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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系的真理

周泽雄2016-12-13 16:45

【笔墨事功】

熟悉好莱坞科幻片《星球大战》系列的朋友,经常听到“黑暗一边”(Dark Side)的说法:被诱入“黑暗一边”的绝地武士达斯·维德,“原力”不减反增,黑翼遮天蔽日。光明系的绝地武士,虽然人数更多,一度却难以招架,被迫转入地下,或只身远遁,栖息在某座人迹罕至的荒星上——虽是戏说,饶富真意。

世人惯言“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真理世界亦复如是,不会任由鸡汤式格言专美。美国哲学家C·I·刘易斯有句名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理由可以认为,当我们发现真理的时候,它会是有趣的。”把“有趣”改成“可爱”或“悦耳”,同样说得通。只要敢于直面,其实谁都知道,真理往往是冷酷的、讨嫌的、扫兴的。然而,由于人的耳朵和心灵有一种趋光性,擅长趋利避害,老于世故的各路写作者才投其所好,踊跃提供光明系的见解;后者现在也叫“正能量”。作者眷恋读者,与政客拉拢选民,初无二致。

致力于观点的“有趣”或“悦耳”,可能令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变得稀薄和虚假,这就需要借助“黑暗一边”的“原力”加以中和、矫正。所谓暗黑系观点,我不是指那种蓄意仿效魔鬼口吻、执意与人类为敌的灾祸性言论(比如小说家D·H·劳伦斯曾对战争和暴力引起的人类大规模死亡前景表示欣悦,断言“我认为死亡是美好的,因为死亡将是一片净土,那里没有人,甚至没有我自己的家人”),而是指这样一类态度:作者立论不以取悦人心、有益世道、推动进步为目标,也不愿受到世俗道德的羁绊;作者假定自己赋有坦然道出真理的使命,为了达成该使命,他必须视人类的自尊、世俗的道德、社会的稳定为无物;如果在观点的推进过程中,必须让人类付出颜面扫地的代价,那就任其如此,思想的履带碾压万物、勇往直前。英国19世纪著名律师亨利·布劳姆在谈论律师职责时说的一段话,我们只消将其中的“辩护士”改成“作者”、将“委托人”改成“真理”,即可用来概括这类观点持有者的立场:

辩护士出于对委托人的神圣职责,只要受理该案就只对他一个人负责……这是他的最高使命,不容有任何疑虑;他不需顾忌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的惊慌和痛苦;这样做会招致的苛责以及它是否会使别人毁灭。他不仅不必顾虑这些,甚至还要区分爱国之心与律师的职责,必要时就得把赤子之心抛到九霄云外,他必须坚持到底不管后果如何,为了保护他的委托人,如果上天注定必要时把国家搅乱也应在所不惜。

来自暗黑系的思想“原力”,对任何一位追逐观点深刻性的作者,都不失为巨大诱惑。它是一颗颗思维禁果,危险而又甜蜜。在历史长河中,因贸然尝试而受到惩罚者,屡见不鲜。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爱经》里,曾以一种不为当年官方道德所容的态度,过于热烈地传授男女勾引技巧,仿佛通奸是人间第一等美事,终于遭到流放,郁郁而终。东汉末年的孔融,不知出于真诚还是天真,公开表达了一个禁果型观点,即“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个观点未必有多高明,哲学家王充在《论衡·物势》篇里已有所揭橥,只是口气相对温和,全然没有孔融那份执意唐突孝道的激情。最终,孔融被正打算找他麻烦的曹操杀死了。

相形之下,莎士比亚就明智多了,他当然有一肚子思维禁果要展示,但他高度留意一件技巧:凡可能触犯时忌的观点,概由反面人物来说。比如,下面这句赞美通奸的妙论,莎士比亚就交由《李尔王》中的私生子爱德蒙说出口了:“难道在热烈兴奋的奸情里,得天地精华、父母元气而生下的孩子,倒不及拥着一个毫无欢趣的老婆,在半睡半醒之间生下的那一批蠢货?”——肯定有人(包括所谓的“优生学家”)认同爱德蒙的观点,相比传统的道德,它明显带有暗黑系色彩。鉴于爱德蒙正好是剧中的反派人物,作者就可以在痛快表达之后,全身而退。为什么莎剧中的反派人物有着突出的魅力,原因部分在此:他们被作者赋予了暗黑系的光芒。

