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事功】

真正的文人，不论其是否被世人公认，总有这种神性：他是人间的光明；是世人的教士；——他像一条神圣的火柱，引导人们在艰难的人生征途中不要浪费光阴。

                                                                    ——托马斯·卡莱尔

一

世人即使不了解塞缪尔·约翰逊，也听说过他的凌厉格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对有些学者来说，评议爱国主义却放着这句杀手级格言不引，会有一种搔痒感。标准的约翰逊格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这种力量：“即使他的枪未击中你，他也能用枪柄把你打倒。”

这句爱国主义格言出自詹姆斯·包斯威尔的名著《约翰逊传》，由于原书系“上百万言的典雅、精致、正统英文”，国内未见完整译本，我读的中译本是哈泼诺版的浓缩本，不清楚在此可有节略。据我所见，包斯威尔并未提及语境，只说传主约翰逊博士——“约翰逊博士”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与朋友谈到爱国主义时，“突然用强悍而坚决的语气”吐出了这句话。那就是说，这句“旷世名言”并非白纸黑字写在书上，而只是聊天时“突然”冒出的警句。作者强调“突然”，意在说明在座者懵然不解此话来由。包斯威尔当时也在座，且已决心日后替身边这位文学大佬撰写传记，为了不错过约翰逊源源不断、信手拈来的妙语，他还特别练就了速记法，并在当天晚上加以整理，他不可能听错。但是，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谈及卢梭，却好像知道这句话的来历，他写道：“约翰逊博士有关的评论似乎令人困惑，但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卢梭的诡辩：‘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哦，是针对卢梭的。

约翰逊博士确实反感卢梭，他曾认为卢梭“是世界上最大的坏蛋之一，一个无赖”，并将英国等三四个国家接纳保护卢梭的行为视为“奇耻大辱”。奇怪的是，保罗·约翰逊在另一部著作《美国人的历史》里，又将这句名言作了随机应变的调整，变成针对当年美国的波士顿茶党了，他再次脸不变色地宣布：“约翰逊博士把茶党事件看作是盗窃行为和流氓行径，并引出了他的旷世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约翰逊博士仇视当年正在闹独立的美国人也是事实，他说过：“除了美国人，我愿意爱所有的人！”但一句即席妙语，不可能既针对“卢梭的诡辩”，又针对茶党的“流氓行径”，这位历史学家肯定错了一处，也可能两处都错了。——当然，也许我错了，诚望有机会读过未删节版的读者有以教之。

假如我没猜错，保罗·约翰逊显得不够专业，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对这位与己同名的本国文学前辈满怀敬仰，以至不管是否切题，总要提及他的妙语，以便替自己的判断加投一份保险。比如，在提到剧作家易卜生忽视朋友，“总是使友谊处于紧张的状态”时，他也不忘用约翰逊的“劝告”来完成最后一击：“他（易卜生）不会遵循约翰逊博士的劝告：‘友谊的维持必须依赖于不断地修补’。”约翰逊的这句“劝告”，仍是与朋友聊天时顺口说说的。当然，说得非常精准，非常符合约翰逊式格言的特点：乍听突兀，细思却意味绵长，充满人生智慧，令人颔首。

引用权威语录来强化观点，虽属世上小文人、小学者的共同爱好，但也一直受到有自尊、有抱负人士的轻蔑。因为，那不仅露出思维惰性，还显出文字奴性，似乎不搬弄一点观念权威，不倚住一座思想靠山，作者就失去立论之勇。在缺乏“诗云子曰”传统的西方，事实上一直存在一种警告，告诫文人学者不要这样做。古罗马哲人塞涅卡曾这样告诫一位后生：

你没有必要追求大量的语录，因为这类东西在其他作家是摘抄来的，在我们却可以自己不断地写作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热心于装饰门面的缘故。……对于无疑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的成年人来说，仍然只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全靠几句名言支撑，那就很不光彩了。因为这正是他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应该自己发表这样的警句，而不是去背诵了。已经年老或已步入老年的人还只能从笔记本中获得智慧，那是不体面的。

