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如海,作家如帆

付如初2017-03-14 16:42

——认识徐则臣与他笔下的“青春”


徐则臣的写作之路

知道徐则臣的名字比较早,但那时候他在我眼中是如过江之鲫的年轻作家之一。而认认真真地想认识徐则臣,是2004年他的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发表。那个小说以在中关村卖盗版碟的年轻人为主角,写他们在当时中国的“硅谷”,在这个汇聚了无数“中国梦”的地方,为生活而奔跑,写他们“漂”在北京的韧劲儿和挫败感。他们身处底层,但他们蓬勃无惧。这种充满了青春气息的生命力澎湃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很感染人。

那时候还没有“蚁族”的说法,文学对社会阶层的变动和重新排序也还没有太多的关注。生于1978年的徐则臣那时也很年轻,对他而言,用文学捕捉现实和时代的“新苗头”,预言社会的新变化,更多的也是一种“写作无意识”。观察一个作家的写作履历,我们经常会体会到所谓“直觉世界”和“概念世界”的此消彼长——前者占上风的时候,作品常能直击内心;而后者发达的时候,作品常能碰撞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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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穿过中关村》

徐则臣/著

当时的他,从南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读书,对环境和城市的感受异常强烈,写了一系列反映“新北漂”生活的小说——这些“新北漂”不再是以王刚的《月亮背面》、邱华栋的《城市中的马群》为代表的60后,那一代人携带着社会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经济意识转型的痕迹,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野心和自我实现的愿望。

徐则臣笔下的70后北漂,大多是来北京读书的学生,渴望成功的“狼性”色彩黯淡了很多。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学已经不能带给他们身份意识和安全感,而知识又让他们能够从更高的角度认清这种命运。于是,这一批“北漂”变成了身为蝼蚁而有困兽之志,尘土衣冠而有江湖心量的一批人。他们行动上循规蹈矩,精神上也四处碰壁。跟寻求成功相比,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我确认和自我打量上。徐则臣用《啊,北京》、《三人行》、《西夏》等好多中短篇,写了这样的群体,从而也记录了一个阶段的北京。

时至今日,《跑步穿过中关村》已经成了徐则臣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作品。这个小说发表的第二年,他获得第四届“春天文学奖”,得到王蒙等文坛前辈的扶掖点拨。之后,他开始扎扎实实在写作的路上精耕细作,逐渐长出了大气象。至今已经出版了两部很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当然,他也一路边耕耘边收获,变成了中国纯文学接力棒中的佼佼者,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都被他收入囊中,还入围了最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因为在写作上的影响力,他还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耶路撒冷》:到世界去

读徐则臣的小说,扎实和精细是最直观的感受。他追求意蕴,更追求贴切和准确。文学天分,加上学院训练,以及从南方到北方、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体验等等,都使得他愿意在写作中加入思考的含量,这让他的小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显得有些“少年老成”。读小说的人大多有过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是单纯到极致动人心魄;有时候,又是复杂到一言难尽让人欲罢不能。而擅长理性思考的作者,往往追求后一种。

这在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里体现得比较充分。这部小说他酝酿了很多年,作为见证者,我知道他在故乡和城市之间的细节调配,知道他对结构和人物的推敲和选择,也知道他对叙事节奏的掌控,更知道,他在写作之中,会思考如今小说阅读环境的新变化,思考纯文学的变化。他想用小切口书写大时代,想写70后这代人的精神史,想写一部戳得住的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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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徐则臣/文

从最后的效果看,他做到了。《耶路撒冷》在文学界已经变成了展现70后精神履历的代表作。无论生存环境如何变化,70后都注定了是都市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从乡村到城市流动漂泊的一代。先天的种种要素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到如80后、90后那样“与大时代脱节,在小时代逍遥”。他们有地理上的故乡,但精神上已难依附;他们身在城市,但心理上没有归属感;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但又清楚地知道,人不能靠着物质支撑自我的价值。

正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说的:“金钱是通向幸福的桥梁,但人不能栖居在桥上。”但栖居在哪儿呢?西美尔没有答案。70后也是如此,在时代迅疾变化不断给人造成紧张感和无力感的状态下,70后似乎变成了最“拧巴”的一代,变成了现实和自我期待落差最大的一代。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使得他们寻求自我救赎的愿望更为迫切。

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写道,主人公初平阳要去耶路撒冷留学,留学之前先返乡卖房子。从北京回到故乡,从都市到县城,童年的伙伴都已到而立之年,故事一大把,命运各不同,但每一个故事和命运背后实际上都牵扯着时代的神经末梢。

在《围城》里,方鸿渐说:我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实际上,作为返乡者的方鸿渐,恨的又岂止是摩登姑娘,父亲、兄长、乡情伦理、繁文缛节,总之,穿大褂的故乡所代表的一切,都在穿西装的他鄙薄的范围内。尽管在外面一事无成,但长了一肚子的见识;虽心中知道拿的是买来的文凭,算不得衣锦还乡,但终究也是新学的代表,故乡的“他者”。

