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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作为榜样——再以钱钟书为例

周泽雄2016-09-05 12:11

笔墨事功

周泽雄

              

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论美国的民主》),通篇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知识分子和学者是不同的,尽管经常有人集两种身份于一身。知识分子面向正义,面对广场,并热切地介入公共讨论;学者(尤指理想中的学者)则面向真知,过一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生活,对他是可能的,古代学者还会憧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孤寂事业。知识分子功业有赖各种特殊的训练,纯正学者却不必加以仿效。反之,尽管知识分子的目标与学者迥然不同,大学者的治学及著述态度,却值得每一位知识分子借鉴。天生的知识分子很难成为大学者,胡适即是一例;天生的哲人、学者客串知识分子事业,则有望走向伟大,汉娜·阿伦特即是一例。——虽然反例也有,杰出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耗费巨大精力从事知识分子事业,惹出的争议就远远多于尊重。

知识分子走向稠人广众时,稍不留神,也可能失落一些可贵的东西。因为,面向公众且以赢得关注为事业润滑剂的知识分子人生,或许会召唤出若干哗众取宠的品性,这当儿,把目光适时转向学者,他就有望调匀文字呼吸,抑制这些不足。

我们试着把目光再次转向学者钱锺书。

有个惊人的例子,可以视为知识富翁的排场和炫耀,也可看作大学者的讲究。我曾在谈论弥尔顿时略加提及,请允我再次例举。

在《谈艺录》“三五”中,钱锺书为证实陆游“多文而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和“词意复出议论违牾”的毛病——简单地说就是自我重复、自相蹈袭——出手狠辣,近乎拆骨扬灰。

他告诉我们,针对陆游的“句法稠叠,令人生憎”,前人已经“举例颇繁”地指出。既如此,按说钱锺书只需稍加援引,证明前人所指非虚,即可收功歇手。然而,钱的学术风格是勇猛进取,论证策略是聚而歼之,所以,他还得用自己的发现来“聊补”前人之“所未及”,顺便讥讽一下清人赵翼:后者在《瓯北诗话》里竟然称许陆游“遣词用事,少有重复”,这对钱锺书构成了冒犯。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密如风雨的揭露,我数了下,钱锺书一气举出四十六组例子,将陆游写诗填词时屡屡自我重复的不良习气,掀了个底朝天。这还不够,日后“增订”时,钱锺书又追加了十多个例子,仿佛追敲了十来根棺材钉。

这些例子本身相当有趣,也有助于读者增进对陆游写作态度的了解。当然,对陆游所知不多又爱心满溢的读者,也可能嫌钱锺书琐屑和不厚道。众口历来难调,大学者必须无视非议,仗剑直行。下为钱锺书提到的一组例句,它们出自陆游不同时期的作品:

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

病中看《周易》,醉后读《离骚》。

病里犹须看《周易》,醉中亦复读《离骚》。

体不佳时看《周易》,酒痛饮后读《离骚》。

穷每占《周易》,闲唯读《离骚》。

痴人未害看《周易》,名士真须读《离骚》。

雷同意思,喋喋不休,陆放翁真够乏味的。钱锺书的揭露不仅凿凿有据,他还不知体恤,在一气举出四十六个铁证后,仍不忘补射一枝穿心箭:“此类殆难悉数。”潜台词是:让我再提供如此数量的例句,亦非难事,好像后来又追加十多个例子,还是手下留情的结果。

这种聚歼风格,大大超出寻常举证标准,让人敬也不是,叹也不是。通常,举例是为了证实论点,只有当论点尚欠明朗,论据不够充分时,追加例证才是必要和得体的。反之,当论点已然得到充分说明,例子仍不绝如缕,好似前军得胜奏凯,援军仍源源不断,从东西南北陆续杀到,就让人目瞪口呆了。

