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上帝的禁果

公元前5400年，苏美尔人从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湾入海口，建立了城市。

这城市，名叫“埃里都”，人类的国家就从这里起源，苏美尔人率先动了上帝的禁果。所谓“禁果”是不可触碰的东西，而一旦触碰，麻烦就来了。若问“禁果”究竟何物？没有比回答“国家”这两个字更为正确的了，“国家”是人造的上帝。国家的主权人叫做“国王”，他是个“会死的上帝”，必须像上帝一样有着绝对权威并且全能。

苏美尔人的国家，以神庙为中心，显然是以神权立国，造就了最早的金字塔；以农业灌溉网规划国土，显示出国家形态以农业为主；还用文字与青铜，确立了国家“文武之道”的治理结构。各城市间，依靠贸易和文化相联系，尚未形成统一的王权，还处于自治城邦的阶段；泥简文字，由象形向符号发展，不仅形成了法典，还产生了诗篇，并用来管理经济活动，关注民生；而私人用的圆筒印章，似乎标志着财产权和私有制的起源；还有车轮和车子的出现，加速了古代文明的运转。

交通工具对于文明迁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大洪水”之后，苏美尔文明重心北移，车轮就起了关键作用。可它并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还可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利器。当马被投入战场时，最初就是与车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马拉战车。后来，阿卡德人萨尔贡大帝就以战车驰骋两河流域，驱逐了苏美尔人。对于战车时代来临，对于马力成为强大的战斗力，苏美尔人失去了敏锐性。

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居然自命为“神”，因为他名字里有“辛”，而“辛”就是“神”。他不光自命为“神”，还在纪念碑上，铭刻了自己天神般的身影。从纳拉姆辛胜利碑中，我们看到他头上戴着有角的头盔，在士兵及敌人之上，走上山去，走向太阳，为自己封神，以示他已神王合一。

苏美尔文明倒下时，两河流域出现了文明倒挂，到了巴比伦王国时期，文明的程度，又渐渐的追赶上来了。其中，第六任国王汉谟拉比因为制定古代世界第一部成文法的法典而永垂青史。

法典刻在石柱上，因而又称之为“石柱法”。石柱上端是汉谟拉比王站在太阳和正义之神沙马什面前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标，以示王权神授；下端是用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铭文，共3500行、282条，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序言声称：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让正义遍及整个国度，消灭作恶者，防止强者压迫弱者”，“让每一个人经由这部法典，知道什么是他的权利”，这是公元前18世纪前后大约是中国夏商之间，已有了个人权利意识。

巴比伦王国之后，在两河流域又崛起了一个更加暴力的亚述帝国，这是亚述人在几度兴衰后的再次复兴，此次复兴后，它再衰，便一蹶不振了。有人说，亚述是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它对人类文明的最大的贡献，便是战争艺术及其相应的暴力美学样式——“动物浮雕”。

这些浮雕，是王宫建筑的一部分，它们赋予了帝国的气质和灵魂，有人说是力量、杀戮与饥饿的诗章，尤其是那些与狮子有关的浮雕，反映了亚述人对命运的关照。在巴尼拔猎狮图中，国王与狮子，王如日中天，像神一样在淡定地杀戮，狮子则如英雄末路，正在上演命运的悲剧。就写实而言，亚述人于狮子，可谓得其魂魄，能尽精微。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对于狮子多为想象的表达。

总之，我们在两河流域看到了苏美尔人国家起源与文明初曙的样式，还看到了阿卡德人走向神王合一的法典，以及在法权上萌芽的个人权利意识，还有亚述人通往帝国的道路及其艺术表现。

国家起源的重镇

不知是哪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文明的起源，要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与野蛮隔离开来，形成一个内在性的文明的子宫和自发性的文明的产床，同时，还要为文明的襁褓提供安全，为文明的成长提供摇篮。

