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雷颐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野蛮落后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是一句常被人引用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名言，很能反映他的思想。然而，在斯密的著作中却查不到这句话。

原来，这句话是爱丁保大学的哲学家和数学家道格拉斯·斯图亚特（Dugald　Stewart）于1793年，也就是斯密去世三年后，在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RSE）的演讲中披露的。斯图亚特出生于1753年，比1723年出生的斯密小了整整三十岁。

斯密早年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就学，后长期在该校任教，曾一度任该校校长。他于1790年7月中旬与世长辞，去世前，他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逝世后，自然有不少怀念文章，但正如斯图亚特在演讲中所说，非常遗憾的是，他早年的学术思想，完全依靠当时学生的回忆，但毕竟几十年过去了，难以准确。

幸运的是，就在斯密去世不久，他在1755年一次演讲后遗留在邀请单位的手稿片断，无意中被人发现。这份手稿片断，对研究斯密的思想、尤其是早期思想非常重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6年才出版，但这份手稿表明，其基本思想和观念，早在二十年前，他三十岁出头时就形成了。

其中一段话他这样写道：“人通常被政治家和规划者看作只是一种政治机制上的物质。规划者打乱了人类事物运行进程的自然过程；人类事物的要求不多，别打扰她就是，在她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保证公平，因此她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段话则这样写道：“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野蛮落后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所有其余的事情，就由事物的自然进程来实现。所有反对这一自然进程、用强力迫使事物另改渠道，或者在某一特殊点极力阻止社会进化的政府，因此使自己成为压迫者和专制者。”

他后来的研究就是沿着这两段话中的思路展开。

第二段话中的“轻赋税”一词，斯密的原文是“easy　taxes”。后来多数人都将其解释为“low　taxes”或“light　taxes”，汉语自然也将其译作“低赋税”或“轻赋税”。不过，英国史权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却不认同这种解释。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他写道：“这并不是亚当·斯密的意思。亚当·斯密一定非常清楚，在西方世界，英格兰人是税负最重的（the　most　heavily　taxes）国民，富裕的英格兰人通常比其他国家人民交纳的税款要高得多。”他引述著名的欧洲经济史专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研究支持自己的观点。莫基尔的研究证明，整个18世纪，英国的平均纳税额比世界上任何国民都要高得多，只有荷兰可与其匹配。1715年，政府征收国民收入的10%作为税收，1810年征收到了18%。但是，这种税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

据此，麦克法兰认为：“‘easy’指的是另一种东西，它预示了现代税制的诸般原则。”正是“现代税制的诸般原则”,使18世纪的英国高赋税而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赋税的基本原则，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公平：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交纳国赋，维持政府”。“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第二个原则是税收必须有定则，也就是可预见，不随意（predictable　and　not　arbitrary）。“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第三个原则是便利。“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第四个原则是节省。“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尽量不在征收过程中被吸走、流失。

此即亚当·斯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公平、确实、便利、节省。这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至少没有明确提到“轻赋税”或“低赋税”。他还明确写道：“赋税虽再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对民众损害最大的是赋税的不确定，甚至不是不平等，更不是赋税的轻重。麦克法兰认为，斯密的现代税收原则早已在英国就位。“更有甚者，赋税必须得到主体纳税人群，即议会所代表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方可征收。美国殖民者之所以大声疾呼‘无代表权则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就是基于他们将自己的地位与母国相比。”

显然，麦克法兰教授认为斯密的“easy　taxes”是他的一套现代税收原则，一词之下，有一套复杂的话语系统，而非简单的“低赋税”或“轻赋税”那样简单。如果麦氏所言不错，就应重新考虑“easy　taxes”的译法，以最能代表斯密税收原则、理论的概念翻译此词。古往今来，不同国家不同政府，历朝历代，赋税有轻有重。因此，赋税的“轻”与“重”，并不能作为“税收”现代与传统的标准。传统税收，无论是轻是重，都是“掌权者”的单方面决定；现代税收，无论是轻是重，都要经过一定程序，由纳税人与征税者之间的博弈决定。有没有经过有纳税人代表参与的合理、合法的程序，才是税收“现代”与“传统”本质不同的标志。只有经过这种程序，征税、征税额度才是公正的。愚以为，“公正税收”或“税收公正”，可能比“轻赋税”或“低赋税”更合斯密“easy　taxes”的本意。

严复是《国富论》的首位中译者，自然深受斯密的影响。在一百多年前，他在翻译《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中，作了许多按语和评论，对清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他也认为赋税的关键不在于税收多少，而在于有没有公正的税收：“今日中国之时势，所最难为者，其惟国用乎！对于外侮，武备诚不可以不修，而兵之为物，固耗国之尤者也！然则其加赋乎？夫赋固已加矣。”从镇压太平军到甲午之败，再到庚子赔款，国家赋税已如“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但是，他仍认为赋税并非不可增加，关键在于何种制度：“使其参用民权，民知公产之危，虽毁私家，不可以不救。其立法也，为之以代表之议院；其行法也，责之以自治之地主。是其出财也，民自诺而自征之，则所出虽重，犹可以无乱，然而政府所不为也，不收民权为助。”重要的观点恕我重复一遍：清政府长期面临内忧外患，不得不敲骨吸髓般征收赋税，仍要加税，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没有公正纳税的程序、机制，如果有公正纳税程序、机制，增加赋税是人民自己答应承诺的，所以虽然负担加重，并不会引起民变生乱。可惜清政府不作此改革，没有用民权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清政府的状况，与莫基尔教授所研究的，整个18世纪英国的平均纳税额比世界上任何国民都要高得多，但这种税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形成鲜明对照。

同样是加赋税，加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危机，却未导致大英帝国的政治危机，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easy　taxes”，即能“收民权为助”的公正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