我曾贸然以为,钱锺书为人称道的殊能,倘减去几分,成就或许更高。

当然,这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猜想,我一点不敢当真。原因在于,就算钱锺书式包举靡遗的举证是一种表演或不足,那也是常人无从掌控的表演,无缘感受的不足,就像普通人即使知道大英雄阿喀硫斯的踵部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也无法据此小觑阿喀硫斯。对于凡人不配拥有的缺点,我们理应谨慎点,避免轻断。由一只病猫来判断老虎的狩猎技能,说服力总是可疑的。比如,对于征引例举所牵涉到的“度”——是不足还是过犹不及?——我们的评判其实是以寻常的人类能力为标准,我们易将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征引判为“过多”,反之则贬为不足,至于假想中全知全能的上帝会怎么看,我们并不知道。建造摩天大楼需要打入更多更深的桩基,凌厉生猛的批评同样需要足以令反对者泄气闭嘴的例证。话虽如此说,一旦征引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极限,读者就未必有心情加以赞赏。即使面对一个学术问题,只要作者的处理方式对同行的情感部位构成刺激,他就得做好准备,留神各类非学术的反应,包括非学术的赞美,非学术的指责。

申而言之,世人认可的论证方法,原是依据人类自身的优长及不足,缓慢发展而来的,它们已经被证明是最适合人类理性的方法,却尚未被证明是最适合揭示真理的方法——方兴未艾的大数据统计和人工智能,就遵循全然不同的工作原理,其立足于穷举法基础上的计算,明显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不妨说,正因为人类缺乏上帝的全知全能,我们才发展出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等方法,以期接近真理或真相。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机制下,我们会研讨“举一反三”之术,赞赏“闻一知十”之士。在日常生活及文字世界,那些似乎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力的奇士,那些声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一滴水里推测出大西洋”的人物,总会成为智慧的象征。之所以如此,其实只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有限的人类智力妥协,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举万释一。故“举一反三”云云,既是人类思维的优势,也未尝不是人类思维的限制。

熟悉大数据统计的读者知道,建基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并不遵循人类已有的方法论,所谓的人工智能,原是与人类思维方式迥异的数字计算。超级计算机可以在不清楚原因的前提下,得出准确结论,谷歌旗下Deep Mind团队开发出的那台名叫AlphaGo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对围棋理论一窍不通,却能凭借海量棋谱基础上的特殊算法,将人类智慧的突出代表轻易挑落。对大数据统计来说,因果理论是多余的,逻辑推理的法力也远逊于“相关关系”这一法宝。假想中的智慧超人福尔摩斯未及从蛛丝马迹里推导出潜在的凶手,超级计算机已从数千万张由路边摄像头提供的面孔里,毫无困难地指认出了凶手。

话说得有点远,但至少说明一个平凡道理:如果可能,更多的例子总会距事实更近。钱锺书的思维方式当然是人类的,与人工智能毫不相干。然而,他天赋异秉的能力,又显出相当的异质性,以至普通学者很难把他归为同类,正如他们无法将人工智能视为同类。由于读得更多也记得更多,再加性喜深思,钱锺书着手讨论某个问题前,他的思考半径大异常人。从工艺和流程的角度看,假如普通学者得出一个结论需要三五道工序,钱锺书或许多达五十道。他持有的观点成品率标准,非普通学者可比。

比如,结合之前提到的例子,我们若断定钱锺书对陆游充满反感,总不致大错。其实不然,钱锺书曾明确告诉读者,“放翁诗余素所喜诵”。而且,这个说法不难证实,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钱锺书以赞赏态度援引陆游诗句的例子,比比皆是。钱氏提到过陆游写诗有“二痴事”和“二官腔”,“二痴事”指“好誉儿,好说梦”,“二官腔”指“好谈匡救之弊,心性之学”。他还顺便告诉我们,陆游最为人称道的爱国诗章,“舍临殁二十八字(按即名诗《示儿》),无多佳什”,原因是,“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恩”。——基调仍是批评,但没有“素所喜诵”的广博积累,他不可能归纳出“二痴事”、“二官腔”。所以,无论他对陆游说些什么,都以大脑中庞大的数据库为依托——我猜,他至少熟记了陆游一千首诗。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及年轻时受到的一个教益,也颇有趣:他应邀参加某人七十寿诞,席间“把玩”某宾客用汉隶写在扇面上的一首七律,陈祖壬先生见到后,“傍睨曰:‘近体诗乃写以古隶耶?’余憬然。”他接着承认:

