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周泽雄

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论美国的民主》），通篇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一

知识分子和学者是不同的，尽管经常有人集两种身份于一身。知识分子面向正义，面对广场，并热切地介入公共讨论；学者（尤指理想中的学者）则面向真知，过一种“万人如海一身藏”的生活，对他是可能的，古代学者还会憧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孤寂事业。知识分子功业有赖各种特殊的训练，纯正学者却不必加以仿效。反之，尽管知识分子的目标与学者迥然不同，大学者的治学及著述态度，却值得每一位知识分子借鉴。天生的知识分子很难成为大学者，胡适即是一例；天生的哲人、学者客串知识分子事业，则有望走向伟大，汉娜·阿伦特即是一例。——虽然反例也有，杰出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耗费巨大精力从事知识分子事业，惹出的争议就远远多于尊重。

知识分子走向稠人广众时，稍不留神，也可能失落一些可贵的东西。因为，面向公众且以赢得关注为事业润滑剂的知识分子人生，或许会召唤出若干哗众取宠的品性，这当儿，把目光适时转向学者，他就有望调匀文字呼吸，抑制这些不足。

我们试着把目光再次转向学者钱锺书。

有个惊人的例子，可以视为知识富翁的排场和炫耀，也可看作大学者的讲究。我曾在谈论弥尔顿时略加提及，请允我再次例举。

在《谈艺录》“三五”中，钱锺书为证实陆游“多文而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和“词意复出议论违牾”的毛病——简单地说就是自我重复、自相蹈袭——出手狠辣，近乎拆骨扬灰。

他告诉我们，针对陆游的“句法稠叠，令人生憎”，前人已经“举例颇繁”地指出。既如此，按说钱锺书只需稍加援引，证明前人所指非虚，即可收功歇手。然而，钱的学术风格是勇猛进取，论证策略是聚而歼之，所以，他还得用自己的发现来“聊补”前人之“所未及”，顺便讥讽一下清人赵翼：后者在《瓯北诗话》里竟然称许陆游“遣词用事，少有重复”，这对钱锺书构成了冒犯。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密如风雨的揭露，我数了下，钱锺书一气举出四十六组例子，将陆游写诗填词时屡屡自我重复的不良习气，掀了个底朝天。这还不够，日后“增订”时，钱锺书又追加了十多个例子，仿佛追敲了十来根棺材钉。

这些例子本身相当有趣，也有助于读者增进对陆游写作态度的了解。当然，对陆游所知不多又爱心满溢的读者，也可能嫌钱锺书琐屑和不厚道。众口历来难调，大学者必须无视非议，仗剑直行。下为钱锺书提到的一组例句，它们出自陆游不同时期的作品：

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

病中看《周易》，醉后读《离骚》。

病里犹须看《周易》，醉中亦复读《离骚》。

体不佳时看《周易》，酒痛饮后读《离骚》。

穷每占《周易》，闲唯读《离骚》。

痴人未害看《周易》，名士真须读《离骚》。

雷同意思，喋喋不休，陆放翁真够乏味的。钱锺书的揭露不仅凿凿有据，他还不知体恤，在一气举出四十六个铁证后，仍不忘补射一枝穿心箭：“此类殆难悉数。”潜台词是：让我再提供如此数量的例句，亦非难事，好像后来又追加十多个例子，还是手下留情的结果。

这种聚歼风格，大大超出寻常举证标准，让人敬也不是，叹也不是。通常，举例是为了证实论点，只有当论点尚欠明朗，论据不够充分时，追加例证才是必要和得体的。反之，当论点已然得到充分说明，例子仍不绝如缕，好似前军得胜奏凯，援军仍源源不断，从东西南北陆续杀到，就让人目瞪口呆了。

