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转型

刘刚2017-02-14 15:04

——从神话龙到体制龙

【中国历史东与西】

“龙的传人”把人传丢了

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我们看到了中国龙,还有利维坦,那是西方的龙。

我们现在所见的龙,应该就是最末的龙了,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可能以图腾集合的方式来表达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了,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新的加上了北极熊和南极企鹅特征的全球一体化的龙出现,在神话思维也必须安装科学翅膀的时代,大一统的龙怎经得起科学的分解?“会死的龙”早已同中国的皇帝一起死了,而那个“会死的上帝”——国家主权人,也就是利维坦,正如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所言,内外之分是它致命的病,还在十八世纪,这病就要了它的命,是从内部将它毁灭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制度“把它关进笼子”里了。这也就是施米特在书中的第六部分所说的,当绝对王权国家受法规的正当制约而转变为“法治国家”时,那法规本身,也就成了“钩住利维坦鼻子的钩子”,作为驯服利维坦的技术手段,使国家成为普遍立法化的立法机器,形成以法治装备组装的实证主义公务体制,使合法性取代主权人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立国之本。

可在国际上,也就是国与国之间,国际法充其量不过是宣示主权权界的篱笆,对于主权国家的利维坦而言,它起不到笼子和钩子的作用,因而“会死的上帝”依然活跃在国际关系的领域里,活在地缘政治和文明的冲突中,时不时就以宣示主权的方式表现其恶狠狠的牙口锋利的吃人那一面。中国龙也是如此,“会死的龙”在政治上死了,同皇帝一起死的,可在文化上依然还活着,不但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里,乃至于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以“龙行天下”的自发的方式活出个“龙的传人”来,如果我们从最末的龙回到最初的龙,也就是回到国家起源的入口处去看龙,就能看清龙的“来龙去脉”了。

最初的龙,出现在《山海经》里,大都跟人体有关,或可称之为“人龙”,也就是以人为本的龙,其中有“人身而龙首,出入必有飘风暴雨”的神计蒙,有“龙首人颊,鼓其腹则雷”的雷神,还有“人面蛇身,能烛九阴”的烛龙,这种人为原型的龙,后世已不见了,龙的传人体制化把人传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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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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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


上古时代,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亲密期,人类通过动物来认识自己,且以动物属性为自己命名,这在古文明里具有普遍性。在欧洲,古希腊人,有的就以熊、蚁、蛇为名,而古罗马军旗上所绘狼、马、野猪、鹰、牛等,即为当时五氏族之名,不列颠也有人以野猪、乌鸦、熊来命名氏族和姓氏,就连格林童话中的帝王,也多以马为名。而中国古姓字,究其原始,往往出自动物象形,如作为女性始祖的姓氏的姒、妫、姜等,或为蛇身自环,或为手牵象鼻,或为女挂羊头,这是在姓氏中留下的动物性的标志,徐一青、张鹤仙著《姓名趣谈》提供了许多动物姓氏化的例子,世界各地的都有。

这还是单一姓氏对动物个别性的认同,若要匹配相应的国家认同,对象就不应该是个别性的动物,而必须是能将多种动物综合起来的统一体,于是,体制化的龙应运而生。《山海经》里最有名的龙,是应龙,这是一条与国家起源有关的龙,它长得什么样子,《山海经》里没有说,后来,大家都说它是长了两只翅膀的翼龙,接着便将鸟头给装上去了,变成了鸟龙。把应龙说成鸟龙,大概是因为《大荒东经》里说的一句话,说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复上”就是回到天上。这说明应龙本是天上飞龙,飞必有翼,翼则为鸟。当然,这些都是后人推测,《山海经》未这么说,但它或许早就开始体制化了。

这是第一条从图腾世界进入历史范畴的龙,尽管是带着神话思维的尾巴并且是以传说的方式进入的,但它在传说中,不仅是一条“打天下”的龙,曾帮助黄帝打败了蚩尤,还是一条“平天下”的龙,又帮助大禹平治水土,定九州而立中国,这样的龙怎么看也像是一条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体制龙。

就龙的结构—功能而言,《山海经》里的龙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龙的人本结构,与后世的图腾集合的动物共同体的龙有所不同,它体现了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是万物尺度的人本思想,还没有开始大一统的追求。我们试想一下,那人体之龙,岂非就像人一样能直立行走?在大一统的追求中,我们几时见过会直立行走的龙呢?还有人首之龙,从龙体长出人头,龙岂不就像人一样会产生自由之思想?

