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程映虹/文 

阿比娜维权记

《阿比娜和一帮有权势的男人们》是一段根据英属黄金海岸殖民地1870年代的法庭记录复原的历史。主人公阿比娜是阿桑提王国（Asante）的一个年轻女人，被卖到比邻的黄金海岸为奴，主人要把她许配给一个黑人奴仆。她听说英国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于是逃出主人家，到了首府海岸角堡，在一个名叫戴维斯的人家做工。戴维斯是黑白混血儿，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参加了废奴运动，在首府的法庭做书记官，对英国的法制和非洲本土的特色都非常了解。

有一天，阿比娜上街，忽然看到了过去的主人伊杜。她十分恐惧，生怕伊杜用暴力把自己绑回去，于是告诉了戴维斯，求他帮忙。阿比娜要戴维斯帮自己把伊杜告上法庭，罪名是蓄奴，自己就是他过去的奴隶，她觉得只有告倒他自己才能安全。戴维斯听了很为难。他告诉阿比娜，英国人虽然在法律上废奴，但实际上他们仍然依靠本地的大人物维持秩序，收取赋税，尤其是棕榈种植园主，棕榈油是殖民地的大宗出口商品。伊杜就是这样的大人物，要告倒他几乎没有可能。

但阿比娜坚持要告伊杜，富有正义感的戴维斯鼓起勇气充当她的律师，代写了一纸诉状，送到了海岸角堡的英国法庭。法庭按照程序，派了当地执法警察去传唤伊杜。执法警察和伊杜是熟人，他告诉伊杜不用慌，只要找个好律师就没事。

伊杜找到了律师布鲁姆。布鲁姆和戴维斯一样，也是个黑白混血儿，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是个讼棍，既懂英国人那一套，又和本土权贵如鱼得水，专会在英国法律和非洲土情之间钻空子。伊杜找到他，先是大发牢骚，说早知英国人会废奴，当初就不和他们合作了，然后问布鲁姆如何应付。布鲁姆告诉他，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阿比娜能否证明自己是伊杜的奴隶，而在英国法律定义的奴隶和阿比娜能提供的证据之间漏洞太多，完全不用担心。

英国庭审法官米尔顿接了案子，一看原告和被告的身份，就把戴维斯叫来，问他为什么要做阿比娜的律师。听了戴维斯的解释，米尔顿把底牌透给了他：按照女王陛下的的法律，伊杜要吃官司；但私下蓄奴的本地权贵太多，英国人不但管不过来，而且说到底，英国人的薪水就是靠伊杜这样的人上交的赋税。得罪这些人，殖民地就会大乱，所以这个案子最好撤了。但是戴维斯说阿比娜认死理，一定要告。米尔顿表示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英国法律的程序来。

开庭了。布鲁姆对阿比娜的策略是利用她对法律术语的完全无知、记忆错失和在法庭上的情绪失控，对米尔顿的策略则是把阿比娜的奴隶身份解释成非洲本地特色的婚姻风俗和男女从属关系，和英国法律定义的奴隶完全不是一回事。阿比娜的维权律师戴维斯虽然见义勇为，但在此困境中不但有心无力，还得不时提醒阿比娜注意法庭规矩。法官米尔顿被弄得一头雾水。本来这样的案子他可以直接判决，但此时按照英国的规矩他只好召集一个陪审团。有出庭资格和表达能力的陪审员全是本地黑人权贵，和伊杜穿一条裤子的。

重新开庭时，目不识丁、口舌笨拙的前女奴阿比娜面对一大帮有权势的男人组成的一边倒的陪审团。最后的结果不出所料：几天后戴维斯收到米尔顿的裁决，对伊杜不予起诉。阿比娜大哭，说我明明是个奴隶，伊杜明明是个奴隶主，你们英国人答应的公平和正义何在？

女奴阿比娜输掉了官司，在历史中被消声，但涉案的其他人都在加纳（原黄金海岸）历史记录中留下了名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案子，而是作为社会贤达。一个多世纪后，历史学家从加纳历史档案中发现了阿比娜，于是代她申诉，编辑成书。2016年，这本书由原作者补充修订后再版，它不但被专家认为是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在性别研究语境下的一大贡献，而且被改编成图文并茂的大学历史课程补充材料，得到了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个重要奖项。

读完这本书，阿比娜的勇气，戴维斯的正直，伊杜的横蛮，布鲁姆的狡诈，米尔顿的敷衍，陪审团诸公的徇私，在在都栩栩如生，完全超越了种族和时代的界限，简直就是人类的群像。“女王陛下的法律是好的，但我们有本土特殊性”，“法律条文是这样的，但实际生活却更复杂”，“判了一个，得罪了一群，我们还要靠他们维持的”，诸如此类的想法和说法，就像人性的善与恶一样，也是普世的。