尼罗河就是一条这样的河，它为古埃及文明提供了一个诞生的地方。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以尼罗河为产床，产生了一代代法老王朝，同动荡不安的两河流域相比，显然要安定得多，因其东西皆为沙漠，而南北又被瀑布、海域屏封，地理上的封闭性，减少了外来民族入侵，但又不妨碍埃及人自己走出去同世界交流，事实上，埃及人通过红海海峡和苏伊士海峡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了交往，这有利于古埃及文明的成长，成为了西方文明学习的榜样。

古埃及对人类的贡献，首推古老的象形文字，古老到从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用，一直使用到公元2世纪，用了约四千余年。象形文字的主要使用者为僧侣，通常被用在庙墙和宗教纪念物上，因而被古希腊人称为“神的文字”，到1822年，才被一个叫商博良的法国人释读，变成人的文字。

象形字系由图画符号演变而来，符号又分为表意的意符和表音的音符，相应的就有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古埃及人常用字符约有700来个，书写方式，分直式、横式两种，直式从上往下写，横式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写，分别左与右，要看文字符号显示的物体形象朝着哪个方向。

除了书写方式，还有字体，就像中国书法一样，也很讲究。那些铭刻在具有神圣属性的石材上的文字，被称为“圣书体”，僧侣用芦苇笔书写的纸草文书，采用了趋于简化的速写体，人称“僧侣体”，后来，从僧侣体又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用于日常公文，形成了“世俗体”，世俗体和僧侣体一样，都是从右向左写，有了文字载体，古埃及文明就张开了翅膀，飞向远方，走上了传播之途。

然而，文字要飞翔，也得有载体，那载体，就是纸张。中国四大发明就有造纸术，可还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造纸了，先于中国造纸术。广泛使用的纸媒体，便是莎草纸。

最古老的的纸莎草文献亮相埃及

古代文明试以各种材料刻写文字，古巴比伦人用泥板刻写楔形文字，古印度人用棕榈叶刻写佛经，在中国，甲骨文也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铭文刻在青铜上，还有竹木简、丝帛等书写材料，这些材料作为传媒，各有其特性和局限，古埃及人用造纸术超越它们，让文明变得轻松起来，易于流传。

埃及莎草纸，一度被称作“法老的财产”，成为法老时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古希腊和罗马，历3000年而不衰。期间，欧洲产羊皮纸和牛皮纸欲以替代，但总的格局未改，直到8世纪以后，才被阿拉伯人传入中国造纸术以廉价纸张打败。若谓中国造纸术曾经推动过欧洲文艺复兴，那么用了3000年的莎草纸的文明的不断述说，才造就了一个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导师的最为典型的文明古国。

金字塔是古代文明的代表，是国家起源的象征物，文明古国几乎都有金字塔问世，最早的出现在苏美尔，最有名的在古埃及。一般来说，金字塔都要反映国家的权威属性，是国家主权的灵魂的表达，以神坛与陵墓一体化——坛墓合一的方式，来表达神王合一、政教合一、灵肉合一的诉求。

金字塔要反映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属性，还要反映国家主权的个体灵魂属性，以对死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来表达灵魂的不朽。灵魂的主题是永恒，金字塔以安顿死亡的神圣方式安顿永恒。

而陵寝艺术，便是人类永恒意识的灿烂开显和丰富表现，就连农业、商业等百姓日用活动，都是为不朽的死亡艺术服务的，更何况高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以及庄严的墓葬仪轨了。胡夫金字塔，便是一个趋于永恒的灵魂所在，据说狮身人面便是胡夫灵魂的化身。

为了灵魂不朽，法老们可以不惜一切，属于哈雪苏女法老的尖方碑上记录道：花岗岩取自南方石场，赤金选自国外，其光辉，照耀两岸，灼灼犹如朝阳，千万年后，见此庙者，必将曰“不可解，不可解，前人何以竟把这全山遍涂赤金？晓谕世人，我筑此庙，斗量赤金，如量黄沙”。