当然,这只是我们做的引申,《山海经》里没有这样的留言,在谈到龙的功能时,《山海经》主要强调了龙能行雨,上述那些龙,计蒙是雨师,雷神能催雨,烛龙和应龙也都是能呼风唤雨的神,尤其是应龙,它待在那里,那里就多雨,《大荒北经》说,应龙自从杀了蚩尤和夸父后,便去了南方,所以,南方多雨。看来,大暖期过后,出现过干旱炎热的时期,后羿射日,便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状况。我们读《山海经》,所见多志怪和荒丘,难得一见绿水青山郁郁葱葱,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干旱、炎热。这样就产生了对龙的要求,主要是求雨,《山海经》里还有许多有名的乘龙者,他们那时乘龙,便承担了求雨的使命。据说,求雨也是应龙最为灵验,乃至于无须它出场,只要将它的像摆放出来,天空就会降雨。

《山海经》里的龙是人的主体性的反映,后来,这种主体性,从龙身上消失了,究其原因,便是神话龙被体制化了,人的主体性被对象化到体制中去了,产生了体制化的代表——真龙天子,这位代表的一切,从国家制度到日用起居都与龙有关,穿龙袍,坐龙椅,睡龙床,乘龙车,龙成为了体制化的象征,就连江山也以“龙脉”视之,而朝廷则被称作“龙庭”,晚清国家意识觉醒,要有一面国旗来做国家的标志,垂死的大清朝连想都没想就用龙作了国旗,可是不久“会死的龙”就同真龙天子一起死了。

政治龙死了,可文化龙还在,真龙天子死了,“龙的传人”还在,龙庭崩塌后,龙脉安然,“龙的传人”——龙人,从民间走来,依然举着应龙祈雨,来求个风调雨顺。如今,这样的活动,远离了《山海经》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表现为集体无意识,已不可能向着神话龙回归,因为,体制龙死了,并不意味着神话龙复活,在科学理性主导下,人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已无须以万物之灵来表达,宁以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来宣示,然其伏于风俗习惯中的灵性还是被呼唤出来作为“龙的传人”。

如上所述,神话龙和体制龙的区别在于,神话龙有人,体制龙无人。神话龙有人,乃是基于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主体性,而体制龙无人,则要从“绝地天通”以来的体制化的状况问原因。

 

上帝“绝地天通”以后就死了

神话时期,人的个体性和人类性一起觉醒,我们统称之为“人的主体性”。

那时,是个“六亿神州尽舜尧”人皆可以为神的时代,天地尚未分开,以山相连。

《山海经》里,就有好几座通天的山,作为“天柱”或“天枢”,如昆仑、不周山等。

然而,跟“绝地天通”有关的山,出现在《大荒西经》中,“有山名曰日月山”,便是“天枢”,主峰“吴姖”,则为天门,日月之行,无往不复,就从“天门”出入,人若上得山去,就能由此登天。

山头上,有个神,那神也是长着人脸,而头颅似乎就是山峰,虽然有个人的模样,却没有臂膀,两脚反转连到头顶上,像个倒立的样子,不是以手撑地的倒立,而是用头顶来立地的那种倒立。

这模样,使人想起黑格尔老人说过的一句话:世界用头立地。那情形,不光出现在十八世纪的理性世界,还滥觞于遥远的神话世界。神话乃文明之初,是人类精神的一切和文明所有要素的缘起。

那神的名字,叫做“嘘”,看似以嘴唇的一个动作来命名,将张开的嘴巴收拢,收成圆口,将嘴里的气吐出来,就是“嘘”了。“嘘”是发声,万物皆然,就其大者言之,天地一嘘,山川一嘘,风云一嘘,就其小者言之,狼嚎虎啸,鸟鸣虫唧,皆为一嘘。“嘘”和“说”不同,“说”是语言,惟人能“说”,人一“说”,就不但使人与万物分别,还要将人与人分开,语言不同,“说”出的文明样式也就不一样。

与“嘘”相对应,还有一位“噎”,“噎”的运气方式,不是往外吐,而是往里吸,“噎”的样子,没人描述过,但其为人,则有来历,出自黄帝一脉。黄帝之后,子孙分了两支发展,一支帝喾,一支颛顼,“噎”属于颛顼一支,是在“绝地天通”中生长的。关于“噎”的来历,《大荒西经》如是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了重和黎,黎生了“噎”。重和黎这两兄弟,一个向上托举天,一个向下按着地,把天地分开,然后就有了分工,重管天,黎管地,黎下地以后就生了“噎”,住在最西边,安排日月星辰的运行。

“嘘”无来历,如欲与“噎”配对,当可视为重的传人,虽非出自皇帝一脉,却也属于黄帝一系。此二人配对,有点像后来的“哼”、“哈”二门神,不过,“哼”、“哈”的神通出自两个器官,“哼”出于鼻孔,“哈”出于口腔,结构—功能同“嘘”和“噎”不太一样,气象格局也相差很远,“哼”、“哈”只能摄人魂魄,而“嘘”、“噎”则管着天门和地门,“嘘”天“噎”地,引导并规范着日月星辰的出入。

在国家起源的入口处,我们碰到了这样两位门神,在天地间维稳,一管天,一司地,可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对子,显得不那么对称,“嘘”看起来还属于神话世界,有人形,无人的身份,而“噎”则开始了从神话向历史的转型,作为黄帝的子孙,他有了血缘身份和历史属性。由黄帝一家管天管地,划分天人之际,带着神话遗传的神性,黄帝的子孙们启动了家天下的历史进程。