这种手法其实风行于写作世界,并非莎士比亚的独得之秘。几天前看一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题材的电影《利益风暴》(Margin Call),保罗·贝坦尼扮演的某年薪250万美元的华尔街经理,在金融风暴发生前顺利逃顶——这意味着他和他所在的公司将危机转嫁给了包括自己亲友在内的大量普通美国民众。为了向青年人塞斯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因“殃及公众”而心生愧疚,他一边开车,一边发表了这样一通暗黑说辞:

如果你一心想做这行,就要坚信你自己很重要,你确实很重要!人们都想要豪宅名车,但他们却负担不起,这时候就需要你了,他们能享受国王一般的生活,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财富的天平上往他们那边压了压,一旦我们松手,这世界马上就变得公平了,但没人想这样,他们嘴上都说要公平,其实心里根本不想,他们期望我们用尽方法生财,但他们却在那儿装无辜,假装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这种虚伪让我恶心,去他妈的普通大众!可笑的是,如果明天公司垮了,他们就会指责我们玩忽职守,但是如果我们推测错了,一切都重回正轨,同一群人又会来嘲笑我们,笑到尿裤子,当我们是历史上最大的孬种。

在盛行“政治正确”的美国,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很难公开发表类似观点,包括编剧。但假如编导内心确有此类想法,把它交给一位不具正面特征的角色来说,就可确保无虞。其实,这话也有人说过,我们上次提到的古斯塔夫·勒庞,就在《群众心理学》里如此鄙夷“群众”:“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应当选择理论上最公平的方式吗?他才不会这样做呢?实际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平的才是最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当人们承认某件事的结果“公平”,往往意味着他属于获益的一方。

我们知道,与莎士比亚那一派发表暗黑观点仿佛偷运军火的作者不同,勒庞是用一种近乎广告推广的方式来发表见解,无论观点多么黑暗,他都明确告诉读者:这话就是我说的。他出言无忌,铁口直断,不屑礼节,鄙夷论证。就勒庞的笔墨风格而论,也许把“观点”说成“判词”更准确些,因为他走的是地狱判官一路,压根不理会可能的商榷质疑,文字如铁帚横扫,狂飙直落。为了强化观点的暗黑锋芒,他有时还会把个别关键词(如“群众时代”,THE ERA OF CROWDS)的每一个字母都大写,仿佛标语刷上墙。如果当年的出版技术支持的话,他大概还会为自己的书配上军乐和鼓点。

这种写法极其罕见,一旦出现,力量可能臻于极大,就像来自“黑暗一边”的原力。

读勒庞的暗黑系观点,我确会想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经》。

两者的区别当然很明显,勒庞对群众怀有敌意,著述动机是向潜在的“群众领袖”传授驭民大法,“以便让群众偏离其摧毁文明的历史使命”(约翰·麦克莱兰语),维持西方传统文明而不坠。奥维德则意在成人之美,为了向爱神维纳斯致敬,他话分两头,分别向男青年和女青年传授恋爱术。只要爱情之火得以燎原,诗人决不介意自己的教导是否合乎道德。在勒庞笔下,存在着一个需要蔑视并不妨以欺骗之道加以对待的阶层,即那个无所不包、概莫能外的“群众”。在奥维德笔下,存在着一位需要热烈礼赞的爱神,诗人认定罗马是“世界的幽会地”,让罗马城弥漫着男欢女爱的芬芳,就是他的全部目标。如果私通更有助于青年男女“被一缕异国的情焰烧得焦头烂额”,诗人的使命就是火上浇油;他不打算受限于道德,他显然认为,将自己独到的私通术秘而不宣,是一种罪恶。无论勒庞有多少私人野心,表面上他至少露出一副对文明未来忧心忡忡的模样,这使得《群众心理学》偶尔具有某种内在的庄严。相反,无论奥维德对诗人使命有着何等神圣的追求,表面上他显得很不正经,并的确可能伤及风化。

但是,一旦撇开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把目光专注于两位作者的传授方法,我们又会惊讶于两者的高度相似。说到观点的暗黑属性,奥维德并不稍逊。

