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2016年《阿城文集》出版，我主动和出版人说写写阿城，这话一出口，出版人追得紧。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出来写阿城了，我都会去看看。曾读到莫言写阿城，这两人总会互相说些好话。阿城说莫言会讲故事，尤其是讲鬼故事，让他听起来毛骨悚然；而莫言说的好话更大些，他回答了大家的一个疑问：阿城这十几年好像没有什么进步，但也没有退步，这是因为阿城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高的位置上。

这次《阿城文集》出版，我做了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几次同编辑去阿城府上聊出版事宜。出版计划定下后，面临着两个技术性问题，一是出什么？在阿城的电脑里，可出的东西太多了。但大家心里清楚，有些东西现在也只能放在电脑里。后来编辑说，整理出这套文集真是费老劲了，想象一下，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允许你在故宫仓库随便挑，只要你拿得动。最后的结论是，阿城的电脑不能丢。

另一个技术性问题是，出版后如何宣传。2013年阿城出《洛书河图》，我专门组织了内部读书会，学界来了些人，有个有点名气的教授派他的博士生来的，让听完回去汇报。读书会结束后，一个电工跑来对我说：阿老师讲得真好，听得真过瘾。这回阿城文集出来，我想组织阿城的系列演讲，让更多的电工听过瘾。

郑也夫自告奋勇做阿城系列演讲的主持人，他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从阿城的口里多掏出些东西来。现在书出来了，系列演讲还在孕育中，出版人有点捉急，知道我想写阿城就催我，我对他说，阿城的书可以读一辈子，也可以卖一辈子。

阿城是谁

阿城是谁？这话问在30年前那是肯定要被人笑话的，可是现在未必。阿城最初肯定是以小说家身份出场的，《棋王》一出世便技惊文坛，为什么说到这个“技”而不是“文”？意思就是这个码字的活干得太好了。后来人们知道阿城可以制作小提琴，可以装配老爷车。台湾号称“纸上风云第一人”的高信疆还活着时，和我聊起阿城来，那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王鲁湘后来作证，台湾文坛当时简直把阿城当神来看待。以台湾为参照来看阿城是不是靠谱暂且不去讨论。阿城写小说这个活是真干得好，。

我问阿城怎么定位自己，他自己没有说法，但他似乎同意我的一个说法：魏晋名士风流，这是我接阿城去讲他的《洛书河图》的路上随意说起来的。说到中国文化脉流，有两个时期一定要仰之弥高，一个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另一个时期就是魏晋了，这是士人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解放，一言以概之：越名教而任自然。观察阿城的行为处事，他当然不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风度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以放浪形骸之状呈现于世人，阿城是儒雅的，是有风度的，好像品尝过大麻，却始终与酒绝缘。

阿城的《洛书河图》许多人没读懂，阿城故意没有讲透，讲透了就是泄漏天机。那次《洛书河图》的讲座，我连续听他讲了三回，他面上说的是中华文明的造型探源，最后指向的却是极权主义“定于一”的终极起源，阐述了巫师的话语权（祭祀权）和知识权（农耕时代的天文星象知识）是如何转化为政治统治权，政教是如何从分离走向合一。

阿城为何不将小说进行到底？和他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关，再大概就是莫言讲的，人一步登上最高峰之后还能往哪里去？再就是生计问题。阿城选择修老爷车养活自己，因此成名之后，得以处于游士状态，从中国游到美国，再游到欧洲游到台湾，后来又游回到中国，做电视，编剧本，开讲座，再就是神侃，一大帮人围着听他神侃。

阿城与父亲

阿城牛，阿城的父亲也牛，父子俩谁更牛也不好说。阿城的《棋王》出来后，人们都在问阿城是谁？知道是钟惦棐的儿子，一般都会说怪不得。阿城写过一篇父亲，非常平静的叙述，满满的真情，读到最后，父亲的骨灰已经灰白，笑声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额骨上。我瞬间泪崩。我是送过父亲的，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死别离。

钟惦棐，四川江津人，他所读的江津中学创办于光绪32年（1906年），这个学校出过不少名人，比如国画大师张大千，开国元帅聂荣臻等。钟惦棐在该校只读了一年，两门主科不及格加之家境贫寒提早退学，1937年到延安参加中共革命。他自己说：延安之于我不是入伙，我只能听命于革命——包括把我从工作岗位上撤下来，而指定我必须进入被人仇视的行列。因此，要我丧失对于革命的信念是不容易的，尽管我对它总不免有些微词，甚至激言愤色。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真诚的一面，把革命当作信仰。

