水，止于大河上下，未及江、淮流域，故禹之行迹，也就在大河两岸，冀、雍、豫三州之间，帝禹“还归大越”的那个“越”，不在江南，而在山西、河北。

钱氏精于文献，可文献多半就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反映着中原正统的王朝史观的要求，在王朝史观的框架里来看史前文化，往往就看走了眼，因为那样的观点，总是以王权为中心，以亲疏远近为半径，来画王朝天下观的圈，对于显而易见的东西反而不见——那就是禹时王朝尚未出现。

钱氏立论，少了考古材料的支撑，“二重证法”少了一重，当然靠不住。

“会稽”在越，本来不成问题，试以墨子“三表法”言之，便昭然若揭。

何谓“三表”？有“本之者”，如《国语》孔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以及始皇祭帝禹和秦立会稽郡；有“原之者”，即越地百姓日用中俗成的与帝禹有关的民间传说和名胜古迹在今日的活跃程度及其影响；有“用之者”，则据当地政府的“发以为政”的弘扬禹文化使之古为今用的现实状况。

若这三项指标，都是越地领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非得认为“会稽”本地非越而要认个后来居上的山西、河北呢？即以“二重证法”言之，论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还不都是越地领先？

考古学上有一则趣事：当良渚文化最初发现时，因为已有龙山文化在先，人们便顺着“中原中心说”的思维惯性，想当然地就认为是龙山文化的一支在南方的发展，并以龙山文化命名。后来才发现，良渚文化要早于龙山文化，两种文化中相似的那些因素，反倒是良渚文化在北方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中原中心说”那样的史官文化的底气，没敢说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一支，而是谨慎地认为良渚文化的因素进入了龙山文化。谨慎当然是对的，可当良渚文化的主流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突然消失时，它难道不是在龙山文化里得到涅槃，并且通过龙山文化进入中原，而且在中原龙山文化里大放异彩，撑起了半边天？良渚文化的运势，正好符合了太史公指出的中国历史运动“从东南到西北”的那条规律。

历史的禹迹

在一部《史记》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禹，一个是越禹，一个是戎禹。

禹在越，称越禹，在戎，称戎禹，越禹“葬于会稽”，戎禹“兴于西羌”。

当然，应该还会有齐禹、鲁禹、吴禹、楚禹什么的，因为“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若以“禹迹”来名禹，禹应遍地开花矣！然而，毕竟历史有其运势，历史人物要承载这个运势，越禹和戎禹的名称，就反映了由太史公指出的那个“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禹，不但是这运势的开启者，还是这运势的收成者。运势从东南开启，就称越禹；运势到西北收成，便是戎禹。说禹，要从这运势说起。

说越禹，有“会稽”做根据地，说戎禹，也有出土文物可以考据，例如，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之铭文就有“冪宅禹迹”一说，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镈上铭有“赏宅受国”的字样。这些，都是属于春秋早期的秦国的器物，说的是秦受封地于周而定居“禹迹”。

秦本戎地，而称“禹迹”，可见秦自命为戎禹之属，因当时有“秦、楚、吴、越，夷狄也”的说法，那说法，当然是以中原为中国以及由周人封建制的界定所作的界说，故秦以“禹迹”，破了周人界说，否认夷狄身份。从根本上说，秦人同禹关系密切，秦先祖伯益，曾助禹治水，受禹禅让，获舜赐姓而为嬴氏。禹死后，禹子启不接受禅让，自命天子，或曰“益干启位，启杀之”，或曰伯益放弃禅让，让位于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黄河流域的政治共同体解体，从此开始了夷夏相争。

在夷夏相争的格局里，秦人像太史公指出的那样，也走了一条“从东南到西北”的路线，先是起于山东东夷之地，后迁至西北与戎杂处，再后来就有了秦居雍州，争霸中国，兼并天下，也被太史公当做了“从东南到西北”的一个范例。不过，秦人究竟被迫迁徙戎地，还是主动追随“禹迹”？

我们认为，应该是兼而有之吧！人在危机中，在苦难时，才会想起“从哪儿来，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这样一问，就问到祖先那里，当然是从祖先那里来，还得跟着祖先走过的道路去，所以，秦人像他们的先祖伯益那样追随“禹迹”。在这里，“禹迹”不光是地域，是道路，还是运势。历史已经证明，秦人选择了一条好的发展道路，他们沿着“从东南到西北”的“禹迹”前进，结果成功了。