我曾贸然以为，钱锺书为人称道的殊能，倘减去几分，成就或许更高。

当然，这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猜想，我一点不敢当真。原因在于，就算钱锺书式包举靡遗的举证是一种表演或不足，那也是常人无从掌控的表演，无缘感受的不足，就像普通人即使知道大英雄阿喀硫斯的踵部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也无法据此小觑阿喀硫斯。对于凡人不配拥有的缺点，我们理应谨慎点，避免轻断。由一只病猫来判断老虎的狩猎技能，说服力总是可疑的。比如，对于征引例举所牵涉到的“度”——是不足还是过犹不及？——我们的评判其实是以寻常的人类能力为标准，我们易将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征引判为“过多”，反之则贬为不足，至于假想中全知全能的上帝会怎么看，我们并不知道。建造摩天大楼需要打入更多更深的桩基，凌厉生猛的批评同样需要足以令反对者泄气闭嘴的例证。话虽如此说，一旦征引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极限，读者就未必有心情加以赞赏。即使面对一个学术问题，只要作者的处理方式对同行的情感部位构成刺激，他就得做好准备，留神各类非学术的反应，包括非学术的赞美，非学术的指责。

申而言之，世人认可的论证方法，原是依据人类自身的优长及不足，缓慢发展而来的，它们已经被证明是最适合人类理性的方法，却尚未被证明是最适合揭示真理的方法——方兴未艾的大数据统计和人工智能，就遵循全然不同的工作原理，其立足于穷举法基础上的计算，明显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不妨说，正因为人类缺乏上帝的全知全能，我们才发展出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等方法，以期接近真理或真相。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机制下，我们会研讨“举一反三”之术，赞赏“闻一知十”之士。在日常生活及文字世界，那些似乎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之力的奇士，那些声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一滴水里推测出大西洋”的人物，总会成为智慧的象征。之所以如此，其实只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有限的人类智力妥协，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举万释一。故“举一反三”云云，既是人类思维的优势，也未尝不是人类思维的限制。

熟悉大数据统计的读者知道，建基在海量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并不遵循人类已有的方法论，所谓的人工智能，原是与人类思维方式迥异的数字计算。超级计算机可以在不清楚原因的前提下，得出准确结论，谷歌旗下Deep　Mind团队开发出的那台名叫AlphaGo的人工智能围棋软件，对围棋理论一窍不通，却能凭借海量棋谱基础上的特殊算法，将人类智慧的突出代表轻易挑落。对大数据统计来说，因果理论是多余的，逻辑推理的法力也远逊于“相关关系”这一法宝。假想中的智慧超人福尔摩斯未及从蛛丝马迹里推导出潜在的凶手，超级计算机已从数千万张由路边摄像头提供的面孔里，毫无困难地指认出了凶手。

话说得有点远，但至少说明一个平凡道理：如果可能，更多的例子总会距事实更近。钱锺书的思维方式当然是人类的，与人工智能毫不相干。然而，他天赋异秉的能力，又显出相当的异质性，以至普通学者很难把他归为同类，正如他们无法将人工智能视为同类。由于读得更多也记得更多，再加性喜深思，钱锺书着手讨论某个问题前，他的思考半径大异常人。从工艺和流程的角度看，假如普通学者得出一个结论需要三五道工序，钱锺书或许多达五十道。他持有的观点成品率标准，非普通学者可比。

比如，结合之前提到的例子，我们若断定钱锺书对陆游充满反感，总不致大错。其实不然，钱锺书曾明确告诉读者，“放翁诗余素所喜诵”。而且，这个说法不难证实，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钱锺书以赞赏态度援引陆游诗句的例子，比比皆是。钱氏提到过陆游写诗有“二痴事”和“二官腔”，“二痴事”指“好誉儿，好说梦”，“二官腔”指“好谈匡救之弊，心性之学”。他还顺便告诉我们，陆游最为人称道的爱国诗章，“舍临殁二十八字（按即名诗《示儿》），无多佳什”，原因是，“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恩”。——基调仍是批评，但没有“素所喜诵”的广博积累，他不可能归纳出“二痴事”、“二官腔”。所以，无论他对陆游说些什么，都以大脑中庞大的数据库为依托——我猜，他至少熟记了陆游一千首诗。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及年轻时受到的一个教益，也颇有趣：他应邀参加某人七十寿诞，席间“把玩”某宾客用汉隶写在扇面上的一首七律，陈祖壬先生见到后，“傍睨曰：‘近体诗乃写以古隶耶？’余憬然。”他接着承认：