革命成功后，参加革命者各有其位。钟惦棐的位置不错，1951年经江青亲自点名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她的助手，江青的眼界能看中钟惦棐，说明她还是有知人之明，但用人之达就难了。以钟惦棐自己的说法，只有通过特殊修炼的人才能和江青共事。江青去电影处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了武训调查，然后就是批《武训传》这部电影，文艺整肃首先从电影开刀。阿城问过父亲，为何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回答是，电影是惟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惟其能进，所以麻烦。这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一句话把所有的问题都说透了。

阿城认为父亲的相很好，鼻子不仅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还是因为电影而惹的祸。1957年，钟惦棐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电影的锣鼓》，该文当时是为了回应《文汇报》关于电影讨论中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电影？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钟惦棐被点了名字。《电影的锣鼓》无非就是写了三个“绝不可以”：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因言惹祸。钟惦棐从十级干部降了四级，还被发配到唐山柏格庄农场劳动改造，专司厕所管理，每天把粪掏出来，晒干，打碎，发酵。1971年又被发配到天津团泊洼农场，继续管理厕所。

父亲被打成右派，对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中宣部的机关宿舍不能住了，全家被赶到北京西城振兴巷6号一个破烂的小院，母亲独自拉扯五个孩子，还要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阿城的大哥不能上高中，有志于读书而不能学。后来父亲在唐山劳动时染上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家里由此开始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文革兴起时，父亲再遭一轮迫害。阿城因此没有资格革命，被迫成了逍遥派。这种事，时过境迁了会觉得是一种解脱，但真正面临着被革命者抛弃出革命队伍时，那种失落和边缘化的痛苦，阿城是有深刻体会的。

阿城十八岁时，父亲对他说，你成年了，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阿城突然有了自信、感激和一种心理上的力量。直至1979年，他把这个力量表达出来了。就是在这一年，父亲的右派问题被平反，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摘掉了。当母亲问儿子对此有什么看法时，阿城郑重对父亲说，我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听了阿城的这番话，父亲笑了，他说我有四十年的党龄了，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来，我们今晚吃牛肉面，你妈妈今天炖了一锅牛肉，他叫阿城去街上买切面，并特别嘱咐要记得买蒜。吃牛肉面必须得配蒜。

接到父亲要走的电话，阿城还在美国纽约，在匆匆赶往机场的路上，他恍如就在北京，转头便可以去医院，和父亲互相说着笑话，然后说洗澡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家里没有洗澡条件，洗澡对父亲是一个莫大的享受。阿城曾特意写到：父亲泡在公共浴池里，紧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去日本访问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可以洗澡，出去开会住宾馆，往往会招来几个朋友一起洗澡，在洗澡之后再谈洗澡之外的事情。终于，洗澡这个卑微的享受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劳改时得下的肝病和长期的精神折磨，还是缩短了父亲的生命。

阿城与王朔

我以前一直在说，京城阅人，雅读阿城，俗读王朔。其实大俗就是大雅。两人的雅俗之分和身份气质有关，文化含量是难分高下的，就像一个是太极高手，一个是打乱拳的行家。两人都是轻易不夸人，但彼此夸起来毫不留情，看着也是有点肉麻。比如王朔夸阿城：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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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追阿城，有点死气白咧，阿城追王朔就含蓄些，雅些。他在比较王朔和其他先锋作家的文学贡献时认为，先锋作家不过是在主流文学旁边另开一桌，各吃各的，而王朔则是掀了人家桌子，具有颠覆性。这个评价非常高，也非常到位。阿城还给了王朔很高的道德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共和国的善人，现在这样的人罕见，认为王朔的话里处处都有道德，有一条线，说出来，让别人有不道德感。把王朔说成是道德模范，真是切中肯綮，王朔的大贡献就是颠覆了伪道德和伪崇高，在他的嬉笑怒骂声中，许多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人脸上的庄严相都挂不住了。

阿城王朔有一个共同的秉性，这也是老北京的一个优良传统：能侃，用郑也夫的话说，他俩是北京为数不多的真侃爷。就“语言”而论，应该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书面的“语”，一个是口述的“言”，有些人会语而不会言，有些人会言而不会语，能言能语者就是语言高手了，如果成精，就是语言大师了。阿城肯定算是语言大师，是叙事大师。