从这个角度说,初平阳有点像新时代的方鸿渐,只是没有那么多的刻薄,也没有那么多的自我嫌弃。初平阳骨子里是个老实本分的青年,面对故乡、面对自己这一群人的人生,他没有嬉笑怒骂,只有心思细密、眉头紧锁的思考。在书中,徐则臣都为这种思考专门设置了副结构,那就是初平阳的专栏,每一篇思考一个话题。

而因为这种思考,小说充满了象征意味,或者叫可阐释的空间。“耶路撒冷”这个书名自不必说。真实中的耶路撒冷是三大宗教的圣地,是“和平之城”,象征意义不言自明。而另一部跟它有关的,比较有名的是南非的电影《耶路撒冷》。在那部电影里,导演说:“有金钱的地方,总是难免伴随着贪婪与罪恶。”所指也非常明确。到了徐则臣笔下,它还是饱含着这种象征意蕴。

作为县城的故乡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缩影,而花街上的两代人,则正好见证了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价值观的崩毁和重建艰难。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熟人社会是乡土中国的伦理根基可谓切中肯綮,然时隔近百年之后,乡土中国依然是熟人社会,但既有伦理秩序却被市场经济、人口流动、城乡融合所打乱。旧的崩毁,新的尚未建立的时候,花街人在寻求这种熟人社会的新的立足点,在重建秩序——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群体,徐则臣不止在焦虑一代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他还从未忘记焦虑伦理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消失。他守着一种属于文学的道德感:一个文本,怎么可以不触及社会问题,不面对社会真实呢?

《王城如海》:回中国来

最近,徐则臣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王城如海》。书名源自苏东坡《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的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看诗名即可知,这是一首灰色调、感时伤世的诗。杨绛也曾有文《隐身衣》,赞赏苏东坡的这一句,也赞赏庄子所说的“陆沉者”。这样的诗句,总是和读书人有关“穷达”的理想,有关“隐逸”的渴慕分不开。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要追求独善其身,这是读书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所谓人在社会中,就是在社会角色中、社会关系中,“悠然见南山”总归是一种理想境界,能做到的寥寥。苏东坡更是在“仕隐”之间身不由己了一辈子。《王城如海》的主角余松坡也是读书人,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海归,一个先锋戏剧导演。在《耶路撒冷》里,徐则臣不停地写到,所有人,尤其是身处基层中国的人,“到世界去”的愿望,写他们对城镇化、都市化,乃至国际化的向往;而这一部,他笔锋一转,写那些看尽世界繁华的人“回中国来”的迫切。他们之去国归国,不是落叶归根,也不是乡情难忘,而是文化寻根,是个人价值寻根。当然了,对余松坡而言,还另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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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如海》

徐则臣/文

导演余松坡有隐衷,有病痛,当然更有挥之难去的心结。小说从他一系列古怪的举动开始写,写他偶尔半夜发疯,需要二胡曲《二泉映月》方能恢复平静;写他在雾霾天去看天桥上的疯子,让人难以捉摸;写他在导演的话剧触及“蚁族”问题时面对压力,却顶着压力坚持不改等等。好多情形,都是通过家里小保姆罗冬雨的眼睛观察到的,情节的一步步推进,余松坡的秘密抽丝剥茧式的呈现,也是通过小保姆的社会关系——她的男朋友,快递员韩山;她弟弟,准备考研的大学生罗龙河;她弟弟的女朋友,想要在余松坡话剧中扮演角色的表演系学生。

有意思的是,海归导演的社会关系网是以他的保姆为中心织就的。在《耶路撒冷》里,徐则臣反复在写,无论主人公想去哪里,他的社会关系网还是以故乡为中心的,父母家人,同学朋友。对一个出身乡土的人而言,故乡是永远的底色,是深入土壤深处断难拔出的根基,是千丝万缕的情感牵绊。

而这一部,海归导演的故乡除了承载着他旧日的苦痛,代表着他的噩梦,也掩盖着他为个人前途而在那个特殊的夏天告密的人格污点之外,已经毫无可恋。除了普通话中夹杂的乡音难改,余松坡欲斩断与家乡的所有联系而后快。然而,家乡,或者说乡土中国,还是以网状向他罩来,回到中国几乎就意味着回到这个网中。

所以,徐则臣在书中才会说:无论北京有多少繁华,有多少风光,有多少光鲜时尚,有多少国际化,它始终都有“一个乡土的基座”。通过这样的方式,徐则臣在洞悉一种现实,同时更是在表达自己的阶层观、城市观和时代观,当然这也是这部小说某一方面的深意和价值所在。虽王城如海,然一身之藏却难于青天!