在写于公元元年的《爱经》里,奥维德以古代作家不多见的坦诚,承认自己是在传授“欺骗的艺术”。勒庞当然也不含糊,他对政治职位候选人的教导是:“候选人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够征服选民,同时还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做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承诺。”显然,两人都不把“欺骗”视为道德瑕疵,勒庞鼓励群众领袖“可以面无惧色地向听众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听众宣讲美好的未来”,奥维德怂恿他笔下的青年人“你须要大胆地发誓;因为引动女人的是誓言;牵了一切神祇来为你的诚恳作证”。勒庞为欺骗寻求的理由是:“我们要知道,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这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它们对未来根本不存在约束力。”奥维德同样有自己的依据,为了免除青年男子的道德犹疑,他用这样的解释帮助他们放下包袱:“你这样做(指欺骗)可以是无罪的……大部分女子都是不忠实的;她们安排着陷阱,让她们自己坠下去罢……以伪誓答伪誓是公平的法则。”

勒庞教唆群众领袖实施欺骗时,近乎苦口婆心,他甚至会把明显的虚伪作为榜样,供有志此道者揣摩仿效,类似这样:

每一次演讲开始,这些演说家都以一副沉痛欲绝的面孔走上讲台,然后开始以缓慢而清晰的语句逐条地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紧接着,再对暴君破口大骂,最后发誓不自由毋宁死。于是在场的人都会站起来热烈鼓掌,等冷静下来之后,演说家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勒庞并未肯定这些演说家的德行,他只想强调,这么做是有效的,有效决定一切。奥维德亦然,为了教唆青年女子如何安全地勾引男人,他会耳提面命、不厌其烦地加以例举,甚至会兜售若干民间奇术,类似这样:

哦,你可以让你的心腹女侍露出她的后背,把情话写在那上面。这可是一封活生生的情书啊!另外,用新鲜的乳汁写出的字母是秘密传递书信的一种很有名的方法,只要用些炭粉在上面一擦,你就可以读到信的内容了……还有,你可以使用催人沉沉入睡的安眠药。这种药可以用与勒忒河上的茫茫黑夜一样的黑暗致使人的头脑完全昏迷。除此之外,你的女同谋可以用欢乐的香饵诱惑那讨厌的监守人,她可以用温柔的调情使监守人忘记时间的流逝。

勒庞指点群众领袖时,会具体到修辞领域,比如要他们“善于以激烈的排比句式,反问句式来振聋发聩”。奥维德更是开宗明义地呼吁道:“研究美文啊,青年罗马人!”他还将艺术手法扩充到每一个情爱角落,理由是,“艺术哪一处不伸张到啊?女子甚至还学习哭得好看呢。”勒庞坚信,“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奥维德则要求他的学生相信,只要足够勇敢,“带着必胜之心去上阵啊”,就一定有所斩获,“在一千个女子中,能抵拒你的连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刻薄地解释道——“任何女人都自以为配得上被爱的;就是那最丑的女子也卖弄着风姿。况且多少次那起初装作在恋爱着的终究真正地恋爱着了。”勒庞以政治家的老师自居,声称自己讲授的群众心理学知识将成为未来群众领袖的“最后资源”,奥维德则干脆直呼自己的读者为“愿意投到维纳斯旗帜下的学习兵”,要求他们“到我的学校里来听欺骗的课程吧”。

奥维德的观点虽然在道德层面上具有暗黑特性,但在人性层面则相当讨喜。毕竟,教人恋爱不同于教人杀戮,何况上苍原有好生之德,男欢女爱有益于人类繁衍,因而也可说牵连着文明的根基。就此而言,不管奥维德说得多么露骨,也是一种假残酷。他的读者迫于道德压力不敢公开称颂他,私下里仍可能奉他为一个风趣可爱的老师。