国民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还会遗传吗？

2014年，美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了一本题为《麻烦的遗传：基因，种族和人类历史》（以下简称《麻烦的遗传》，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Genes,　Race　and　Human　History），作者尼可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曾经是《自然》和《科学》杂志的高级编辑，《纽约时报》科学栏目的作者。《麻烦的基因》一出就引起了美国学界强烈的批评，韦德针对批评重写了书的序言，纠正了个别引文失误，由企鹅出版社于2015年出了修订版。《麻烦的基因》引起争论的原因，第一是它认为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其自然选择的过程在智人阶段没有停滞，甚至进入了文明时期以后仍然在进行，是“很晚近的，丰富的，呈现出地区性差异”的，所以“历史发生于人类演化的框架内。”韦德承认这是一个带有一定猜测性的推论。第二，这个推论的基础是种族是一个有生物遗传基础的科学概念，并非国际主流学界认定的人的意识的社会构建，韦德认为承认种族的客观存在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别。

韦德认为相对于第一点，第二点有更充分的科学根据，尤其受到近几十年来遗传和基因科学新发展的支持。他说在以反种族主义为借口的政治正确性的压制下，种族概念被社会科学界完全拒绝，导致至今为止探讨不同的文明、国家或民族的差异性的所有理论都把人类不同群体的遗传性因素排除在外。

韦德认为种族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承认了种族的存在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人的社会性—例如合作，互助，奖惩观念，羞耻感，对权威的态度等等—在他看来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由自然选择（广义理解，包括社会环境）决定并可以遗传的。这种社会性的遗传决定了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成为社会组织、国家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集体性基础，所以世界各国各族在共享一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元素的同时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他认为抛弃在种族概念问题上的政治正确性，承认种族的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有助于回答很多困扰社会科学家的难题，最典型的就是全球性的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麻烦的基因》承认种族的概念但拒绝种族主义，谴责基于种族差别的群体优越性和低劣性的分类，也回顾了科学是如何被种族主义利用的历史。但全书坚持用生物遗传性解释人类群体的社会行为和由社会行为的不同导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差别，在政治正确性占压倒优势的西方学界，难免给人带来作者对种族主义的道德谴责不但是抽象敷衍的更是不得已的这样一个印象。

韦德列举了一些近年来重要的遗传和基因研究成果，说它们证实了自己的理论。但韦德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大批科学家的质疑和否定，最有影响的是130多位遗传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公开信，表示他们的数据、试验报告或者结论被韦德曲解了。

对这种批评，韦德指责是“学院左派”用学术霸权压制任何对种族概念的科学讨论。对于后者来说，《麻烦的基因》不过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和右翼以标榜“实话实说”挑战“政治正确”，披着学术外衣为种族主义翻案的又一部粗制滥造之作罢了。

站在中国读者的角度，《麻烦的基因》实际上是从一个科学（或者伪科学，如果你不同意韦德）的角度讨论了一个多世纪来争论不休的所谓国民性问题，用基因来解释人的社会集体性行为。韦德认为几千年下来，中国的自然尤其是社会环境的选择结果有可能使得以下三种基因在中国人的遗传中特别占优势，影响了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组织制度。

第一是有利于个人生存技巧的基因。因为中国有周期性的自然灾难，那是大自然用马尔萨斯定律解决人口膨胀和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能在这些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的生存基因的积累，使得中国人在各种困难环境下的生存技巧特别发达。

第二是有利于智商（IQ）的基因。因为中国实行科举制，这是一个平等主义的上升渠道，所以最大限度地鼓励社会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从童年起就拼命学习，结果使得华人的IQ在世界各族中非常高。

第三是有利于服从的基因。这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灌输固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压制不同意见，而且科举制也不容自由表达，久而久之中国人当中有利于服从的基因慢慢就对有利于独立思考的基因占了压倒优势。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莞尔一笑。顽强的生命力、勤劳、勇敢、智慧、凝聚力这些被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祖先传下来的优秀品质，竟然不过是历朝历代被强权和灾难扭曲的和利诱之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性遗传。这种所谓研究，幸亏没有误导美国主流学术界。