后读书稍多,方识古来雅人深致,谨细不苟,老宿中草茅名士、江湖学者初未屑讲究及乎此也。

令钱锺书“憬然”并受教的是一种“雅人深致”,即用汉隶书写近体诗,是有失体统的附庸风雅,因为近体诗出现在汉代之后,一位“谨细不苟”的老派书家,决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是,假如我们就此以为,钱锺书在“憬然”之余,从此视一切“时代错乱”为寇雠,又会低估了这位大学者的学术胸襟。在《管锥编》“一七一”则里,他津津有味地列举了中外文学作品里大量“时代错乱”的例子(其中不乏蓄意为之者,如“伏尔泰赋十五世纪英、法战争诗中,有武士发手枪中人,附注曰:‘前人而用后世器物,吾勿敢断言其当否,然读史诗时何妨从宽不究?’”),将“时代错乱”题目中的诸般变格,阐释得无比精详。

知道得更多,思考得更深,观点的景深也会随之不同。

学者钱锺书经常遭到的一种批评,与胆量有关。他虽然不是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不得不因自己缺乏左拉式胆量而饱受谴责。

的确,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学者,其成就皆与胆量密切相关;知识世界和竞技世界一样,不会任由懦夫出没,是以腰间一柄长剑曾是古代士子的标配行头。而同为书生,知识分子之胆与学者之胆,又不宜囫囵对待。约而言之,知识分子之胆常与权力有关,学者之胆则关联着真理和事实。并不奇怪的是,敢于为民请命、冒犯公权力的知识分子,在真理之胆上未必有所建树,他们的立论主旨多半是些在此时此地不受欢迎的见解,作者的人格光辉主要体现在敢于说出不受统治者欢迎的看法,而非那些看法有多么新颖独到。比如,几乎所有替言论自由辩护的文字,已很难彰显思想的原创品质,盖因伟大的人类前贤已把个中深意说得无比完备,普通知识分子——假如他置身于一个将该思想视为禁忌的社会中——只需对此加以援引、重申和强调,即可闪烁出璀灿的人文勇气。此外,为了强化对正义的吁求,知识分子批评有时还会故意放大观点的胆量因素,以期加大关注度。这么做虽非无懈可击,至少情有可原。

学者不然,真正意义上的学者,除了真理和真相,什么都不相信。一位学者越纯粹,其学术目标越可能与世俗政权无关,只以探求真理或科学至道为务。学者的本分要求他们不应在与真理有关的问题上和稀泥,说谎话,却允许(至少是容忍)他们与统治者作表面上的勾手化解,只要这份表面和解有助于自己不受干扰地追求真理。钱锺书提到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的一个犀利观察:“哲人于国家所奉宗教,‘貌敬’而‘腹诽’。”他还告诉我们,这种态度还是古希腊怀疑派的老套说教:该派学者往往“相率谆谆告诫,谓于国教以至俗信,不妨二心两舌,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以便在确保学术纯净的同时,能“免祸远害”,避免无谓牺牲。学者视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那么,用虚与委蛇的态度与掌权者周旋,就未必值得诟病,所以,西哲蒙田、笛卡尔等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将该态度“标为律己之首要”。换句话说,为了确保自己对真理的追索免受滋扰,学者在现实权力面前佯装懦弱,甚至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钱锺书提到这种策略,但只是表示理解,并不打算尊重它,更不愿把它“标为律己之首要”。在我看来,钱锺书固然无意于知识分子之胆,但说到学者之胆,实不遑多让。

需要说明的是,胆量之于学者,并非一个必须时时追求的品质。对学者来说,不知戒惕者不配言胆,不知收胆者不配放胆。学者之胆,始于小,方能成于大。王元化先生研究胡适,曾写下一段高明的体会:

胡适在日记中记他于1937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对胡自认胆小,说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两人治学方法之间的短长所在。

所谓“短长所在”,恰与胆量大小成反比。依王元化之见,正是“自认胆小”,才成就了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而胡适学术成就有限,倒是受到他胆量太大的连累,以至“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欲理解学者钱锺书的胆量,我们也应留意这份“短长”,只有事先明了“胆小”有时是一种更优异的学者素质,我们才能在谈论学者胆量时,不致看走眼。另外,学者的勇敢,源自学术上的诚实,它不具有表演性,读者较难通过措词或语气撞见它,只能通过内容感知它。