另一位古罗马哲人西塞罗甚至特地区分了“外在的论证”和“内在的论证”，并将“主要依靠权威”的外在论证贬为“非技艺”的。法学教授阿伦·德肖维茨提到过杰里米·边沁的著名讥讽，也指向“外在的论证”：“当人们想遂行己意却又不想说明缘由时，便会援引自然权利。”德肖维茨补充道：“而且不想说服多数人时。”因为，援引权威“等于堵塞了论证的空间”，使得原本具有开放性的议题空间，骤然闯入某个不可抗拒的对象。我曾提到米沃什对当年波兰知识阶层的一项观察：“任何一个受到唯物辩证法钳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每个独立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引用权威人士的语录加以支持，那他就是在说蠢话。”不过，在当时的波兰，蠢话与聪明话是颠倒的，引用权威的现实收益是确保人身安全，这就足以诱使人们鱼贯而入了。“外在的论证”且略过不提，因为我此刻想说的是：约翰逊博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特殊的权威，人们尽可放心致敬、频繁引用，不必顾虑“外在论证”之讥。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个性孤傲、性喜白眼看人的精英，每每以认同约翰逊为荣。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有着目空一切的评论气概，但他坦然承认：“我的英雄偶像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的《西方正典》里供奉了二十位文学大师，评论家只有一位，布鲁姆解释道：“约翰逊博士的入选在于他是西方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迄今难有与之比肩者。……（约翰逊）是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他还认为，在著作里不时提到几句约翰逊的“座右铭”，有助于丰富作品的情味，包括这句：“除了傻瓜，无人不是为钱写作。”

弗吉尼亚·伍尔芙将自己心爱的文学随笔集命名为《普通读者》，也是为了向约翰逊致敬。她写道：

在一些藏书很多但地方太小，不能称之为图书馆的私人书房里，很适合题上约翰逊博士《格雷评传》中的一句话：“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诗歌的荣誉，在经过所有高雅的敏感和教条主义的评判之后，最终应该由那些未受文学偏见污染的普通读者的感觉来评定。”

如约翰逊博士认同的，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普通读者没受过太好的教育，上天也没有慷慨地赋予其天分。总而言之，他读书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是纠正别人的观点，而是为了快乐。

约翰逊博士当然不是“普通读者”，他是西方读书界公认“最特殊的一个”；犀利评论过《尤利西斯》的伍尔芙女士同样很不普通，“普通读者”才不会啃这部天书呢。但是，两人都认为，身为文学精英，假装自己与普通读者有一种内在一致，是一种高雅的世故。

眼界极高的哲学家叔本华，看得起的人屈指可数，但他并不介意强调自己与约翰逊的“英雄所见略同”，在文章里兴高采烈地写道：

约翰逊博士却赞同我的意见：“一个习惯于处理钱财的有钱女人，会小心翼翼地花钱。但一个在结婚以后才首次获得支配金钱权力的女人，会在用钱的时候大胆妄为，她简直就是大肆挥霍。”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奉劝那些娶贫穷女子为妻的人不要让她们继承本金，而只是领取一份年金。他们尤其需要注意，不要把孩子的财产交到她们的手上。

其实，叔本华是举世闻名的憎女者，他是女权主义者的天敌，而约翰逊博士对女性的处境却饱含同情，且时常发表令女性大为满意的高见。比如，他曾将女性易在文字世界受到诋毁，解释为“因为写作的才赋主要掌控于男性手中，迄今被泼乱世害人的脏水的，总是广大女性”。可以想象，约翰逊活到叔本华的年代，绝不会认同后者对自己的引用。话说回来，以叔本华之智，他也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强约翰逊之所难。但是，他显然不想管这么多，毕竟，在文章里时不时地与约翰逊保持一致，是使自家文字为人接受的一条屡试不爽的捷径。

海明威最为人熟知的格言，出自《老人与海》笔下的老渔夫桑地亚哥：“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注意到，约翰逊与人讨论疾病时，早就说过：“我宁愿被征服，而不愿投降。”当然，老渔夫没必要引用约翰逊；约翰逊的态度可以在古巴老渔夫身上得到佐证，则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约翰逊式观点的亲和力。他虽然不是“普通读者”，却与“普通读者”息息相通。

例子不劳多举，总之，引用约翰逊的格言，有一种眼见的文字收益，反之，质疑约翰逊则不无危险。我曾见到一位学者对约翰逊某个文学见解表示异议，但又旋即补充道：“他不是说错了就是说到了点子上但又失之简略。”出拳又收拳，给自己预留余地，似乎唯恐潜伏在约翰逊观点背后的强大反弹力，把自己震倒。钱锺书提到过约翰逊对作家的一项观察：“观诗文有恃显微镜者，精细而不睹结构行布之全；有藉望远镜者，目穷千里而失之眉睫之前。”言外之意是，约翰逊本人在考察对象、评判文艺之前，手上既有显微镜，又有望远镜，双管齐下，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批倒的。