后读书稍多，方识古来雅人深致，谨细不苟，老宿中草茅名士、江湖学者初未屑讲究及乎此也。

令钱锺书“憬然”并受教的是一种“雅人深致”，即用汉隶书写近体诗，是有失体统的附庸风雅，因为近体诗出现在汉代之后，一位“谨细不苟”的老派书家，决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是，假如我们就此以为，钱锺书在“憬然”之余，从此视一切“时代错乱”为寇雠，又会低估了这位大学者的学术胸襟。在《管锥编》“一七一”则里，他津津有味地列举了中外文学作品里大量“时代错乱”的例子（其中不乏蓄意为之者，如“伏尔泰赋十五世纪英、法战争诗中，有武士发手枪中人，附注曰：‘前人而用后世器物，吾勿敢断言其当否，然读史诗时何妨从宽不究？’”），将“时代错乱”题目中的诸般变格，阐释得无比精详。

知道得更多，思考得更深，观点的景深也会随之不同。

二

学者钱锺书经常遭到的一种批评，与胆量有关。他虽然不是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不得不因自己缺乏左拉式胆量而饱受谴责。

的确，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学者，其成就皆与胆量密切相关；知识世界和竞技世界一样，不会任由懦夫出没，是以腰间一柄长剑曾是古代士子的标配行头。而同为书生，知识分子之胆与学者之胆，又不宜囫囵对待。约而言之，知识分子之胆常与权力有关，学者之胆则关联着真理和事实。并不奇怪的是，敢于为民请命、冒犯公权力的知识分子，在真理之胆上未必有所建树，他们的立论主旨多半是些在此时此地不受欢迎的见解，作者的人格光辉主要体现在敢于说出不受统治者欢迎的看法，而非那些看法有多么新颖独到。比如，几乎所有替言论自由辩护的文字，已很难彰显思想的原创品质，盖因伟大的人类前贤已把个中深意说得无比完备，普通知识分子——假如他置身于一个将该思想视为禁忌的社会中——只需对此加以援引、重申和强调，即可闪烁出璀灿的人文勇气。此外，为了强化对正义的吁求，知识分子批评有时还会故意放大观点的胆量因素，以期加大关注度。这么做虽非无懈可击，至少情有可原。

学者不然，真正意义上的学者，除了真理和真相，什么都不相信。一位学者越纯粹，其学术目标越可能与世俗政权无关，只以探求真理或科学至道为务。学者的本分要求他们不应在与真理有关的问题上和稀泥，说谎话，却允许（至少是容忍）他们与统治者作表面上的勾手化解，只要这份表面和解有助于自己不受干扰地追求真理。钱锺书提到过《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的一个犀利观察：“哲人于国家所奉宗教，‘貌敬’而‘腹诽’。”他还告诉我们，这种态度还是古希腊怀疑派的老套说教：该派学者往往“相率谆谆告诫，谓于国教以至俗信，不妨二心两舌，外示和同而内不奉持”，以便在确保学术纯净的同时，能“免祸远害”，避免无谓牺牲。学者视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那么，用虚与委蛇的态度与掌权者周旋，就未必值得诟病，所以，西哲蒙田、笛卡尔等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将该态度“标为律己之首要”。换句话说，为了确保自己对真理的追索免受滋扰，学者在现实权力面前佯装懦弱，甚至是一种必要的策略。

钱锺书提到这种策略，但只是表示理解，并不打算尊重它，更不愿把它“标为律己之首要”。在我看来，钱锺书固然无意于知识分子之胆，但说到学者之胆，实不遑多让。

需要说明的是，胆量之于学者，并非一个必须时时追求的品质。对学者来说，不知戒惕者不配言胆，不知收胆者不配放胆。学者之胆，始于小，方能成于大。王元化先生研究胡适，曾写下一段高明的体会：

胡适在日记中记他于1937年初与汤用彤所作的一次谈话。日记中说，汤对胡自认胆小，说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胡适说这是“谦词”。依我看，这未必是谦词，而是老实话。这表明两人在治学方法上存在分歧。胡适在日记中也承认“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凡读过汤著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这也多多少少说明两人治学方法之间的短长所在。

所谓“短长所在”，恰与胆量大小成反比。依王元化之见，正是“自认胆小”，才成就了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而胡适学术成就有限，倒是受到他胆量太大的连累，以至“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欲理解学者钱锺书的胆量，我们也应留意这份“短长”，只有事先明了“胆小”有时是一种更优异的学者素质，我们才能在谈论学者胆量时，不致看走眼。另外，学者的勇敢，源自学术上的诚实，它不具有表演性，读者较难通过措词或语气撞见它，只能通过内容感知它。

