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转角处】

付如初

幸存者的文学

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版图中，流亡者文学或曰幸存者文学的身影最为惹眼。历史上著名的几个流亡群体，比如俄罗斯的流亡者、纳粹迫害下的流亡者、冷战爆发后的体制批判者等等，无不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这个群体中那些光彩熠熠的名字，中国读者也几乎都不陌生，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昆德拉、哈维尔、奈保尔、米沃什、黑塞、茨威格等等。他们作为“不可避免的反对派”，在文学中表达着一种“深刻的不安”（勃兰兑斯语）。他们的批判和乡愁，不止是身体上、政治上受到流放之后的反抗，更是信仰上、文化上、种族上被流放之后，由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种哀鸣，因而才会具有打动全世界的力量。

相对而言，同样承受了类似苦难的中国文学，却表现得不够好。借由文学，我们很难看到亲历者的心志，也很难窥见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甚至，历史由此也慢慢变成了一个黑洞，无从认知，当然更无从思考。这当然主要跟历史和现实允诺的文学空间过于狭窄有关系，也跟很多亲历者因为各种原因选择做了“沉默的大多数”有关系，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作家未能找到历史和文学的恰切的结合点，从而影响了文学的生存空间。

好在，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也包括桑品载的《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等等好作品，在两岸三地传播，使得“人”终于从大时代中站出来。说说悲欢离合和血泪歌哭，也使得中国文学不再显得那么愧对大时代馈赠的丰厚的苦难。这样的作品，仿佛文学殿堂中的香草，也仿佛历史黑洞中的火炬，带给人的惊喜和震撼难以言喻。

齐邦媛和王鼎钧都是抗战期间的流亡学生，当然也算得大时代的流亡者和幸存者。他们根据个人经历写成的作品，是幸存者留给历史的一份证词。按照王鼎钧的说法，流亡学生有三个梯次：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青年入关；二是“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青年的内迁；三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北地青年南逃。

因为家庭出身的差别，齐邦媛由父兄带领，1938年后先由东北到重庆，后到武汉，一直在大后方读中学和大学，1947年即去台湾，此后一直定居台湾。

而王鼎钧就显得更为命途多舛一些。他1925年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时经历抗战，打过游击，之后做了流亡学生，辗转安徽、河南、陕西。1945年，王鼎钧弃学从军，随国民党宪兵团接收东北，后转入后勤机关，辗转天津、河北、上海。解放天津的过程中还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之后辗转撤退至台湾地区。在台湾期间，杂志、报纸副刊、广播、电影、电视和作家培训等等，所有跟文化宣传有关的职业他几乎都做过。1978年后他到美国定居，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回忆录四部曲”，分别为《故乡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王鼎钧说：“在乱世，人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而写这四本回忆录，他用的是“等了一辈子的自由”。站在异国的土地上遥看大陆和台湾，他才能从更超然的角度思考和体会“那一代中国人身上的因果纠结和生死流转”，也更能体会“外省人”和“失败者”那种刻骨的伤痛。而身为一个基督徒，这种思考和体会，又无不沾染着对强大的神的意志的探求。因与果，在反复无常的神的意志面前，并非总是那么确凿，而人心中所谓的正义，也往往时移世易。

从作品体量和时间跨度上，乃至从人生阅历的角度而言，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与齐邦媛的《巨流河》和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相比，都更为厚重浩瀚，庞杂包罗，其广度和深度都非一篇两篇文章能够谈得清楚。单纯从文学的角度，而不从历史、甚至宗教的角度探讨也稍嫌单薄。从写作风格上而言，如果说齐邦媛是用女性和学者的温婉慎思，至情至性地写了一代“失败者”的悲歌慷慨，龙应台是用擅长拷问探究、长于理念抒情和激烈批判的笔触，写了一代“失败者”的无辜飘零的话，那么王鼎钧对时代和生命的思考，更着意于情理兼备和文史合一，宗教信仰的支撑更结实，“美学的和历史的”立意追求也更为自觉，因而他的笔更有拓展眼界的弹性，很多观点和议论都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慨。

据说，在台湾地区，几乎无人不识王鼎钧，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早在“回忆录四部曲”出版之前，他就已经靠着《碎琉璃》《左心房漩涡》等一系列美文文名远播。而在大陆，他的名字还稍嫌陌生。

历史是“有生命的过去”

对大陆读者而言，四本书中，最陌生、因而也最能带给人新鲜感的可能是最后一本《文学江湖》。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如何总结“失败”的教训，如何面对自身的未来，如何调和“外省人”和“本省人”的矛盾，甚至台湾何以变成了后来的样子等等，都在文化宣传系统有关键性的反映，而王鼎钧是不折不扣的亲历者。