值得思考的是,《王城如海》无意中还触及到了更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作为文学作品,“源于生活”的那部分更可堪关注。近年来,尤其是大学生村官制度设立、让很多青年直接深入基层中国之后,包括一些社会调查学者开始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也包括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书写中国农村现状的作品出版之后,甚至还包括春节期间广受关注的博士返乡话题的讨论等等发酵之后,知识分子阶层对乡土中国现状的了解和书写,也成了颇为重要的话题。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乡村破败和新的乡村建设问题摆上了社会日程。对书写者而言,故乡,到底是我们该闭着眼睛抒情的对象,还是该睁开眼睛直面的问题;到底该是情怀癌的集散地,还是该成为知识理性的试验场。如何书写乡村,甚至都变成了衡量写作道德的尺度。无论如何,一个作家,唯有眼皮贴近地皮,才可能见到真草根,也才可能触及真问题。

小说中,余松坡虽没有返乡,但他返回了故国,所以他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直接就遇到了“蚁族”的真问题,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看大学生和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有意思,与网络上各种观点的交锋如出一辙,也极好地拓展了这个十万字左右的文本的社会容量。

小说中触及到的,又岂止是这个问题:雾霾之城、偶像崇拜、阶层隔阂等等,也都在统摄范围之内。总之,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而不是情节意识和情感意识,在徐则臣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成了主导。因而他设置了话剧和主叙述的双结构,设置了面具、二胡曲等等象征性元素,他尽可能地让文本既可阅读,又可阐释;既可感,又可想。甚至某些时候,为了浓缩度和深度,他都放弃了故事空间。

徐则臣笔下的青春

著名的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说:“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时可悲的。”中国的文学读者,在对创作现状不满意的同时,也的确应该看到,被超常的“中国速度”裹挟的一代作家,如何寻找恰切的语言和意象来书写时代,如何典型化纷纭复杂的现象,是很大的难题。也因为这个原因,每当我们遇到《王城如海》这类文本的时候,会忽略它艺术上的不完美。因为它至少从某一个侧面记录了时代的样貌,保存了时代的情感。尤其是如徐则臣这样的年轻作家,从更典型的意义上书写了一代人的青春。

这种青春,曾经是“京漂”系列小说中的又奋斗又迷茫的样子,也曾经是《耶路撒冷》里又希望又失望、又充满朝气又手足无措的样子,还是《王城如海》里,如罗龙河般“长大不成人”的样子。他奉余松坡为偶像,无条件崇拜,同时,偶像又会因一根稻草而坍塌,让他走向几乎致人死命的极端。

与作为小保姆的罗冬雨和作为快递员的韩山的青春相比,作为大学生的罗龙河的青春更引人关注。并非出于社会的或者文学的歧视,而是因为,受过教育的青年,总归是代表了阶层流动的希望。而一个健康的社会,阶层不应该是固化的,而应该是很多青春都被许诺充满了自我实现的可能。

显然,现实决定了小说中无法充溢这样的乐观主义。罗龙河们甚至自己都不这么想了。他们对蚁族问题的义愤,还更多地停留在情感和自尊的层面,他们无法理智认清自己的现实和未来。

罗龙河本人也是,他对余松坡的无条件崇拜,对个人生存现状的接受,无不在展示当下一种青年人的状态:相比于骨感的现实,他们仿佛都没有想过“理想”这样的字眼,更谈不上是不是丰满了。如果不是偶然得知女友曾经去找余松坡,举止暧昧,他会全盘接受余松坡代表的阶层带给他的一切,尤其是精神上的。至于最后他揭开余松坡的伤疤,他内心中产生的莫名的恨意,都是由感情引发的。罗龙河这样的青年,真实存在,但作家对他们保持了一种警惕。

从更宏大的角度说,在当今社会中,底层青年“生存容易、上升困难”的现状,资本、人脉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对奋斗欲的瓦解,对个人奋斗的价值和意义的销蚀等等,都根本上改变了“青年”的文学形象和精神形象。罗龙河无意中掀开了这个问题的一角,可惜的是,作者并未全面展开。否则,《王城如海》或许可以成为21世纪的《青春之歌》或者城市版的《平凡的世界》。青年,一直都应该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最富有活力和希望的群体。在城镇化大致完成的中国,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青年的道路和命运也应该最牵动文学的神经和时代的神经。

小说的末尾,徐则臣附了一个很长的后记。后记中,他几乎是不厌其烦地写到了自己的种种无力和疲惫。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作家而言,生活并不会因为创作需要饱满的激情,需要理想的含量,需要思考的深度,就会对他网开一面。它还是会“公平”而无情地显露“一地鸡毛”的本色。因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面临着更大的难度,自我突破的难度。

无数的文学案例表明,生活本身可能会给作家带来深深的挫败感,让他笔下的世界蒙上一层灰灰的颜色。它也可能会转化成一种积极的能量,让作家日益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它越是磨损人,越是催逼着作家从灰尘中擦拭出灵魂和精神的亮度,用以照亮整个文本世界,进而再去照亮全部的生活。不仅是自己,还包括他人的。

对于已经生长出大气象的徐则臣而言,这绝非简单的励志。对于以徐则臣为代表的70后作家群体而言,这也绝非简单的感同身受。写作之所以被称为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其魅力和难度就在于此。它要求作家不断地延长青春的时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惟其如此,才能面对敞开的生活之海,捕捉无穷无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