比如,钱锺书提到“马克思所谓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时,补充道:“浪漫主义诗人早言,俗子仰宗教以解忧止痛,不过如收鸦片之效;或言,世人莫不吸食精神鸦片,以谬误信仰自醉;后来小说家有以不信奉基督教比于不求助鸦片,哲学家有以宗教比牙痛时所服之麻醉剂。”细心读者不难发现,钱锺书指出了一个事实:马克思并非“宗教……不啻为人民之鸦片”这句名言的原创者,马克思热爱的诗人海涅(即书中提到的“浪漫主义诗人”)早已言之在先。在任何一个具有正当表达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的写法都不涉胆量,但《管锥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正处在文革氛围的全面压制中。如你所见,钱锺书的语气是平静的,他似乎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而勇敢恰在其中。

再看一个例子:

孟德斯鸠以为庶民不信神道,害犹不大,君主弁髦一切典章法律,若复不畏天惧神,便似虎兕出柙,为所欲为,则欲以其道还治其身。

这是影射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吗?“君主弁髦一切典章法律”(公检法悉数被砸烂了,法治荡然无存)、“若复不畏天惧神”(满中国张贴着“人定胜天”的标语),“便似虎兕出柙,为所欲为”(官方已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我确信,自视极高的钱锺书不屑于影射(毕竟,影射是一种位格较低的批评,有失大学者正大光明的笔墨身价),但他肯定知道这番话的现实指向和潜在风险。他还是缓缓道出,口气上一仍故我,粗心读者甚至没有意识到,作者的笔墨刚刚淌过了刀尖。

在所有的学术结论里,有一类论断是最大胆的,即,作者骤然宣布,对某个问题的解答,除作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弄错了。那等于是说,作者具有“饶天下高手一先”的超凡能力。假如作者宣布的答案涉及常人难以置喙的高端论域,倒关系不大;假如作者的答案里包含某些特别的条件和优势——他独家掌握了新发现的出土文物或刚刚解密的档案,他手上握有最新的设备仪器等等——也谈不上可怕:如果某机构拥有一台最新的天文望远镜,他们即便说地球人都弄错了,太阳系其实还有第10颗行星,别人也会不以为忤。

钱锺书的论断不符合上述“假如”,在提到“谢赫六法”时,他口气突变,断然宣称:

谢赫《古画品》。按论古绘画者,无不援据此篇首节之 “画有六法”。然皆谬采虚声,例行故事,似乏真切知见,故不究文理,破句失读,积世相承,莫之或省。

这什么意思?按“谢赫六法”并非僻典冷说,笔者三十年前在中文系读书时,就在教材里见过它。它原是南齐人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里概括的一组美学原则,在钱锺书之前,这段话通常被标点成如下句式: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钱锺书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句读,适证前人对谢赫的理解,全都出了差错。他用毫不妥协的口气,提供了如下句读法: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形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他进一步解释道:“‘骨法用笔’四字截搭,则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盖‘气韵’、‘骨法’、‘随类’、‘传移’四者皆颇费解,‘应物’、‘经营’二者易解而苦浮泛,故一一以浅近切事之词释之。各系‘是也’,犹曰:‘气韵’即是生动,‘骨法’即是用笔,‘应物’即是象形”。说得何其简明。你被说服了吗?反正,我被说服了,同时大感纳闷:并不难解的句读,缘何古人齐刷刷地集体失察,时过境迁后白白接受钱锺书一顿教训?

这个例子无关权力,不具有知识分子式勇敢的风险性,但就学者来说,却代表了学术勇敢的极致:他把别人置于集体出错的窘境下,也就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学术声誉。一旦指正有误,等待他的必将是如山而至的讥嘲。钱锺书无意时时表演勇敢,但他证明,一旦需要,他从不缺乏勇敢。更重要的是,钱氏的勇敢,须臾不离学术之心。与其说他在展示勇气,不如说他在展示诚实,而建基于诚实之上的勇气,理应得到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共同宗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