泅渡十九世纪的历史之海

2016-11-28 17:12

 

于水山

 

谭徐锋/文

随着学术体制与学术风气的转变,史学研究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俨然已经成为世界性现象,不要说爱好历史的公众读者觉得读起来让人昏昏欲睡,就是稍微不同研究圈子的同行要真正读懂也颇有难度,司马迁那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雄心,在当下变得益发艰难,甚至会被不少同行视为“野狐禅”或不自量力。《世界的演变》的作者奥斯特哈默,隐居于德国康茨坦茨大学,却不惜冒险犯难,对此别有一番思考,他认为相对于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屈辱性叠加,对于欧洲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政治理念汇聚的时代,科学化的时代,铁路与工业的时代,正是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向全球扩张,世界日趋一体化,全球史时代显得不再牵强。他试图从世界史的角度描绘和剖析这段历史,因此被国际历史学会前主席于尔根·科卡誉为“德国历史写作中的里程碑”,作者本人也人称“有关19世纪的布罗代尔”。

微小关联的巨大网络

但是,倘若你以为此书是让你读起来条分缕析,类似依照年代顺序逐一叙述,然后会不时丢给你来几个包袱,让你会心一笑,顿时感到满足,那就大错特错。

此书的写法与体量都很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不适,近乎煌煌2000页,一反此前历史写作的格式化与条分缕析。作者有着问题史与叙事史并立的野心,所以呈现出了无数十九世纪的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又以网状的形式分散开来,勾连起这个时代的性格与温度。作者“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

这些探索搭建在近3000种一流的世界史研究论著之上,他们被作者按照结构史与意象史的思路,一一编排成重装部队,期待着读者穿过黝黑的历史之海,泅渡前行。

本书的写作方式颇为独特,读者可以从头开始阅读本书,也可以从任何一页打开然后读下去,而不会觉得有多么突兀与懵懂,本书结构是松散和开放的,即使没有读过前一章,也不会影响理解后一章。前面大半部分是由对一个个学术话题的详尽论述汇集而成的,剩下的部分是由若干论述大量单个主题的短小章节组成。

作者不时在这座历史建筑中拾掇一些花花草草,更多是那些奇异的芳香,不过这种写作,其实也有冒险之处,因为缺乏聚焦,好似致命的迷迭香,会让习惯清爽的线索式阅读的读者一时头大,作者的叙事方式,似乎是在结构史与记忆片段之间不断切换。

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让人有行游于十九世纪的快感,但有时又不免迷失于历史之海,相对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巨匠霍布斯鲍姆的近代史四部曲有着严谨的方向感,此书过于缺乏明显的线索,让人不由得有些茫然无措。

不过,透过作者有些跳跃的各个章节,读者或许会认识到作者内心其实是想描画出这些建制型现象在面临十九世纪的碰撞时,会发生了何种形式的强力扭曲,以至于跟此前的形态已经迥异。透过这些变异,会认识到十九世纪改天换地的重大转变,尤其是欧洲当时的生命力。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与其说作者是想写一串串记忆片段,不如说是试图从大文化史的角度,对于十九世纪的整个架构进行一个重新梳理,在十八个侧面对十九世纪进行了深度解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并未仅仅局限于物质流变,而是将其中不同人群的命运交织在其中。

这一写作思路,跟以色列史学奇才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颇为近似,不过后者将历史时段伸长到人类既有的文明时段,勾勒出了从十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白热化、科技智能化的人类发展历程。

这些章节有时更像是十八本小册子,每一章都可以单独进行,汇聚到一处好似集束炸弹,让读者呼吸都急促起来。在处理人口迁徙的问题时,作者聚焦于流亡、流亡地与种族大清洗,这些愁云惨淡的记忆,在一组组人口数字后面益发灼热起来。不过他笔下更多是欧洲的经历,倘若关注一下清朝这一百年的流放,比如那位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就因为英帝国对于清帝国的鸦片输出最终导致了惨遭流放,两大帝国的角逐牵扯了无数官僚与平民的命运,而林则徐为此不得不跋涉数千里前往清帝国的西陲。

类似叙述正是作者的关切所在,看似冷冰冰的数据,却勾连起不同族群与阶层的喜怒哀乐。读者或许会留意到很多这种数字与细节之间的交集,时不时会有浓重的叹息。

“欧洲中心主义”想说告别不容易

全球史学当下正是热点,要拨正的是既往的“欧洲中心主义”,不过作者却认为这对于十九世纪而言,或许有些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光荣属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亚大陆,亚洲除了少数国家,基本上正面临整体的崩塌式衰落,比如曾经在欧亚大陆长盛不衰的中华帝国,十九世纪的末端就以欧洲列强狂扫其首都、迫使皇室仓皇逃窜的告终,相对于中国境内的内乱比如“安史之乱”,庚子拳变所带来的是中华帝国彻底的低谷与沉沦。