从古埃及文明里，我们看到了文明古国三个最为典型的特征：一是尼罗河——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二是象形字——文明古国的文字载体，三是金字塔——国家属性和灵魂属性的统一。

古代文明的一个另类

哈拉帕文明（Harappa　Civiliza-tion）是指公元前2300至1750年存在于印度河流域，以著名城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为标志的文明，又称印度河文明，与通常所谓“印度文明”不是一回事。

哈拉帕文明的居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的城市很有特点，考古学家按照惯例，首先在城市寻找王宫和神殿，结果，它跟古代文明中常见的以神庙和王宫为中心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中心竟然是一个大粮仓，很有那么点“民以食为天”的意思，看上去不像个王国，倒像个城市化的公社。

城市兴起，通常都跟国家起源有关，而国家起源，又跟神权和王权的需要有关，在一个看不到神权和王权的城市，谁来对城市进行管理？但哈拉帕文明显然又不是个自发形成的城市，因为城市建设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从街道社区规划到建筑材料尺寸，都是统一标准，城市面貌一刀切，毁后重建的城市，也同原来一个样子，显示了高度的计划性和集权管理特征，形成了大一统的印章化管理模式。

从建筑材料看，埃及用石头，西亚用晒干的泥砖，哈拉帕文明用窑砖。用窑砖的城市，也许就没有像古埃及和西亚那样走国家化的道路，没有走向王国统治，或以“人民公社”式管理？

在“人民公社”里，最重要的是水和粮食。城市中心，除了有个大粮仓，还有公共浴池，更有供水和排水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在摩亨佐达罗，一个城市居然有600多口水井，为各个街区供水，各家都有浴室和卫生间，几乎达到了现代化的卫浴标准，可以说是最早的世界级文明卫生城市。

通观哈拉帕文明，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标志，一个是文明的基石——窑砖，整个城市都是用标准化生产的整齐划一的窑砖砌起来的，表现出规化性很强和规范化程度很高的窑砖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印章文字，虽然迄今尚未释读出来，但很可能并非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用的艺术品，而是显示原始公权力用于城市管理用的公章，每一个印章很可能就代表了城市的某一种职能。总之，哈拉帕文明，是城市文明的另类样式，“人民公社”的原始样本，印章管理的古代社会，文明的程度就集中反映在这些印章上。

回到欧洲文明的源头

克里特文明（Crete Civilization），兴起于爱琴海，生长于克里特岛。古代文明，都是大江大河的产物，唯独克里特文明是海洋结出的果子。

这果子，是大河迈向海洋的一步，还是自发形成的文明的孤岛，尚有待确认。可以肯定的是，欧洲文明就从这岛上起步，从全岛到半岛到大陆，根本在海洋，决定了欧洲文明的走向。

我们关注的克里特文明，是跟古希腊相关的那一部分，至于其原始状况，因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就存而不论了。要说清楚一个文明，尤其是原始文明，最好要有个历史的背景，其次，神话和传说的也行。克里特文明能成为欧洲文明的源头，就因为古希腊人为它提供了神话渊薮。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米诺斯王，他是天神宙斯与欧罗巴的儿子。宙斯一时风流，爱上了美丽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化作金牛，驮公主渡海，来到克里特岛，那位米诺斯王就诞生在岛上。

这故事，赋予克里特文明享乐主义特征，给了欧洲文明一个美丽与风流的梦幻开局。天神宙斯开了个美丽与风流的头，人王米诺斯王便以贸易和海权维持着美丽和风流，给后世留下一座迷宫和一头牛。牛是克里特文明的宿命，以爱情缔造的文明，却在迷宫里迷失了本性，变得要吃人。于是，文明到了尾声，克里特岛上来了古希腊人，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了米诺斯牛，象征着古希腊文明的转型。