二

约翰逊是知识分子吗？考虑到18世纪还没有“知识分子”一词，我们无法用今天的标准加以评估。与法国启蒙诸贤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约略同时的约翰逊博士，也具有那几位法国巨子的通才特征——甚至还更加强悍。伏尔泰等人皆有文学作品传世，约翰逊也不例外，除了名扬天下的文学评论，小说、诗歌也样样拿得出手。偏爱约翰逊的布鲁姆教授甚至认为：“在英语世界里，我想不出还有哪位诗人具有约翰逊的才能却有意拒绝重要诗人的地位。”好像是说，假如约翰逊愿意，英语世界本来有望出现另一位莎士比亚或弥尔顿。

约翰逊从事过知识分子式的工作，只是方法上不那么正经。他曾自署“小人国的参议员”，为国会两院写咨询文章，还“用假名代各发言者写稿，将那人的真名用字谜的方式隐藏在假名里面，让人稍用心猜译即可得知真相”。据说，“国会对这些文章感到神秘莫测，而又敬之如鬼神，最后不得不对这诡计采取必要的行动。”虽是恶作剧，但又确实是以独立思想者的身份“议政”。他也曾以证人身份，在法庭上庄严作证，令一位无辜者无罪开释。

假如强调态度，约翰逊距知识分子更近。他曾昂然表示：“没有任何以文为生的人像我一样具有独立性。”约翰逊写过一封“流传千古的信函”，收信人是当年的英伦权贵齐斯特菲伯爵。当时，约翰逊独立编写的《英文字典》接近完成，齐斯特菲伯爵假意殷勤，在报纸上发表两篇赞美的书评，试图借机拉拢作者，暗示自己对《英文字典》也有促成之功。约翰逊毫不领情，写下了这封洋溢着刻薄式豪情的公开信，内有句云：

世所谓“恩主”者，与本人一向无缘，今后亦不敢有此奢望。……现我功成名就，又何劳他人锦上添花，代为吹嘘。此乃出肺腑之言，并非一时意气之争，尚希仁人君子不至于误解本人乃忘恩负义之徒，因我既无恩可忘，更无义可负也。

本人工作已近完成阶段，以往既未蒙任何文坛先进、衮衮诸公，提携奖掖，如今亦不会因此而伤心欲绝，肝肠寸断。对于一切事后溢美之词，最好能省即省，能免则免。对于囊昔信以为真，全心以赴的千秋大梦，本人已梦醒多时！

“我既无恩可忘，更无义可负。”豪迈语里似也暗含怨怼。实情是，约翰逊博士编写字典前，该伯爵曾许诺给予资助，但中途变卦，终至一毛不拔。待意识到约翰逊编订出一部足以名垂青史的伟著后，又盘算着亡羊补牢，重续前缘，顺手分一杯羹。沮丧透顶的约翰逊，遂将满腔悲愤化为无敌傲慢。包斯威尔记录过传主的一次冲动：“约翰逊用脚猛踢一块大石头，直到反弹回来的力量，大得令他激动地说：‘我用这方法反驳他！’”显然，齐斯特菲伯爵被踢伤了。这么看来，布鲁姆教授尊为座右铭的那句话——“除了傻瓜，无人不是为钱写作”——恰在约翰逊本人身上得到了反证：他聪明绝顶，有时偏偏不屑为钱写作。博学的阿西莫夫提到过约翰逊编完《英文字典》后的真实处境，那其实谈不上“功成名就”：

塞缪尔·约翰逊编写完不朽的《英文字典》（1755）后六个月因负债被捕。他欠人五英镑18先令。成功的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送给他一笔钱，使得他免被关进王室内务法庭监狱。约翰逊当时又病又累，曾患过神经崩溃，蹲监狱会比死更糟。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完成名著《最后的知识分子》后，也在前言里写下几句约翰逊式的声明：

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爱德华·萨义德非常注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强调知识分子在表达观点时不应接受稿费之外的嗟来之食；胡适也格外在乎这一点，为了确保言论的中立客观，他屡次拒绝入朝为官，甚至无视总统职位。生计困窘且终身未获腾达的约翰逊博士，也许未必算得上捍卫独立性的楷模（他后来接受过国王的年金），好在后人热衷于引用他的妙语，本来也与此无关。

