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东与西

李冬君

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信仰，莫过于去看它的国家神话。

日本神话成于“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的重点是神代记，分三卷，上卷为神代，中卷在神人之际，下卷至人代，而《日本书纪》则从神代进入历史，共30卷，虽以神代上下开头，重点却在历代天皇上。

相比之下，《古事记》是文学性的，是一本御用故事书，行文以日文文体，且言人隐私，涉猎淫秽，而《日本书纪》则是历史性的，所以皆以汉文叙述，文采华丽，庄重典雅，为行教化。

对于神来说，日本岛作为神国，难免局促，那么多的神社簇拥在几个小岛上，真可谓“鸟居”充斥，也许信仰扎堆更好。况且，日本“年中行事”即节日之多，几乎无月无之，而且多与神、佛相关，释迦牟尼佛是外来的，在日本“本地垂迹”之后，化身为天照大神而接受日本文化的改造……日本人何以偏要把这样一个岛国神话放大了去化世界，使日本文化膨胀为世界文化呢？惯于拿来主义的小日本，真的能够化世界吗？

唐化的国家神话

由“记纪”我们看到，日本文化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生长国家主义。在神话中，一般来说，自然神话有着基础的意义，初民对包围着自己的自然环境感到神秘，认为其中有神，并因此而产生出关于自然的神话。自然神话是神话的原初形态，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家神话的素材，日本神话传说，多讲国土开辟、国起家源、皇室由来，谈到自然，一般仅作铺垫。

同样，谈文化起源的神话，在日本也非常多，但是，相对于国家神话来说，文化神话多半也是默默地扮演着配角。还有关于民族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有将本民族神向人类之神发展的神话，但主要的还是有关国家起源的神话，用神话为国家的出现提供一个正当性的神系来源。

我们看日本神话，发现从一开始它就以国家神话为宗旨，并用它来统一并主宰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在其他民族中，这样形成的神话可以说是罕见的，它表现了日本神话所具有的特性。

所见日本神话，实由高天原神话、出云神话、筑紫神话这三部分共同构成。高天原神话，讲国土生成；出云神话，讲国土经营；筑紫神话，讲国家形成。

从神话到历史，这样的阶段在中国属于三代时期。而日本人开始讲他们的国家神话，已经到了中国的唐朝，比中国晚了两千来年，而“记纪”二书，就是“唐化”的产物。

就大体而言，日本历史上，有过两次文明开化，古代“大化改新”，是“唐化”，被中国的唐朝文化所化。另一次，就是近代的“明治维新”，我们称之为“欧化”，被欧洲的文化所化。“唐化”，由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这显然是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也来自中国；到了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由此可见，那时天皇的权威，还不怎么行，还要靠中国政教的影响来确立。“唐化”从制度上进行，日本也要搞中央集权。在文化上结集，便是国家神话。圣德太子早就开始编纂国家神话，但他编纂而成的书，却在一次政变中被毁掉了。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前后花了大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纂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日本国家神话都明显地“唐化”了。其中，有些神话和传说，很可能就来源于中国，有不少语句，都是直接从中国典籍里移植过来，序文部分，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那时，日本本土文化尚在“神化”阶段，可“唐化”却要推动日本的“圣化”。因此，《古事记》里，“神皇一体”，是神化；而“圣帝合一”，则是圣化。

日本古代国家是在“唐化”中形成的，相应的国家神话，当然也要“唐化”。可古代日本人，并未完全“唐化”，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唐化”作了选择，儒教与日本氏族制度和祖神崇拜可以结合，道教里的隐士和神仙也来了，但自然主义的老、庄却被拒绝了。

皇体与国体变奏

奈良朝，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无限推崇，到了平安朝，他们就开始挑剔起来了。所谓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以及人格化的特征，这本是浩浩荡荡的唐风。可到了平安时代，画家笔下呈现的“花食鸟”，就已变成了自然化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接近于自然原型的风格。

后来，从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新观念，神道观念开始领先，从花鸟意识更新到神道观念出现，这个转变花了很长的时间。

转变以后，日本人自以为寻到了本土文化的根，其实，还是个误会。在《古事记》里，那些神话素材当然都是日本的，可神道也就是从神化到圣化之道，则有可能还是来自中国。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古事记》，即《古事记》在日本的文明开化中，前后出现过两个版本，一个是大化改新时期的“唐化”本，一个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本。“唐化”的《古事记》，以神皇一体来确立皇体；“欧化”的《古事记》，以皇国一体来确立国体。同样是那些神话故事，但着重点有所不同，“唐化”是皇体觉醒，“欧化”是国体觉醒，“欧化”使皇体信仰转化为国体信仰。

皇体万世一系，以神话为根柢，是一种制度化信仰。然而历史上，皇体的核心天皇却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之类的权臣挟持，没有多少尊严可讲，被杀死不少，被废掉不少，还有不少出家做和尚，如同丧家犬一样。日本人对于天皇的皇体信仰，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天皇头上。

直至近代，由于西方列强都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日本，刺激了日本人的国体意识，尤其幕末志士，坚决主张以国体回应列强。天皇代表国体，但国体却被幕府遮蔽，幕府并非国体，却代表国家利益。幕府与皇体格格不入。于是，倒幕风潮骤起，推动皇体转化为国体，神话走向国家权力。