血统、祖先、身份与认同

2007年，美国纽约伯纳德学院人类学系的助理教授纳蒂娅·阿布艾尔哈吉（Nadia　Abu　El　Haj）在助理教授职位上待满五年后，按照程序提出终身教授申请。

消息传出后，她的退休同事、定居以色列的保拉·斯特恩在互联网上发起连署，要求伯纳德学院以及在职称等问题上对伯纳德学院的事务有参与权的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她的申请。支持阿布艾尔哈吉的人很快也在网上发起联署，要求两所院校不要屈从外在压力，对阿布艾尔哈吉的学术成就公正评价。双方的联署人数都达到了两千多。一番风波之后，到了年底，阿布艾尔哈吉的终身教授申请被接受。

阿布艾尔哈吉1962年出生于美国。她的父系是巴勒斯坦，母系是法国和挪威。她的父亲在联合国工作，她曾经随父亲在德黑兰和贝鲁特生活过数年，但基本是在美国精英学校受的教育，学术专长是中东研究，尤其是以色列的历史。在职称案例中引起争议的，是她2001年的一本有关考古学和以色列领土界定和族群认同的批评性的专著，出版后引起美国和西方一些亲以人士的强烈反响，认为她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甚至是对以色列国家的仇视。

2012年，阿布艾尔哈吉又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系谱学—知识论的政治学与犹太起源的探索》（以下简称《系谱学》，The　 Genealogical　 Science—the　Search　for　Jewish　Origins　and　the　Politics　of　Epistemology　），对基因科学和以色列国族叙事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其思路和逻辑对其他国家困惑于血统、祖先和国民身份认同等等问题的读者可能有一定的启发。

阿布艾尔哈吉在《系谱学》的序言中首先把自己的研究和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的工作联系起来。这位历史学家叫所罗莫·山德（Shlomo　Sand）,是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被创造的犹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认为第一手的古文献分析和最新考古发现都不足以支持以色列官方和主流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根据这个被广泛接受的历史叙事，犹太人是一个被从巴勒斯坦驱赶出来的流放者的种族，这个种族在数千年的全球性的离散岁月中保持了血统的纯洁，最终回到神圣的故土重建了以色列国家。

山德认为，这个历史叙事至今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基本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话语的创造，现在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当今以色列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不应该是血统，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犹太教的信奉和坚持（包括那些改信犹太教的）。换言之，他认为应该由历史文化的因素而非生物性的遗传来决定当代以色列人的身份。

山德这本书在以色列出版后受到很多民族主义者的诅咒。因为上纲上线来说，这个端着以色列最好大学饭碗的学者却在质疑犹太人血统的纯洁性、犹太民族历史的真实性甚至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合法性，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社会又显示了古老文明的素养和现代国家对言论和思想的宽容，这本书数月中一直名列畅销书榜。

对山德的挑战的最有力的回应，来自于基因科学。以色列学者用在世界各地收集的犹太人基因的分析结果捍卫犹太人血统的纯洁性：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在DNA上的相似要大大超过他们和毗邻的任何非犹太群体之间的相似。基因分析成了以色列国族叙事的科学依据。出于可以理解的阿拉伯-以色列的对立在西方学界的分野，维护以色列主流历史叙事的学者群超出了以色列国界。上文介绍的《麻烦的基因》的作者韦德相信种族是客观存在，2000年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DNA驳倒了山德所谓当代犹太人没有什么血统和祖先的共源、不过是在犹太教下的杂色群体的合成这个谬论。

《系谱学》是一本无论在知识、概念还是方法论上都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专著。阿布艾尔哈吉探讨的是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基因可以用于定义族群身份，能否为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服务，其实就是对于韦德等人对山德的反驳的诘难。阿布艾尔哈吉详细梳理了基因在以色列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中的作用，认为这个历史叙事在对DNA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类中存在着很多技术性问题，有很多含糊不清、跳跃和重点转移之处。在很多复杂的历史和宗教环境下，究竟如何发现和定义某个具体时空下的犹太人也是一个大问号。

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阿布艾尔哈吉提出了一个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这本书的题目表达的意思：对生理学意义上DNA结构的破译如何才能转换成对社会和族群意义上的身份构建的解读？二者之间具有难以逾越的知识论上的鸿沟。对两个完全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知识及其对人类社会不同的功用的混肴和操弄，就是所谓基因科学的政治学。

“你的血管里流着这个民族的血，你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我们同一个祖先，所以我们同一个民族。”即使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我们不去追究这个“血”的纯度，不去追问“祖先”究竟长得和我们像不像（何况一个人其实有难以计数的祖先），在当今文明世界，决定个人身份和认同的首先应该是政治的认同和文化的归属，而不是任何生物性的原始的因素，不是任何以此为依据的想象甚至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