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背后的魔咒(上)
2016-08-10 15:32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于硕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在“西方”与“非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主义思维陷阱中,陈旧的二元对立观制约着人们的大脑,也成为恐怖主义暴力背后的一个魔咒。

于硕/文

恐怖袭击的接连发生,让很多人或忧心忡忡或幸灾乐祸地问“西方末日来临了吗?”“欧洲在伊斯兰化吗?”在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化主义思维陷阱中,陈旧的二元对立观制约着人们的大脑,也成为恐怖主义暴力背后的一个魔咒。

“伊斯兰化”的简单判断

灼灼夏日的欧洲,人们度过了一个黑色七月。2016年7月14日法国国庆之夜,尼斯滨海大道一辆卡车的疯狂碾压造成至少84人死亡、多人受伤;7月1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城际列车上,手持斧头与刀的暴徒一边大喊“真主伟大”,一边疯狂袭击旅客,最终造成21人受伤,其中4名中国香港公民受重伤。自此以后,一周内德国接连发生了4起血腥攻击事件,其中3起竟是由被人道救助的“难民”造成的。最残忍并且最具有象征性的是,7月26日,正当法国天主教神父雅克·哈梅尔举行早弥撒的时候,两名恐怖分子闯入祭坛,手刃了这位86岁的神父……

W020160728418769079471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是差异意识,但差异并不是冲突的根源。人们津津乐道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价值沟壑”,却很少追问是哪些移民?什么是“西方”价值观? 图为当地群众自发纪念在恐袭中遇难的神父

我们不难发现,数字时代的恐怖袭击比冷兵器时代(核武器和细菌战除外)更有杀伤力、表演性和传播度。暴徒使用刀斧卡车这些日常工具并甘当人肉炸弹,也极大程度的使人们的恐惧常态化。这除了欧洲禁止持枪的原因外,也证明袭击者来自恐怖组织的底层、外围(事实上有组织的恐怖袭击从来不缺金钱购买军火),甚至与其毫不相干。他们年轻冲动,盲目模仿,带有明显的自发性。

“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在事件发生之后总是“下山摘桃”,宣称他们制造了“让你们(西方)大街血流成河”的袭击,并发布“烈士”生平事迹——而暴徒多是不满20岁的青年,以期激发全球青少年的另类化“英雄气概”,并将全球视线吸引到“伊斯兰国”的政体建造。这样的做法从传播学上看可谓成功,结果就是愤怒的民众仿佛认可了一个简单的等式:伊斯兰=恐怖主义。但事实上二者截然不同——如果说伊斯兰主义曾经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攻击对象,极端恐怖主义的目标却是平民百姓。从9·11到今天,各大惨案中的遇难者都有穆斯林。

亨廷顿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西方”与“非西方”,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和挑战”。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说9·11的敌人来自外部,那么2015年以来,恐怖分子却多来自欧洲内部,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和11月巴塔克兰剧院及另外三处攻击的主角都是本地出生的“法国人”,他们远不是“典型的阿拉伯穆斯林”(不懂阿拉伯语、酗酒、吸毒、不穿罩袍),也根本无法代表“伊斯兰文明”(他们中有人从未读过 《可兰经》)。然而,与其思考这些因素的复杂性,人们更愿意说那都是欧洲“伊斯兰化”的证明,都是由于欧洲“引狼入室”接纳了太多的非洲移民。

白色恐怖的效应及价值观多元紊乱

白色恐怖下的西方,普通百姓、各国政府及思想界都在彷徨迷茫,莫衷一是。人们有理由对“伊斯兰化”焦虑,因为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日常空间。全球化的哈哈镜被摔成碎片,折射出的变形再也无法辨认。

自我生命保护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第一权利。由此推己及人,形成了保护生存权的伟大文本《人权宣言》。而今天在走在街上就可能被砍杀的死亡威胁下,人们不想伟大了,哪怕很多人曾经只是口头上的普世主义者。已经和平了60年的欧洲不再安全,原本自律的人类伦理不再天然有效,裂缝在自身难保的恐惧感中彰显。价值多元、价值两难和价值虚无才是人类今天面对的难题。人道主义者和仇视人类者都在其中纠缠不清。

在将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思路上,有人强调欧洲为了利己才利人,由于欧洲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超低生育率,需要非洲移民充当劳动力,进而也帮助了来自贫困地区的穆斯林,也就可以顾及全社会的利益。但首先,欧洲移民不只是来自非洲;另一方面,现实的难民问题也并不会给欧洲带来什么“利益”,而光是2015年,本国人口才8000多万的德国就接收了超过110万的难民。

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是差异意识,但意识与事实是两回事,而且差异并不是冲突的根源。人们津津乐道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价值沟壑”,宣称“非洲移民并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却很少追问是哪些移民?什么是“西方”价值观?

