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曾建中 在近期举办的的“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发表了“寻找‘红利’的新源泉”的演讲。他认为，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个探讨。

在他看来，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由于人们在这个阶段不珍视这些资源、红利，过分利用，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滞，想出新红利很困难。资源要升级谈何容易？新的资源如石油等矿产，不仅需要勘测，而且需要大量投资，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定的熟练工人，这些也不是本国力量能够承担的。于是在原有的红利丧失以后，资源的新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技术、外国资本、外国人才。这个问题也值得发展中国家思考。

对于改革红利是怎么实现的，厉以宁认为，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过了改革的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例外，中国同样如此。如果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红利就无法涌现出来。

厉以宁举例称，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办起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天下，农村出现了新天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的乡村都向外输送很多劳动力，这就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在改革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措施中有深远意义的，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农村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等。在所有这些改革措施中，最有影响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同样要保护，这样活力和动力就涌现出来了。这就是持续不断改革的成绩的验证。

厉以宁表示，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完善体制的改革的连续。

厉以宁还表示，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涌现出来。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的人力资本革命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动力。

他举例称，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浪潮。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也就是农村外出打工回来的人。他们在外面工作了一些年，认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技术，积累了一些钱，更懂得了市场怎么运作，现在回去干，因为家乡有用武之地。

厉以宁以曾调研的几个县为例。比如陕西省南部汉中地区的西乡县，因南水北调影响制约不种粮食，转种富硒茶，发展茶树业。茶叶的种植和加工等的劳动力需求，吸引外出打工的农民回归家乡；贵州省毕节地区的不少农民通过外出打工学习到技术，回家乡创办小微企业，卖蛋糕，制作销售衣服，使得当地专门开辟了“小微企业创业区”，用以安置回乡创办小微企业的农民。另外，开农家乐、小汽车或摩托车修理厂，也是回乡年轻农民寻找到的出路。

厉以宁还表示，第二个方面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在不少地方展开了。现在的年轻人跟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知识面广了，懂外面的经济了，所以创业的风气就形成了。对创业来说，最要紧的是创意，创意才有创新，创新才有创业。而现在只要有创意，事业是可行的，资金马上就到了。现在很多资本在等待人家有新的发明出来。“这一大批人是中国的希望。”

这些让厉以宁认为新红利正在产生。“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那是他不了解中国。他了解中国的话，看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枯竭了吗？正开始变化呢。一股新的创意的、创业的、创新的浪潮在中国展开。”厉以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