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先生，可敬的百岁人瑞，在刚刚跨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结束了他漫长而精彩的人生，永远休息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下黯然。同时却也松了一口气。这位很可能是当今世界最长寿的老人家，令人叹为观止地活着，是一个吉祥喜瑞的象征，然而设身处地想来，如此高龄的他，每一天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身体的衰病，抵抗着心境的荒凉，特别是两年前八十多岁的儿子先他而去，这样的打击，让风中之烛的老人情何以堪？记得两年前这个时候，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先生在探望了他的姨父后，参加我们《新文学史料》新春聚会，带来了周先生的消息：对于儿子的死，老人是猜到了、知道了——经常来看望、照料父亲的儿子几个月不见影、不打电话，哪里瞒得住睿智的老人。大家都为老人难过、揪心——然而虎雏先生沉吟着，说：老先生还——“抗得住”！他又特别欣悦地提及老人对亚投行很感兴趣，盯着他问了半天，那正是那时候的新鲜事。老人家对于外面的世界依然关注！大家听后，不由得心生感佩和敬意。百岁老人的心胸、境界，普通人唯有仰望。

说来巧合，我们办公室的一扇窗，正对着周有光先生的窗。前些年，经常能望见周有光先生坐在窗前、伏案工作的身影。后来到他家里，又将对面的我们的窗指给他看。老先生那年105岁了，童心未泯，乐滋滋地指挥着窗台上一只翠丽的声控玩具小鸟“啁啾”鸣叫。那时《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听周有光先生讲故事》系列文章，作者金玉良女士是周先生和他夫人张允和交往多年的“小友”，每周五都来看望两位老人，陪他们谈天……后来我们出版了金女士撰著的《老藤椅 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一书，这实际上就是周先生的口述自传。那年周先生克服手抖、颤巍巍地题写了书名，这是对这本书的“钦定”许可。

周有光先生漫长的一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个人生命历程，深深楔入时代的混沌大块，有时与世浮沉，有时事在人为！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因家境所限没能留洋深造，却从事金融商业活动，得以从一个切实的角度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看他年轻时的照片，西服革履，额角高高，一副精英干才模样，又娶了合肥张家四朵花之一的二姐张允和，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是逼到眼前了。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三十六次；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在外玩耍时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那时，周有光在农本局工作，那是一个类似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负责考察项目，向农民发放贷款，支持农村经济，最终是为抗战提供物质保障。那时候周先生跑遍了四川各地，真正深入到中国最基层，这样的经历，使他切实地了解中国，也决定了他日后一旦发声就不可能仅是书生空论。同时，他面向世界，不断吸纳新的信息。不论是抗战胜利后意气风发地带着夫人——夫人带着一二十件旗袍，代表新华银行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还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去交流和工作、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他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他由衷赞叹世界上一切人类文明进步所积累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毫无门户之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这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封闭禁锢后，殊为难得。也许正是经历过那样一场全民族的劫难，才使得他格外清醒，义无反顾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推敲起来老寿星的漫长生涯中最幸运的，应该是他从搞经济转到搞语言文字，本来是业余爱好，让聪明的他玩成了专业。1949年后这一转行，让他离开了建国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已无从施展的老本行，开启了作为语言学家的新事业，特别是因此避开了随后而来的一场场政治运动，汉语拼音这种工具毕竟远离政治，当然，那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下干校的种种磨折以及全国人民“凭票供应”的拮据，周有光一样也免不了，只不过没有像经济学家马寅初、文学家老舍等人那样陷于灭顶之灾。他得以保全性命于乱世，幸运地进入新时期、走进新时代。

真正使周先生成为一个明星公众人物，是在他退休后、由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转向公共领域发声的思想家。通过写作，他参与到国人争论不休的许多重大问题的研讨中。关于民主与专制、科学与信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华夏文明中国模式的光环与阴影、传统与现代化、文化的冲突与和谐、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等等一系列大问题，他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启人心智，发人思索。他提出人类历史演进的路径，在经济上是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在政治上是神权统治、君权统治、民权统治，在文化上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科学思维；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中，东亚、西亚、南亚的文化各有不同，发源于欧洲、兴盛于美国的所谓西方文化也没有衰落，仍是世界现代文化之主流。而一切有利于人类的知识、思想、成果，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文化。他始终提倡世界的眼光，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更超迈先贤、高蹈地提出：“历史进退，匹夫有责”的口号。他这一系列的思想成果，关涉的问题重大，而表述却是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明白晓畅。读他的文章，使人感到乾坤朗朗，大道至简。他不躁急，很理性，像搞科学研究那样分析、研判世界大势，得出充满信心的结论。

而今，世界动荡不安。文明的冲突，族群的分裂，贫富差距大，政治歧见多，暴力血腥事件不时惊诧世人，同学聚会谈深了往往发现“三观”很不一致……这个时刻，多么希望听到智者的声音。而清通的周有光先生已经不能再发言了。其实近几年来，周先生已老，无气力再对世界讲些什么了。

忽然就想起几年前一个场景。那时周先生尚能出门，偶尔坐在一辆很简易的小车里，由两个小保姆推着，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次偶遇正值下班时间，人流匆匆，当我意识到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是周有光先生，他已被两个能干的小保姆“劫持”一般风风火火地推走了，只留下周先生颓坐在小车上、金丝边眼镜后面眼皮耷拉着、面无表情的印象。那情形当时看着哑然失笑，那样子的周先生的确有几分怪诞。继而有些感叹：谁能想到这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有光呢？而早些时候，他还能像漫画家丁聪先生画的那样，自己蹬三轮车、载着夫人张允和去俞平伯家唱昆曲呢！

——而今，脑海中再次浮现那被推着、匆匆消失于人流中的他的背影，深感先生原也确实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与你我、大家一样，一介书生，一个“匹夫”，然而他说：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