我和王朔没见过，开完阿城的内部读书会，借着热乎劲我对阿城说下回请王朔来讲吧，阿城说他废了，语调一如既往的冷漠，既无怜悯，也无惋惜，问其原因，不得其详。阿城曾在一个访谈里说王朔是个容易害羞的人，怯于在公共场合说话，腼腆的人一般都有极强的羞耻感，这可能也是阿城视王朔为道德人物的一个依据所在。在窦文涛主持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王朔侃侃而谈，连续播了三集，按叶京的说法，原来录了五集，可见他多能侃。当然要扣除那些“丫”和疑似药后的胡言乱语。

我们这个时代，违背常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谁能口无遮拦地说出常识，谁就是真理的发现者。在这个方面，阿城和王朔显然息息相通，这次文集就有一本叫《常识与通识》，比如讲到思乡和蛋白酶的关系，讲到爱情的化学机理，讲到足球和世界大战，这些常识，我以前闻所未闻，很少有人这么讲，因为阿城说了，讲常识往往会煞风景。想想也是。

在京城呆了有三十多年了，进入不到京城文化的核心，也搞不清楚京城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个什么玩艺。王朔在和余秋雨较劲时，提到过京城的几个名人，比如曹雪芹、老舍、汪曾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而上海有过谁呢？除了鲁迅就是余秋雨？不过，北京现在也是衰了，除了阿城和王朔，还有谁呢？

阿城的吃相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年代，《人民文学》发行几百万份，《诗刊》好像也是几百万份，人人争当文学青年，这个时候阿城的《棋王》出来，真是在天空上炸了一个雷。批评家有活干了，各种解读都有，都是说好的，赞不绝口，差别仅在于好到什么程度。《棋王》的文化意义当然很高，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阿城对吃的描写，为了吃那条蛇，从捉蛇杀蛇剥皮剖肉起灶架锅放水开煮再放葱花野蒜野茴香，最后还是要感谢那个上海老乡“脚卵”，他贡献了一块酱油膏，使得这锅炖蛇汤鲜美无比。

阿城除了写吃，还写了吃相，他写王一生(棋王主人公)的吃相也是绝了，写出了对吃的专注，对吃的满足，对吃的卑微，对吃的虔诚，这其实就是写的阿城自己。

阿城好吃，但吃的比较粗俗，就是喜欢吃肉，炖牛肉涮羊肉猪大排猪棒骨炖吊子羊蝎子卤煮火烧小肠陈爆肚冯最后再来一盘熘肝尖炒腰花，除了肉就是下水。

莫言观察到阿城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在吃饭时所表现出来的忘我境地：吃起饭来不抬头也不说话，眼睛只盯着桌子上的菜盘子，吃的速度极快，连儿子都不顾，只顾自己吃。如果你在饭桌上遇到这么一个吃客，你会有何感想？

对吃和吃相，阿城自己有解释，他的《常识与通识》的第一篇《思乡与蛋白酶》说的就是吃，他说中国文化只剩下“吃”了，吃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吃不仅是为了满足胃，也是为了满足眼睛、鼻子和嘴巴，要色香味俱全。为证明这一点，他尽情铺陈美食的各个要点，比如讲到涮羊肉，从选肉、锅底、调料到涮法，一应俱全，这不是那些老食客能够想到的，即使能想到也未必能表达出来。阿城对吃的研究之精细和广泛应该无人可及。阿城写吃，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饥饿记忆，也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吃相。

结尾

写阿城，我大概能写本书吧。不过，这篇文章该收尾了。对于阿城这样一个每天都可以制造出大量有效信息的人来说，单纯的书面记录真是太有限了，听到不止一人说，如果拿个摄像机每天跟着阿城屁股后面拍，一定是个特棒的片子。

一次我邀请他去我的母校舟山中学演讲，他讲了两个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一条狗的描述：从狗急不可耐地等待主人开门，到主人打开大门瞬间便箭一般地冲了出去，跑了老远回头一看主人不在，又箭一般地窜了回来，然后心满意足地和主人一起出门。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绘声绘色，听的趣味横生。读阿城的小说，读者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他就是写到最苦难的地方，也是充满着趣味，用冷幽默不经意间把苦难打发掉了。

阿城的趣味只是他的面相，他的里子是智慧、视野和情怀。就智慧而论，可能是天生的，智商高，读书过目不忘，知识积累就多，平时说话聊天，可以驾轻就熟信口拈来。但论到视野和情怀，那是需要后天修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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