他在台的三十年间，正是台湾地区完成重要转折的三十年。他不停地撰写各类时评，又先后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和“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组长、《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等职。具体工作中，和长期参与执掌国民党文宣和党务工作的张道藩有近距离接触，甚至被指定为撰写张道藩“口述自传”的人选（关于张道藩生前身后的是是非非，还有与蒋碧微的情感纠葛等等，书中都有记录）。如此种种，都注定了他对当时的整个文宣系统，乃至整个思想动态的体会和了解。

王鼎钧称之为“江湖”，实际上已经是文人雅士的温柔敦厚和基督徒的平和婉转了。实际上，从他的描述看，又岂止是“江湖”。他书中写到，撤退台湾以后，国民党迅速织起庞大的特务组织大网，强化意识形态控制。而王鼎钧尽管一直在工作，但又无时不处于被跟踪监视的过程中。他因为有过当解放军战俘的经历，又拒绝加入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就需要反复撰写自传，反复向有关部门表明心迹。

而四本书中，最有认识价值和思考价值的，对大陆读者来说也是最不能错过的，可能要数第三本《关山夺路》了。这是写他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普通一兵的经历。抗战胜利之后，他被“以国家名义行骗”的军官骗出学校，骗到军营，成了一名士兵。经历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曾为谋职而冒名顶替，为活命而流落街头，直至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期间，他在南京见到过苏北土改之后的“逃亡地主”；在沈阳，见到了管理日俘的真相，见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在秦皇岛，开始思索学潮和青年之于中国和时代的真实，思索左翼革命和左翼文学；在天津，他成了俘虏，后来穿过胶济铁路，在上海见到了很多败军将士，之后逃往台湾。

“关山夺路”，既是真实的亡命天涯，更是在交战双方之间，在两个党派、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以及两种文学趣味之间的权衡和选择。这本书中，他对抗战期间的学潮、对大时代中“青年”作为“资本”和“工具”的命运，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振聋发聩。

王鼎钧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作个见证。”这个见证何其珍贵，见识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学家，也都震撼不已、称颂不已。（见高华《历史学的境界》，201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称之为“无可匹敌的回忆录”的《往事与随想》，其作者赫尔岑说，回忆录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然而要记录这种反映，传播这种反映，让这种反映可信、可感又可思、可想，太难了。这不仅需要记忆力的储备、存史责任感的储备、生命的储备，更需要思想穿透力和人格格局的储备。如果说历史叙述是不断让往事产生能量的话，那么回忆录则是不断让往事获得生命，一种属于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唯有和生命相关的历史，克服了纯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才让人更有阅读和思考的兴味。

在获得2014年“在场主义”散文大奖的获奖感言中，王鼎钧说：“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间，才有生命，才会受到天下后世的关怀，这样一部作品才有价值。”在中国，文学历来都能够参与历史的建构。甚至，真相都往往藏于文学之中。在历史学界不断将那段历史抽象成事件、战役和数字的时候，在几乎“万马齐喑”的文学状态中，王鼎钧的回忆录终于让历史重回人间。而所有属于“人间”的文字，都最有生命力，最有意味，都值得反复读，细细读。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第二本《怒目少年》和第一本《昨天的云》，是关于家乡和抗战的。《昨天的云》写家乡的风物人情，其中对基督教在山东民间盛行的记忆和描写，显得极为新鲜惹眼。《怒目少年》主要写他在李仙洲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求学的经历。相对而言，大陆的读者对这两卷涉及到的背景和史实更熟悉一些。有关这样的题材，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表达两个关键词：“乡愁”和“苦闷”，王鼎钧也不例外。只是因为他是家中长子，又是年少离家，终生未归，“乡愁”和“苦闷”累积得就更多了，而因为母亲信仰基督，他又自有化解“乡愁”和“苦闷”的秘法。

故乡山东之于王鼎钧，意味着多少魂牵梦绕，简直难以言喻。多年之后，他在《水流过，星月留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纽约日记中写道，有一年纽约多雨而山东干旱，他心里忍不住想，这些雨要是能下到山东去，解解父老乡亲的燃眉之急该多好啊。

甚至，打开《昨天的云》就会见到这样如诗如画的文字：“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书里，回忆离家的一幕，他痛悔，“这等事，该有仪式，例如手持放大镜，匍匐在地，一寸一寸看。”难怪有评论说，故乡是王鼎钧“用大半生想象和乡愁装饰过雕琢过的艺术品。”

