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赵口袋／文 近日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印发《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分年度明确了137项重点工作和127个重大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在1.6万亿左右。

一石激起千层浪。向东北展开大规模投资，虽在预料之中，但此等规模足令人惊讶。针对这一说法，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负责人回应说，三年滚动方案涉及项目并非全额由国家投资，更不是“输血式”的资金投入。相关负责人也解释说，此次振兴重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其实，令人惊讶的并不是1.6万亿这个数字，而是投资方式，振兴东北的十多年间，在“怎么振？”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大的改观。当政府和国企牢牢仍把控社会资源，民间投资仍意兴阑珊的话，这1.6万亿真金白银即便倾囊撒下去又能如何？平添的只怕是地方政府和一众央企国企新一轮狂欢，将GDP数字振兴得好看一些而已。

我始终觉得，振兴东北，激活民间投资是命门，国企围墙里的机器隆隆作响，未必是真振兴。将流向关内的年轻人吸引回来，人们开餐馆跑出租也有钱赚，才是振兴的本真一面。这1.6万亿该怎么花？是要动一番脑筋的。

至上一轮东北振兴提出，“给钱”和“给政策”就成了振兴的标配，你会发现，当思维被禁锢，十年振兴并无大的起色，东北的产业结构和体制痼疾还摆在那里，不离不弃。以东北之大，给钱是永远没有够的，给政策也难以阳光普照。这种来自外部的输入性扶持，很难触动东北的固有体制机制和商业生态。

熙熙攘攘中，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调任沈阳市委书记的消息，倒颇值得玩味。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调动。王蒙徽曾长期在广东任职，2011年来到福建，此后获任厦门市委书记，厦门是福建省内唯一的副省级城市，既是经济特区，又是福建自贸区的核心城市，虽然是平级调动，此次北上入辽，王蒙徽势必会被寄予期望，将来自特区的经验，植入到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中。

近日，我在和一名总部在沈阳的企业家访谈时，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这个话题，这个企业家分析说，东北官员做事的习惯逻辑是，要看中央政策，有了政策再做，这和珠三角一带官员正相反，趁着国家政策没有出，我先做起来，倒逼国家政策的认可。

很显然，在此起彼伏的新经济浪潮下，等待政策就会落后，最多只能亦步亦趋。北京市的官员陈刚调任贵阳，将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大数据产业带到了贵阳，这几年，贵阳承办了以大数据、众筹为主题的一系列世界级和全国性展会，让西部省会贵阳，成了这些新经济的发展洼地，占尽了先机。

当大数据、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在贵州、在南方落地时，东北始终还是沉寂一片，东北有资源有工业基础，但在政策到来前，这些都是包袱。一贯的以“服从大局”为本，往往束缚了东北官员的思维，坐等中央的部署安排，错失引入新经济的先机。

在区域经济版图中，地方政府是一个准市场主体，由于地区之间制度存在长期差异，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制度的垄断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一般都具有强烈的开展制度创新的动力。

从全国来看，珠三角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那些有远见、有魄力和具有超前思维的地方政府官员，既出于对提高辖区经济水平的责任，也出于对自身政绩的追求，会大胆突破体制束缚，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制度竞争优势。这种超前引领并非是指某个大项目，某笔扶持资金，而是敢于把代表未来经济走向的新技术、新模式引进来，破除旧体制的窠臼，给新生业态以优厚的发展环境。

以东北之大，触动旧体制非一日之功，官员的跨区域调动，或许能带给沉寂的东北一些亮色，新一轮振兴，不止是给钱和政策，更重要的是调动那些充满活力的官员，让他们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有所突破，积极作为，改造既有的陈旧体系，引入具有活力的新经济。

（作者系城市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