20世纪初，英国考古人亚瑟·伊文斯追寻着那个美丽与风流的传说来到克里特岛，在克诺索斯发掘出一处宫殿遗址，他认为，这就是神话中的米诺斯王的“迷宫”，“迷宫”之墙的壁画上，也发现了那头米诺斯牛，但那是一头与人共舞的牛，没有一点吃人的迹象，反倒与人一起美丽与风流。

古希腊壁画《戏牛图》，被发掘于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迷宫

古希腊人很可能以米诺斯牛的传说来掩盖他们对克里特文明的入侵，他们不光继承了美丽与风流，更拿走了贸易和海权，对线性文字B的释读以及迈锡尼文明的发现便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要以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线索去还原文明的原点，而非重建与世界历史无关的土著文明样式，“重建”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这一点是理解克里特文明的关键。还有一点，西方文明用神话为历史开头，用考古将神话还原为历史，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代文明的再现，不能当作本来的样子看。

历史与文明的大分野

世界历史的舞台，主要在亚欧大陆，自从古埃及以后，非洲已处于世界历史的边缘地带，从世界历史的发动机变成了受历史进程影响的地区，而其他大陆，如澳洲、美洲，尚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严格来说，它们的文明，还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不光是因为他们缺乏与世界历史主体的联系，还因为它们自身历史精神并未觉醒，美洲之所以被称作新大陆，就因为欧洲人带来的历史精神才刚刚开始照亮了它，尽管此前它已存在了两三千年的文明，但我们还得说是哥伦布把它带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唤醒了它的历史精神，而它的那些古代文明，在今天只能作为文化人类学陈列的标本。

美洲原初文明，是在墨西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距今约3000余年，据说是印第安人原始文明。初以圣洛伦索（今维拉克鲁兹州）为中心，定居三百载，竟被摧毁，遂转徙墨西哥湾，至拉文塔（今塔巴斯科州）匆匆三百载，便已消失。此后，文明的中心出现在特雷斯萨波特斯（今维拉克鲁兹州），绵延了数百年。

或曰奥尔梅克文明“来无影，去无踪”，但不管怎么说，它的文明遗址和文化遗产还在，据说，世界上最早种植玉米的人，就是奥尔梅克人，还有几十吨重的巨石头颅像矗立在广场上，还在显示着原始思维的体量和力量，尤其是能将鬼斧巨石雕与精细的玉石雕统一在一个文明里头。

最容易让中国人产生联想的，是那块羽蛇神石雕，有人居然把它称作“龙的传人”，并以此对奥尔梅克文明进行索隐，将文明的源头引申到了中国的殷，认为奥尔梅克人是殷人的子孙，用来为“中国人发现美洲”作证。有趣的是，这些人一方面抵制“中国文明西来说”，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明有着天下观的兴趣，他们忘了抵制“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奥尔梅克文明，更何况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在殷商文明中没有巨石文化，在奥尔梅克文明中没有青铜文化，谁能想象殷人能传播未曾有过的巨石文化却没有传播他们擅长的青铜文化？中西文化之争，居然从欧洲争到亚洲、从亚洲争到美洲来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进入历史的范畴，有的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没有必要非得找一条历史的线索来挂钩。

寻找文明古国的证据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应该有五千年。可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证明了孔子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但这不是起点，而是高峰。

那么，起点在哪里？孔子还说过“祖述尧舜”和“殷因于夏礼”，说明殷的前面还有个夏，殷人继承了夏的礼仪制度，那就意味着夏已是一个世袭制的王朝国家。夏的前面，还有尧和舜，他们有可能是个禅让制的联邦。孔子追述历史的起点到此为止，他不像古希腊人那样用神话为历史开头，而是正相反“不语怪力乱神”。到了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他的眼光超越孔子，将历史的起点追述到炎黄，并以黄帝为首，为历史开了个炎黄子孙的头，形成了帝王世系的历史形式和王朝史观的叙述方式。

在这两种追述中，我们选择了孔子的倒着往前推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而非太史公主观安排的顺着往下说的方式，既然“殷因于夏礼”，就要先把“夏”找出来，让“夏”成为文明古国的证据。