除了思乡，“苦闷”的内涵在抗战的年代则更多层次。首先是家国的苦闷，战争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变成了覆巢之卵。其次是个人前途的苦闷，明天和炮弹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的时候，何谈未来？而一个青年，看不到未来的明灭，那无异于行尸走肉。那个年代，“青年只是一行数字，军人只是一个番号”；那个年代，用血写成的抗战史，“不仅仅是同志的血，也不仅仅是敌人的血”，他还看到了党同伐异的血，看到了无辜者的血，看到了人人眼中命如草芥的“冷血”。中国大陆也不乏写抗战苦闷的书，但没有哪一本，能有王鼎钧这一本一样的纵横捭阖。他讲具体的侵略之恶，更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审视表面的苦闷之源的内在肌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远不是表面看去的那么简单。

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研究近现代历史，有两种偏颇需要纠正：一是回避真问题、大问题，使得历史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二是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淹没。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些个人回忆录能够进行有效的补充。当然，在把回忆变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写作者需要吞掉很多的痛苦，需要控制很多种情绪，需要把握很多密度过大、强度过大或者难以捉摸、令人困惑的东西。甚至，需要克服回忆的虚妄感、无力感，甚至个人的渺小感和无意义感。

更为重要的是，在个人回忆和客观事实之间，在个人认识和敏感历史的书写之间，都有分寸拿捏的问题，而这种拿捏，需要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文学自觉。王鼎钧显然早已意识到了这些：

“虽然我一生漂流，饱受刺激，心中有很多很多情感和意见，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努力避免以情感、意见代替事实，我假设读者大众只需要事实，并不需要我的情感和意见。既然写的是散文，我仍然需要文学的修辞技巧，但我的心态更接近史家，我从英国的罗素那里学到一些窍门，文学增加生动活泼，对事实毫发无伤。”

或许，唯有读完全部四卷回忆录，才能更深地体会什么叫“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王鼎钧的气质

除了用细节和感受补充历史，王鼎钧在回忆录中最为惹眼的，是他对文学的一片赤诚。他仅仅是初中生，靠着阅读、靠着感时阅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实际上，无论是养家糊口还是精神出口，文学都一再在他的生活中充当拯救者的角色，跟他信仰的上帝一样。我觉得，上帝和文学，是王鼎钧写作回忆录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支撑。甚至，他的“苟全性命于乱世”，都是仰仗这两个价值支撑：文学的局限，靠上帝来弥补；上帝的空洞，靠文学来填充。

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开始，中国文学一再接续古典传统中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传统，让文艺与“群治”发生关系，让文学在发挥社会功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据王鼎钧在书中回忆，国民党撤退台湾地区之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其中有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的教训，还有就是忽视了文艺宣传。可以说，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离不开研究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而一个从事文艺工作或者从事写作的人，他的文艺观点往往也能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王鼎钧极力追求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局限的文学，追求“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文学，追求与个体的救赎和完善、与真善美相关的永恒的文学。他在书中表达了很多对文学的思考，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的思考，其中也包含了“真知灼见”和“一家之言”：

“艺术太美，人生太丑，艺术太庄严，人生太猥琐，艺术太无用，而人生的实际需要太多……”

“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

“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知道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

他说，自己的写作受沈从文的影响大，他想让小人物通过文学走进历史。从行文中，我们的确能看出“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语）的立场。人性，而不是国民性，更不是抽象的道义，一旦成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立场，就会给予草芥以最大的尊重，也很难产生愤激的情绪，自然也就可以避免立场和主张上的偏颇和褊狭——一切只关乎文学，只与文学有关——“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

如此种种，都注定了王鼎钧的“推敲”和“炼字”、他的工于表达、他的斟酌字句，目的都是为了化无限悲苦于美善，化无限恨痛于释然。作为作家，他无法劝谏大人物在操弄历史的时候不要总是“目中无人”，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把小人物曾经的悲辛难耐放上历史的祭坛。因为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从来都是被动不自知；他们走出历史的时候，也从来都是灰飞烟灭。时间越久，他们越寂灭得彻底。

令人遗憾的是，王鼎钧的书中，没有动人的爱情。不止爱情，特别打动人的亲情和友情也很少，甚至写母亲，他都用“母亲的信仰”化解了思念之苦。书中写到的情谊，除了在秦皇岛的基督徒医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其他都着墨不多。不似齐邦媛的《巨流河》，那一份至死不渝的爱，让人潸然泪下。王鼎钧的书，不让人动情，只催人动脑。不知道这算不算大时代让人心变得坚硬粗糙，只懂责任不懂爱的例证，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从来都马虎健忘的例证，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一个如此不可替代的回忆录的苛求。

或许，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因为他打捞痛苦，焚烧自己，是为了为我们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