唐化初期，日本皇室也想建立唐朝那样以中央集权君临天下的王朝，但圣德太子认为，王朝不适合于皇体万世一系，因为有王朝就有改朝换代，就有革命兴起。缘于此，尽管圣德太子推崇儒教，还是拒绝了儒家圣人革命那一套主张。日本没有王朝化，此乃日本之福，到近代，就选择了国体化道路。

圣德太子

从皇体到国体这一历史道路，决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本质。国体由皇体而非由市民社会发展而来，不管它如何欧化，从根本上来说，依然还是中世纪的，还没有从古代社会走出来。可皇国一体，毕竟还是日本国体的灵魂——大和魂，欧化到此，便适可而止，裹足不前了。

而政府的欧化，却比皇体彻底得多。历史上，日本除了有过短暂的中央集权时期，政府从来就不属于皇体，在“和魂洋才”论者看来，政府不属于“和魂”，可以用“洋才”来改制。所以，代议制也好，三权分立也好，都可以搞，只要是在“皇国一体”的前提下，走在日本国体化的大道上。自由民权也好，法西斯也好，都可以进行国家主义的赛跑，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东洋卢梭”中江兆民，自由民权运动旗手植木枝盛，文明开化论者福泽渝吉……为什么都没有走出国家主义的樊篱和轨道。

国家主义的宗教

这样的国体，成为神道附体，神话也就变成神典了。神典不是认识对象，近代以来，当日本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开始研究日本神话时，便触犯了神道国家主义信仰的禁忌，无端惹来笔祸，定以“朝宪紊乱罪”下狱。“记纪”是信仰的“圣经”，不是神话，不能成为神话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日本是神国，在日本讲神话学就是亵渎国体，就是对信仰说三道四。后来，高山岩男在《文化类型学》里，一再强调国家神话和国体信仰的重要，专门讲天皇是国祖神之裔孙，是人也是神，神性与人性集于一身，并以此为据，将神话学纳入日本国体。他发现，在日本的神话里，没有印度梵和中国天那样的理性化的空间，神不是那种脱离人也能独立存在的全智全能的神，不是进行理性思维的绝对者，也就是说，日本诸神还没有被轴心期的理性之光照耀过。“记纪”诸神，有神格也有人格，日本人的祖先，由诸神生成。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裔孙，都在其本分中与神相应，国土由神人共同开发，国家由神人共同经营，国民要参与国家形成，尽其作为国民的本分。

王朝化，将人民转化为臣民，而国体化，要将人民转化为国民。如上所述，属于欧化范畴，唐化版本是“神皇一体”、“圣帝合一”。唐化，不适应于近代需要是明摆的事情，那么，欧化又如何呢？

高山岩男撇开了它们，说《古事记》是纯日本的，使得神话国粹化。他说：“不同类型的文化，若除开技术文化方面，实际上很难做孰优孰劣的评价，输入他民族文化，除非以此为机缘能够导致本国文化的发展，否则，一般都很难进行。日本人保留了许多固有文化，特别是在国体观念和国家意识以及神道信仰方面，日本民族几乎不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日本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总是保持了自己的固有文化，神国国家主义信仰成为接受和批判他民族文化的根本原理，在这一点上，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决不宽容。”这样说来，是把国家神话宗教化了。

神话是泛神的，还能接受外来影响，容忍不同版本；而宗教是一神的，国体宗教化了，国家只有一个神，那就是天皇——国君，代表最高神。因此，仅有“皇国一体”的欧化版本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确认：日本就是神国，日本人从来就是神的选民，天皇就是神。皇室统治国民，不是基于国家权力，而是基于全体国民对天皇的宗教信仰。若谓唐化使神话转为历史，高山岩男便使神话变成了宗教。因此，他一再强调，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一开始就是宗教性的。与那种伦理的、文化的、权力的国家观念不同，宗教性的国家观念是日本所特有的。对国体的信念是宗教的根基，它不是某一个教派团体的宗教信念，而是国民共同体的宗教信念，也就是说，日本宗教是与教派宗教根本不同的国家宗教。因此，对国体的信仰和守护，是国民的最高道德，创建神人共同之国，成为日本最高文化。

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他得出一个结论，正如他以宗教化的国家主义，兼并了神话式的唐化和欧化国家主义，在他看来，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超越了唐化和欧化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在唐化过程中，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欧化过程中，日本文化差一点就全盘西化。所以，唯有日本文化，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文化。通常，文化的世界性进展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如此。日清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超越了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超越了欧洲；日本还要发动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中使日本文化世界化。他就这样一厢情愿的演绎着。

他就这样，用自己的文化哲学，通过对神典“记纪”的宗教化和世界化释读，为日本发动二战建立了信仰的基础。日本在二战中，如众所周知，他们输了，日本人服输，服输的标志，就是裕仁天皇广而告之：我是人，不是神。这就动摇了神国的根柢。于是，“记纪”从国家神话原型和国家宗教圣经，被还原为普通神话故事，脱了文化哲学的马甲，回到神话学的视野里。但它们毕竟打上了国家主义的烙印挥之不去。因此，我们今天读“记纪”，当然要读神话故事，同时还要看他们如何从神话故事上升为国家主义，不光要注意其世界化的帝国主义，还要了解其欧化的民族主义以及唐化的王权主义，并由此深入下去。

（作者近著《青花里的乡愁——关于瓷与茶的美学日志》四川人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