可秦人并非追随“禹迹”的先驱，比秦人更早的还有周，应该说，首先是周人的成功证明了“禹迹”的历史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汤武革命”中那场“武”的革命。我们都知道，关于那场革命，《尚书》有过记载，其中《牧誓》一篇，就是圣人革命的宣言，宣告了“牧野之战”。

通常，人们都认为，武王伐纣是一战成功，其实不然。周人翦商，从古公亶父算起，历经四代，直到武王才告成功。翦商的关键，也还是顺应了“从东南到西北”那个运势，期间转折，在于太伯奔吴，率先“起事于东南”，最后才是牧野之战，由武王“收功实于西北”。在这场圣人革命中，文王子孙只讲后半段，讲文武周公，不讲前半段，将个翦商的英雄说成了让位贤者，排除在圣人革命之外。尽管如此，还是没有逃过太史公法眼，虽未说破，却暗示了那个“禹迹”——“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

这就是为什么周人要以夏自居了！周人不光追随“禹迹”，取代殷商，还发扬“禹迹”，将“茫茫禹迹”发展为封建制的天下。禹是周人发扬起来的，周之前，殷克夏而埋没之，何来“禹迹”！卜辞所言“夏戉”，或指夏来历以及标志王权的斧子，而非“禹迹”。可是，殷人的进展，还是沿着那条运势线，观其迁都，便是从南亳向着北亳和西亳发展，发展的方向依然。周人克殷，弘扬“禹迹”，亦为王权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的势所必然，兴亡之际，变迁之中，惟太史公提撕的“从东南到西北”的天命那一线不变，而中原，就在那一线的中端，孰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耶？

若谓三代之事，离太史公尚远，言之难得其详，那么秦汉之事，对于太史公而言，则是他的近现代史，尤其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成功，就很明显应验了那句“起事于东南，而收功实于西北”的“中国之谶”。楚霸王项羽也曾“起事于东南”，而且他也到了西北，但他却不愿在西北待下去，赶着回东南衣锦还乡，把个“收功实于西北”的机会留给了汉高祖刘邦，被人看做“楚人沐猴而冠也”。

这句话，放在太史公那时，说出来，还只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此以后，这句话就有了预言的性质，对于历史的进程具有指导意义。以此来看一代王朝，若要成长为一个大帝国，就必须从中原再往西北去，像汉唐那样通西域；若要巩固政权，则须扎根东南，通过运河抓住东南根本，隋唐大运河“由西北而东南”就是如此。唐以后，西北难以进取，帝王风水便向运河转移，出现了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说的，天下大势从运河南下——“由西北而东南”贯通长江——“由东南而西南”的趋势。

近代中国，虽然西化，但“古今之变”里，那历史的运势还在，海运可以取代运河，却取代不了那运势，运势的载体可以更换，运势本身则未改变，从越禹到戎禹的原型，依然在历史事件里发生。君不见，那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虽有种种主观方面的原因，例如，洪杨之争，天王腐败，石达开出走……但归根结底，还不就是偏安东南一隅，没向西北进取，自绝于“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旺盛的战斗力，窝在天京一角，只能窝里斗，窝里反，若往西北去，便天高地阔，各有各的发展空间。石达开出走即有鉴于此，他开辟了一条“由东南而西南，由西南而西北”的进军路线，为后来的红军做了预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为“从东南到西北”的历史运势提供了现代案例，红军起事于东南，收成于西北。

近代人物中，与帝禹最为相像的人物，便是左宗棠了。左氏从闽浙总督到陕甘总督，处的虽非帝王之位，行的却是帝王之事，治的也是帝王之学，不但以一己之力承载了“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还以一己之身再现了帝禹文化的原型，独自完成了“从东南越禹到西北戎禹”的转型。故，当其从西北归来，使得本已“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左氏，那眼界就更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了。原来，他还将曾国藩看在眼里，回来以后，就不怎么看在眼里了，这是因为，若以传统帝王学的眼光来看，曾氏一生功业未能“从东南到西北”，也就留下个坐镇东南打理小方国的格局，而左氏则能经营西北，开创一个大帝国的气象。不过，那也就是成就了他一个人的帝王学，他自负的功业，只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拿它来自诩，多少会有那么点沐猴而冠不识时务的样子，其实，曾氏比他更加深知晚清的底细，卧在东南，眼睁睁地看着清朝大势已去，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正在兴起，已然“起事于东南”矣。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