这一时期的欧洲,在世界竞争中表现得如此强势、富有、极具影响力,在欧洲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作者循着欧罗巴的十九世纪一路狂歌,但却将触角置于隐秘而狂躁的细部,以至于那些碎片因为这个时代而生机勃勃。

在叙述非欧洲历史时,作者充分吸取了最新的成果,揭示那些欧洲与非欧洲的对抗与交融,让那些明暗相间的地带变得清晰起来,对于那些备尝命运艰辛者给予了足够的关切,尤其是诸多层面的自我革新与抗争。

无法摆脱的困境

与法国年鉴学派名家布罗代尔有着很大区别的是,作者并未没有沿着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的路径推进,而是选择了十九世纪史上开始日益重要的历史现象,纵横东西,将其来龙去脉一一细化。《纽约书评》称本书是“后冷战时代一部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不过如果仔细斟酌,作者巨大的企图心,其实有着相对而言极为致命的缺陷,他所根据的更多是二手研究论著,而不是一手原始文献,尤其是涉及非欧洲历史之时,他所立足的是欧美汉学家的相关论著,比如他关注中国城市汉口,就是建基于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汉口城市史著作。所以在有些方面,相关章节感觉更多是文献综述,实际上离真正的深度历史真相还较为遥远。

这一方面的探究,就与布罗代尔的法兰西时代与地中海时代有巨大的差别,作者关于城市的写作显得有些浅尝辄止,因为城市的类型与功能就是在清帝国就有太多的分别,使得读者很难从其中得到多少真知灼见。

同为德国人的思想家本雅明自我期许为城市漫游者,他所著《巴黎——十九世纪之都》,以及随后的《拱廊街计划》,都是对于城市的致敬之作,其中对于城市缠绵低徊的情愫,让人感概万分,不得不说,作者如此的处理的确值得再讨论。

与此相关,作者对于革命的推断与概述,其实也谈不上多么出彩,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与霍夫斯塔特对此都进行了极为精深的分析,更何况革命其实最为剧烈的时代,一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在二十世纪的苏联与东亚,作者对于这一章甚至包括宗教部分的选择,似乎有点失之草率,毕竟宗教关乎心灵,过于类型化的写作,注定显得收效甚微。

我们一方面钦佩作者巨大的历史视野,但另一方面不得不说,这真的成了宏观历史写作者的阿喀琉斯之踵,或许选择一个问题而不是一束问题,会使得宏观历史的演绎会更有打击力。

掩卷思之,如果对于作者没那么有把握的章节,可以选择性放弃,再对于另外一些章节进行“深描”,或许给人的刺激会更不一样,毕竟既有成果如果足够出彩,再进行综述与阐释,似乎反而不够谨慎。

对于这个更倾向于冲突,同时也更愿意自省的十九世纪,作者给出了足够大胆的解释,他认为十九世纪的特质,不外于:生产效率不均衡提升,流动性增长极为频繁,文化交流与感知日期便捷,平等和等级制之间高度对立,所以也带来最后一个特征:解放的时代。

不过看似这部“不可能完成的世界史”还是完成了,而且相对来说,其野心与构思也足以将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时空放入囊中。这一幕的结束,他更愿意认为是一九一八年秋,人们的怀旧心态日发浓烈,茨威格的回忆录便名曰《昨日的世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在一战的惊悚与伤痛中,慢慢开始期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一概况是否得当,我们反而不太在意,倒是作者的写作方式与历史思考逻辑别有一番会心。

呼唤历史写作的多样性

正如作者所说“多样性,正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肆意和武断的,而是必须与学术研究的步伐紧密相随。其所述史实必须精确无误,其解释必须合理且具有说服力。但与此同时,当代历史写作也为研究者开启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使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独有的风格赋予其上。”

这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而言,的确是一个让人为难的挑战,一方面受限于学术评价机制,另一方面又无法抛开习惯成自然的学院派写作方式,如何尝试新的历史写作,其实不见得是所谓的文笔问题,更深层次而言,毋宁说是一个人的趣味问题与思维方式问题,但我们自我封闭,安于陈陈相依的文章逻辑与圈子文化,再来切割已然结结实实的记忆铠甲,谈何容易!

然而,历史需要变革者,历史写作更需要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阅读趣味与书写桎梏,从那些清规戒律之中挣脱出来,将或清新或冷峻或温润的文字精灵召唤回来,拖进历史写作与历史阅读的记忆之场。

这是一个历史阅读已经多元化的季节,但年年岁岁花相似,类似黄仁宇或本书的写作实验,离中文历史书写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历史学家一方面拼命想把历史搞清楚,另一方面对于巨大受众群的历史阅读冲动与当下历史书写漠然置之,这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历史意义的自我消解。

本书对于中国历史学界,好似来自一所德国小城的历史同行极具挑衅的眼神,是迎面而立,抑或笑而置之,其实正预示着吾国史学界,未来在应对非虚构写作的生机或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