比如，钱锺书提到“马克思所谓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时，补充道：“浪漫主义诗人早言，俗子仰宗教以解忧止痛，不过如收鸦片之效；或言，世人莫不吸食精神鸦片，以谬误信仰自醉；后来小说家有以不信奉基督教比于不求助鸦片，哲学家有以宗教比牙痛时所服之麻醉剂。”细心读者不难发现，钱锺书指出了一个事实：马克思并非“宗教……不啻为人民之鸦片”这句名言的原创者，马克思热爱的诗人海涅（即书中提到的“浪漫主义诗人”）早已言之在先。在任何一个具有正当表达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的写法都不涉胆量，但《管锥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正处在文革氛围的全面压制中。如你所见，钱锺书的语气是平静的，他似乎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勇敢，而勇敢恰在其中。

再看一个例子：

孟德斯鸠以为庶民不信神道，害犹不大，君主弁髦一切典章法律，若复不畏天惧神，便似虎兕出柙，为所欲为，则欲以其道还治其身。

这是影射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吗？“君主弁髦一切典章法律”（公检法悉数被砸烂了，法治荡然无存）、“若复不畏天惧神”（满中国张贴着“人定胜天”的标语），“便似虎兕出柙，为所欲为”（官方已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我确信，自视极高的钱锺书不屑于影射（毕竟，影射是一种位格较低的批评，有失大学者正大光明的笔墨身价），但他肯定知道这番话的现实指向和潜在风险。他还是缓缓道出，口气上一仍故我，粗心读者甚至没有意识到，作者的笔墨刚刚淌过了刀尖。

在所有的学术结论里，有一类论断是最大胆的，即，作者骤然宣布，对某个问题的解答，除作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弄错了。那等于是说，作者具有“饶天下高手一先”的超凡能力。假如作者宣布的答案涉及常人难以置喙的高端论域，倒关系不大；假如作者的答案里包含某些特别的条件和优势——他独家掌握了新发现的出土文物或刚刚解密的档案，他手上握有最新的设备仪器等等——也谈不上可怕：如果某机构拥有一台最新的天文望远镜，他们即便说地球人都弄错了，太阳系其实还有第10颗行星，别人也会不以为忤。

钱锺书的论断不符合上述“假如”，在提到“谢赫六法”时，他口气突变，断然宣称：

谢赫《古画品》。按论古绘画者，无不援据此篇首节之 “画有六法”。然皆谬采虚声，例行故事，似乏真切知见，故不究文理，破句失读，积世相承，莫之或省。

这什么意思？按“谢赫六法”并非僻典冷说，笔者三十年前在中文系读书时，就在教材里见过它。它原是南齐人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里概括的一组美学原则，在钱锺书之前，这段话通常被标点成如下句式：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钱锺书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句读，适证前人对谢赫的理解，全都出了差错。他用毫不妥协的口气，提供了如下句读法：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形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他进一步解释道：“‘骨法用笔’四字截搭，则如老米煮饭，捏不成团。盖‘气韵’、‘骨法’、‘随类’、‘传移’四者皆颇费解，‘应物’、‘经营’二者易解而苦浮泛，故一一以浅近切事之词释之。各系‘是也’，犹曰：‘气韵’即是生动，‘骨法’即是用笔，‘应物’即是象形”。说得何其简明。你被说服了吗？反正，我被说服了，同时大感纳闷：并不难解的句读，缘何古人齐刷刷地集体失察，时过境迁后白白接受钱锺书一顿教训？

这个例子无关权力，不具有知识分子式勇敢的风险性，但就学者来说，却代表了学术勇敢的极致：他把别人置于集体出错的窘境下，也就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学术声誉。一旦指正有误，等待他的必将是如山而至的讥嘲。钱锺书无意时时表演勇敢，但他证明，一旦需要，他从不缺乏勇敢。更重要的是，钱氏的勇敢，须臾不离学术之心。与其说他在展示勇气，不如说他在展示诚实，而建基于诚实之上的勇气，理应得到知识分子与学者的共同宗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