拜包斯威尔《约翰逊传》之赐——这本书长期被视为“天下第一传记”——我们或许可以探索约翰逊之谜，即，为什么人们频繁引用约翰逊却不必顾虑受到“外在论证”之讥。

他不是权贵，他是来自底层的智者。除了超凡的智慧和富有人性的经验之谈，他没有额外物件可供招摇。他的大脑令人生畏，身世命运又叫人同情。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他都不无缺憾：满脸疤痕，一只眼睛接近失明，还长期患有抑郁症。潦倒困顿的身世，竟然匹配了神一般的智力，于是，人间世相得到一道天光的照拂，我们有幸读到大量沉郁之极又锐利无比的靓语，使自己的认知得到刷新。他说：“凡遭逢不幸打击的人，看到你的哀戚和悲伤，总认为不够。”他说：“不要以为一个利用罪恶而获得财产的人，他的良心非逼得他自杀不可。”——每句话都出人意表，又包含至理。看上去像是即兴语，我们却相信，他不是随便说说的。托马斯·卡莱尔提到约翰逊时，使用的一个词正是“神性”。

约翰逊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并不惹人注目，他本人也无意强调，所以，喜欢约翰逊不等于信奉一种主义，追随一种党派主张。人们不会因为政治或宗教信仰上的差异而对他另眼看待。他对谁都合适，他的格言适用于任何慕智向善的人，比如这句：“能否给穷人适当的供养，是对文明的真正考验。”只有暴君才会另持异议。

生活中的约翰逊极为好辩，仗着黑熊般的身材（“黑熊”也是对约翰逊形象的经典描述），他有时还会做出过火举动：“一位先生说话时两手挥动，以便加强说话的力量，约翰逊看了很不顺眼，一把抓住他的手放了下来。”他听说某位学者被自己惹毛了，竟然回信说：“我蔑视你的愤慨。”但是，他的好胜心从来没有超过对真理的谦卑，包斯威尔告诉我们：“每当约翰逊作不公平的谴责时，没有谁比他道歉得更快。”他内心自有操守，力避“自我宣传的错误”（他本人从未自称过“约翰逊博士”），这便带来了引用约翰逊的另一个方便：引用者不会有攀附人格之嫌。说到攀附，国内个别言必称鲁迅的作者似有这类倾向，通过对鲁迅某类格言的忘情引用，他们流露出一种祈愿，希望读者相信他具有与鲁迅同型同款的嫉恶如仇人格。约翰逊的妙语不会给引用者带来此类人格进帐，当然也不会带来道义压力，引用者不必绷紧腰，板住脸。布鲁姆曾将约翰逊的文学写作界定为“智慧文学”，如此，引用约翰逊的最大收益，无非是向智慧致敬。这原是一个魅力无限、令人无法割舍的收益。

约翰逊的缺点几乎和优点一样多，也和优点一样迷人。

有一次，他应邀参观一大群书商的餐会，餐会设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他被大家请上首席，位子刚好挨近火炉；这时火势熊熊，室内温度甚高，热得难受，他宁愿咬紧牙关忍耐，也不愿放弃他这个位置，以免让任何一位书商坐在他的上面。

很虚荣不是？但也很可爱。若没有那么多接地气的脾性，他的智慧也不会如此令人叫绝。与蓄意为之的格言家不同，约翰逊的妙语多是无意得之。不过他年轻时就要求并训练自己，无论说什么，都要挑最生动的说。在他意识到年轻的包斯威尔可能在一边默默记录时，还可能激发出表演欲，使他的日常表达更加俏皮生猛。看起来，他的缺点只是丰富了他的人性，促进了他的完美。人的完美，本身也需要适度的缺憾作为基石。他曾诚恳地告诉包斯威尔：“在我们尽可能一切都诉诸良心时，就会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品德高尚的人。”——引用约翰逊，不会使引用者变得说教，但能柔化他的评论姿态，使他的表达更具人性。

当然，归根结底，约翰逊博士是一位“文人英雄”（卡莱尔语）。卡莱尔对约翰逊效应的著名理解是：

世界需要智慧之光。使世人变得聪明智慧，世人就能胜利地进行斗争，人类就能创造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