我从自己众多的移民法国的穆斯林同事那里看到的是,他们对上述“西方”价值有着深刻的认同。从伊斯兰现代化的过程上说,广大穆斯林也像欧洲人、中国人一样具有“普天下”的人类情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显出短板——他没有看到冲突不是文明问题,文明的对立是虚构和借口,因为文明在数千年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可切割的灰色地带。他是善意的,对世界怀有希望:“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所以在文明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恐怖威胁与文明背道而驰,极端恐怖分子不跟“西方”讲文明,也不跟广大的穆斯林讲文明。

在欧洲、美国或中国都有很多幸灾乐祸的人,他们动机不同,但都将恐怖袭击视为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惩罚。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称,“法国不再是法国了”,“德国不再是德国了”,借此笼络美国的民粹主义选民。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受过专业律师培训的下届总统候选人之一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立即抓住惨案,塑造爱丽舍宫“祥和”的新主人形象。她指责左派执政党软弱无能,自己政党的主张未被采纳,本来应当“驱逐一切激进分子”,要在欧洲“恢复国界”,并指出“接纳移民的危险”已经被证明。

也许9·11是一个分水岭。那之前人类的方向基本是清晰的,人类承认普世价值,欢呼文化多样性,宣称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法国思想家莫兰为新世纪的到来撰写了《地球祖国》一书,从生命之始到文明社会发展都得益于伦理的“连结”,21世纪的人类面对共同的危机(生态、能源、安全、精神……),因此应当一起去建造“地球祖国”,就像非洲古老谚语所说的那样:“要想成为兄弟,就一起建造家园”。然而9·11以后,人类似乎越来越困惑,普世价值遭遇批判和怀疑,自律的伦理大厦风雨飘摇,人们仿佛迷失在沙漠之中,车辙向不同方向伸展,路标都写着“天堂路”。伴随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孤注一掷的疯狂变得越来越频繁,不管声称的是什么宗教。

恐怖主义-伊斯兰-阿拉伯的三位一体错觉

恐怖主义暴徒喊着“真主伟大”进行杀戮,他们的旗帜上用阿拉伯语书写着“圣战”,伊斯兰国叫嚣重新征服世界,于是恐怖主义-伊斯兰-阿拉伯的三位一体成为人们的错觉。

人们也许很少注意到,在15亿穆斯林中绝大多数不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也不在阿拉伯地区。还有一个误区可能来自语言,因为古兰经的创始语言是阿拉伯语。我们应当澄清的是,恐怖主义不是伊斯兰世界的行动,而是中东地区的一种当代现象。有位叫李子暘的网络作者指出,他们可以在伊斯兰圣训中找到“圣战”的依据,但利用“现代技术不区分地袭击公众、利用舆论扩大影响、制造社会恐慌、采取自杀式攻击……,真正的老师是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光辉道路这样的老牌恐怖分子。

很多欧洲人大概自己都忘了欧洲上世纪70年代到90 年代的红色恐怖。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秘鲁光辉道路(极左恐怖组织),其制造恐怖的频率和程度绝不亚于今天:1992年2月11日,一天之中在秘鲁共和国首都利马制造了36起爆炸事件,在美国驻秘鲁使馆旁当场炸死两名守卫警察。同年6月5日凌晨,引爆一辆装有600千克炸药的汽车,炸毁了利马一家电视台,炸死炸伤20余人。同年7月16日,在利马繁华的米拉弗雷斯商业区,引爆两辆装有300千克炸药的汽车,造成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座建筑受损。

还有人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在西方发动的恐怖主义攻击是一次文明失落的挣扎,而非文明复兴运动,因为它是反人类的。阿拉伯地区曾拥有过辉煌的文明,但有种概念叫“资源诅咒”,石油滚滚没有改变物质匮乏,战乱频仍的现状,没有带来中东的和平进程,没有改变对西方的附庸。从效仿西方到立志赶超,到屡屡失败,再到绝望、屈辱感和挫败感转变为嫉恨,从精英扩散到社会底层,被他们日常的艰辛所验证,于是西方社会被当成所有失败和不幸的罪魁祸首,愤怒和仇恨的发泄对象,而底层青年成为恐怖暴力的牺牲品。

而真正体现了文化融合的一个例子,是一位瑞士穆斯林思想家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他目前在牛津大学任宗教研究教授,其30多部法文与英文著作精彩睿智,深重而顽强。但同时,他的超越性复杂思维也受到了“西方”和“伊斯兰”的双重抵制。从下面的引文中我们完全能理解为什么他被双方都指责为骑墙者:“应当毫不留情地谴责伊斯兰国的罪行,同时各方都要进行自我反思,首先是阿拉伯极权国家,其次是欧美,有必要对其经济伙伴进行反思,不能只要石油牺牲自由和民主。然后是我们欧洲人,不能只有一种‘选择性的情感’,只对我们的死亡者感到悲愤,要想想美国伊拉克战争造成了50万人死亡!我们不能在群体中助长仇恨,这只能激发更极端的恐怖主义。”

(未完待续,作者为旅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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