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余舒虹  当被问到“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中国”时，亨利·保尔森显得有些意外，我想他心里没准预设着更难一点的问题。

过去24年间，保尔森先后以高盛集团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来访中国一百多次，与中国高层官员保持着密切接触，被《金融时报》称为“除基辛格外无人可以与其媲美”的中国观察者。与中国打交道，大概是其过去三分之一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因为我喜欢这儿”。停顿了五秒钟后，保尔森把手一摊，给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

眼前的保尔森穿着一身黑色西装，领带是鲜艳的“中国红”。见面时，他正在神采奕奕的向记者介绍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亲历一个新经济大国的崛起》，并在大家的轮番追问下轻松自如的切换角色。每当回应完一个问题，他便坚定的将目光和手势投向下一位提问者，拒绝追问，迅速而果决。

现年70岁的保尔森1974年加入高盛集团，1999年至2006年担任高盛CEO，期间访问中国70多次，与中国建立了紧密联系。2006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任命保尔森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在其任期中两国开设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保尔森频繁出现在媒体及听证会上。2011年6月，结束财长任期两年多的保尔森成立了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在美国和中国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他认为这些问题正是中美两国“需要联手去解决的共同利益”。《与中国打交道》从1997年2月开始写起。当时，邓小平刚刚逝世，保尔森在中南海紫光阁第一次与朱镕基会面，朱当时还是副总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20%，国企改制一度被搁置，朱镕基的铁腕和财政紧缩政策扭转了经济局势。经济复苏，国有体制改革又一次被朱镕基迫切地提上了日程。中国即将入世，朱镕基希望通过国有企业改制，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深化改革。

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保尔森作为高盛总裁，深入交往中国政府和国企精英，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对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粤海、中银香港等国企进行资本充足，将其引入国际资本市场，推动国企改革；第二部分回顾了保尔森在任美国财长期间，创立“美中经济战略对话”机制，两国政治家在人民币汇率、能源、环保、人权等议题上展开的各种合作与角力；第三部分则分析了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困难。

书中详细记录了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的过程，高盛先后代理中国电讯、中石油、中国银行的IPO，并作为基石投资人投资中国工商银行IPO。保尔森出任财长期间，更是频繁接触政治高层。保尔森对企业和政治人物、事件的观感都颇有意思。

之所以说是“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而不是“与中国人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ese）”，因为无论保尔森代表高盛、代表美国财务部还是退休之后作为保尔森基金会负责人与中国互动，他服务或打交道的对象都是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此外，保尔森与中国打交道的二十几年，也见证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整个过程，因此具有代表性。

保尔森还记得，2006年在他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当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曾历史性的升至7.9450，被视为中国金融界送给“老朋友”的“见面礼”。然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却在近日跌破了6.8的关口，创下6年来新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正在持续发酵。

对于现时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或高估时，保尔森表示不想回答短期汇率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政府已就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很多改革，“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正确，但需要面对不少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保尔森强调，中美正在面临着新的政治经济环境。

过去几年间，中国赴美投资开始攀升，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已经规模惊人。虽然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企业在华的成功为两国带去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成为了两国关系的关键，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并非毫无争议和摩擦。

据彭博社数据，2016年以来中国企业斥资约76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是历史最高纪录的两倍以上，并且未来还将大幅增长。的确，贸易会导致就业岗位流失，但贸易的益处也广为体现在整个美国经济中。

保尔森认为，中国在美投资也开始维持或创造当地就业岗位。在一些项目中，中国投资人为美国企业提供成长资本，帮助其扩大产能。对于另一些项目，通过与中国投资人成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些美国企业发掘了中国市场的新商机。另外，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容量毕竟可观，创新性的美国初创公司得以快速量产新产品，降低新兴技术成本。

保尔森这样回答我的提问：美国应支持中国取得成功，因为这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他还建议，美国应努力“为中国找到更好的坐席”，即主动支持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支持中国参与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体系。保尔森在任财长期间促成了中国成功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奥巴马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目前也处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阶段，GDP增速为90年代以来的最低。保尔森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短期、中期和长期挑战：

短期来看，中国的部分行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同时政府还需要应对汇率下跌的风险；中期挑战在于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太多，这无法持续，同时国企效率低下；至于长期挑战，则在于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即更加关注服务业与消费业，减少对政府投资以及基建的依赖。

在两国都面临政治变化之际，保尔森承认，中美关系将变得“更艰难，更有挑战性”。基于此，保尔森建议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需要谨记以下原则——帮助中国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他还呼吁美国“以符合中国现实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不是凭借“希望两国采取相近立场的憧憬”来行事。

中国政府与下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时，要继续强调中国会维护全球稳定以及推进市场开放进程，让美国意识到如果对中国封锁市场，会令自己的利益受损。此外，他期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快完成。

显然，共和党人保尔森的观点与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在与希拉里的首场电视辩论中，特朗普就不止一次控诉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并主张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45%的关税。

保尔森的建议都倾向于通过支持中国建立起中美之间更融洽的关系，这种斡旋者思路类似于中国生意人的一句箴言：和气生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