勒庞不然,他的观点缺乏娱乐性,批判锋芒更是指向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当他用沾了毒粉的文字嘲笑群众时,他并没有将某类人视为例外,而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自己俨然已化身先知。就此而言,似乎每一位读者都被勒庞激怒,才合乎实情,为何他的声名及著作还长盛不衰呢?说来很简单,就像美国人的口头禅“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一样,心灵趋光性的另一项机能是:遇到针对全体的凌厉批判,人们只需作出认同状,显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样子,怒火就会瞬间消散。不仅如此,他还可能油然产生一股豪情,好像自己正与作者处于相似的同仇敌忾中。结果就颇为怪诞:作者的批评对象越是广大笼统,往往越安全。貌似冒犯全体,结果一个人都没有觉得被冒犯,他们向作者遥遥伸出赞许之手,即可确保自己处于射程之外。验诸坊间,无论有人写“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日本人”还是“丑陋的美国人”,都没啥事,书籍往往还非常畅销。

当然勒庞另有高明之处。马基雅维里早已证明,在思维的暗黑地,本来就有一大片未开垦的智性沃土,等待着敢于豁出去的思想勇士。

勒庞肯定借鉴了马基雅维里。说到暗黑系的观点,1469年生于佛罗伦萨的尼可洛·马基雅维里即使不是祖师爷,也是成就最高者。

如你所知,仅仅根据《君主论》来评论马基雅维里是不公正的,尽管又难以避免。他是凭一道凄厉的暗黑之光,打开近代政治思想大门的第一人。在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意大利,如伯特兰?罗素所说,“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至于怎样才能把这种赌博玩得很成功,《君主论》一书也提出了精明的意见。”阿克顿勋爵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核心观念是国家权力不受任何道德法则的约束。法律不能超越于国家之上,而是位居国家之下。”——听上去很可怕,读起来更骇人。

奥维德热切地向青年男女教唆调情勾引术,勒庞多少有点夸张地向未来的政治家传授欺骗的技巧,马基雅维里向君主提供统治术时,面无表情。无论他的建议听上去多么世故和冷漠,他都予人以置身事外的超然感。他的话题攸关城邦的安危、国体的稳健和民众的命运,他的态度却好像正在写一本机电手册的说明书。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如此系统全面地谈论暗黑理论——他坚持认为,“除非具有必要性,否则人不会做任何好事。”——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拒绝辩解,不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润饰。他为君主提供极度阴寒的建议时,身上好像穿着白大褂。与勒庞偶尔有点滑稽的文字表演欲相比,马基雅维里的从容淡定,好像更符合暗黑世界的风度举止。事实上他介绍过自己的写作情态,听来还颇为动容:

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里……在四个小时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就是说,无论世人怎样评价马基雅维里主义,在作者眼里,他只是在从事一项庄严的工作,必须用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虔诚态度,才能达成。想到下面这些话都是作者在履行了“换上朝服,整我威仪”的仪式后写下的,我们不免要惊叹暗黑世界的思维法力:

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因为人们受到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

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

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君主千万不要介意招致关于恶行的流言,没有这些便无以挽救国家。因为如果一个人考虑周到的话,他就会发现,一些事情看似美德,但若有人追随它们,就会导致自己的毁灭;而某些看似邪恶的东西却会一路带来更大的安全和幸福。

政治的天窗被打开了。在马基雅维里谈论之前,政客们已经在这么做了,何况,作为罗马史专家,马基雅维里也从书中读到了太多的血腥和阴谋,他之前担任将军和外交官的经历,包括一度入狱,也赐予他足够的阅历。但敢于打破天窗说亮话,仍然至为难得。事有不必做而不妨说者,亦有不妨做但不宜说者。马基雅维里坦然接受性恶论,将人性之恶视为认识和执政的前提。随着魔性复苏,智性也同时得到刷新。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固然对谁都是一种否定,揭示该种现象的马基雅维里本人,仍不失为智者。

没有证据表明,马基雅维里本人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实践者。至于说马基雅维里唤醒了政客的阴谋热情、提高了政客的阴谋能力,多半不合事实。马基雅维里只是揭开了阴谋政治的传统纱幕,躲在纱幕后面的谋略老手,则无待马基雅维里教诲。我猜,假如马基雅维里对我国著名“奸雄”曹操的事迹有所耳闻,他的《君主论》将会更精彩,而曹操如果读到《君主论》,很可能无甚感触。君主政治的黑暗非自马基雅维里始,也不会因马基雅维里而改善。思考无罪,而提高人的智力,无论智慧来自光明顶还是暗黑界,本身就是一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