夏在哪里？距今5000年前的中国南北大地上，莅临国家起源的入口处，形成了五个文化区系：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两湖地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区崧泽-良渚文化，燕辽地区红山-小河沿文化，恰好对应了《史记·天宫书》那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五大区系中，据说良渚一系最为先进，率先启动了文明古国的历史进程。后来，龙山文化兴起，覆盖了仰韶文化的地盘，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中、下游及黄淮地区，适逢良渚人为避洪水和海侵分两路北上，一路出皖北入中原，与中原龙山文化接触，一路由苏北往海岱，同海岱龙山文化交往，正是这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中原产生了二里头文化，考古人在遗址里找到了夏。

良渚文化用礼器玉琮、玉璧、玉钺等一整套用玉制度为夏提供了中国最早的礼制文明的样式和国家起源的原型，而龙山文化则代表了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和文化转型，向着中国的青铜时代迈进，传说中，禹铸九鼎定九州，就标志着文化转型的完成，将良渚文化的陶鼎转变为二里头文化——夏墟的铜鼎，从此开始了问“鼎”中原，《易》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二里头三期出土了青铜鼎，它是青铜时代到来的文化革命的象征，而最早将“鼎革”用于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的，便是《易》曰“汤武革命”里的那个“汤”了。就在夏墟不远处，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又出土了一座偃师商城，属于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是“汤”以革命取代夏墟的硕果。

有人说，它就是商都西亳，也可以这么说，它的地位，就像周人的东都，便是克商以后建的，如果《尚书》所言不虚，那么《汤诰》有可能就是汤在偃师商城发布的革命宣言和战争动员令。

与偃师商城同时，还有一座更大的郑州商城，相比之下，偃师商城更加军事化，实用性较强，神圣性和庄严感不足，缺少国之重器，尤其是缺了国家政权象征的鼎，如何“率民以事神”？

而郑州商城，不仅规模更大，规格更高，而且出土的国之重器多而配套，能充分满足首都对于神圣性和庄严感的要求，这是首都之所以成为首都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假设一下，汤革命成功以后要举行革命的庆典，搞一次国庆活动，祭祀祖先和上帝，他会选择哪里？是在作为前线的偃师商城原来的夏墟附近，还是在作为礼制文明中心的郑州商城殷人的发祥地——亳墟？回答无疑是后者。

为什么说是礼制文明的中心呢？以文物论，郑州商城出土了青铜礼器200余件，尤其是那两只巨型方鼎，大的高达到一米，有人这样称赞：就一眼，直刺心底——郑州，确实是一座王者之都了！1米来高、3500多年前的两尊青铜方鼎，这，绝对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贵族能够使用的，只能属于商代王室的重器。何况不是一个，而是成双成对！之后成双成对出现的，一般也是王室使用的比较多。即使是一个大鼎，也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何况两个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自打那一刻起，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心中，郑州商城遗址就永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商代城市遗址，而是一座真真切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王者之都了。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见，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

杜岭方鼎

这样两只鼎，如果放在3500年前，别说在中国，就是放到全世界，也是世所罕见。

这是两只见证过汤的开国大典并且承担过“率民以事神”历史使命的鼎，或许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听到早已凝固的开国大典的欢呼声和“神化革命”的历史的回音，这声音，从后来安阳殷墟的“后母戊”大鼎里消失了，尽管“后母戊”鼎，看起来更有分量，更为辉煌，更加显示了帝国的气魄和力量，但革命精神却已荡然无存，我们从中再也听不到庆祝革命的欢呼声，它早已丢失了杜岭方鼎的灵魂。

如今当我们重启文明初曙时，一方面，固然是要找回华夏杜岭方鼎的灵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上帝的禁果”究竟指什么？不光要知道国家从哪里来，以及它来了之后的种种权力表现所形成的历史的阶段和片段，还要能预见国家往何处去，猜到历史的终结处是世界的末日还是人类大团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从希腊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