反映在历史上,“绝地天通”针对的已非自然现象,而是人类世界,其由来,当然还是那位蚩尤,在《尚书·吕刑》中,周穆王对吕侯说:上古无刑,因蚩尤作乱的影响,“苗民弗用灵”,故“制以刑”,以五刑为法,本欲以刑去刑,使民归于无刑,可苗民反而滥用刑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人人都想置人于死地,人人都自以为通神,都跑到上帝那里去上访,跑到天子脚下去也就是所谓“登天”了。

那时的“上帝”,已非神话传说中的颛顼,而是历史传说中的帝舜,帝舜“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让“重”和“黎”重新把天地管起来。然,此“重黎”非彼“重黎”,孔颖达疏曰:此重名羲,此黎名和,羲是重的子孙,和是黎的子孙,他们都继承了祖业,故仍以“重黎”称呼他们。

不过,这回“绝地天通”,整顿的不是自然状态的天人之际,并非要显示人要改天换地重整河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要确立一种新型的体制化的天人关系和君民关系。

体制化的导向是民以君为天,体制化和人格化的天就是上帝,也叫做皇帝,从《吕刑》中,我们看到,舜被称为上帝,还有两次称舜为皇帝,这就是体制化的成果,在“绝地天通”之前,就没有明确的上帝观念,此上帝,虽能“参天地,化万物”,但他不是创造世界的造物主,不是主宰宇宙的一元神,他首先是个出生的人,最终他也是个“会死的上帝”,此非来自宗教信仰,乃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产物。

历史化的上帝不同于宗教化的上帝,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历史性的存在,当神话因素还在影响历史进程,君权神授的神性光环还在为君主发出正当性的光芒,那么以帝祖合一方式存在的上帝就依然为君主的权力提供正当性来源,而当神话因素在历史进程中逐渐退去,皇帝就取代上帝以历史化的面貌出现了,皇管天,帝管地,正是以刑法为标志的“绝地天通”为皇帝的权力合法性建立了根据。皇帝不同于“重黎”,它将“重黎”原来分而治之的职能合二为一,它在前台两手抓,就无须背后还得有个上帝,这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平帝》里说的“古之圣人,绝地天通以立经世之大法”的意思。

有关“绝地天通”的记载,还有《国语·楚语下》,与《尚书·吕刑》不同,它不是从刑法的角度,而是从民神关系的角度来看“绝地天通”,看到的起因,虽然也是“九黎乱德”,同样是作乱,却非滥用五刑,而是人人都自以为神,家家都有一套巫史班子,天天都搞祭祀活动,搞得“民匮于祀”,民生凋敝,经济上难以为继,这还不够,还要“民神同位”,“民神杂糅”,搞得人不像人,神不像神,人神不分起来,这样的自由化状况,其实就是《山海经》里的模样,用了礼制文明的观点来看,那便是个需要整顿的怪力乱神的世界,“绝地天通”在此,就是将民神关系纳入礼制来规范,终结《山海经》自由化的乱象。

若问人龙之“人”何在?或曰,被“绝地天通”给“绝”了,人皆自以为神的自由化存在被制度化的神性兼并了,体制龙取代神话龙,帝王龙取代人本龙,体制化的“龙的传人”不再属于众人,而是有了一个唯一的代表,他自称“寡人”和“余一人”,把自己当作龙体,穿龙袍,坐龙庭,传龙脉,大家都称他为“真龙天子”,把他的子孙叫做“龙子龙孙”,这一家子“龙行天下”,便成就了个“家天下”。

神话龙死了,死于体制化和历史化,这是从神话向历史转化,是从自然形态的山海向文明样式的国家转化,是自由化的神话龙向权威化的体制龙转化,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上帝”出现了,成为了体制化和历史化的开创者,但此“上帝”,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一个的接力,显然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永恒的属性,就如同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的“会死的上帝”,是个历史性的存在,所以,尧舜之后,随着改朝换代和家天下的出现,“上帝”也死了,后世之人,已不再称尧舜为“上帝”,而是改称“先王”了,皇帝虽然取代“上帝”,成为了历史进程的代表,但因其一朝一代的局限性,使其不可能成为“上帝”。

王朝政治,篡弑了中国的“上帝”,“上帝”的存在,证明了中国上古确有过一个“天下为公”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上帝”作为人的个体性和人类性的最高代表,开创了自由人联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起源时的人类大同的共和国。但是,中国的“上帝”,毕竟是个历史的产物,不像“二希文明”中那个永恒的上帝深谙国家的“吃人”的本质,所以,没有像“二希文明”那样,在创立国体时,一开始,就准备着将国家“吃人”那一面关进笼子里,结果“上帝”被国家反噬,国家之猛兽咬死了它的主权人。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