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架上有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书名是胡适先生题的字，腰封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这部书是2002年岳麓书社编订旧刻出版的，严密地讲，这是一部书画长卷的印刷版而不是一本书。原卷子曾经在1948年出版于风雨飘摇中的北平，只印了100册，却有胡适先生亲自撰写的序言，胡适先生的序开宗明义就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

“河南滑县暴方子先生名式昭，在六十多年前到苏州洞庭山里做角头司巡检。巡检是最小的官，很少有读书人做的。这位暴巡检可有点特别，他的祖父暴大儒是道光三十年和俞樾同榜的进士，他自己也是个读书人。那时俞曲园正移家住在苏州，暴巡检常和他往来，因此得认识当时在苏州的一些名士，如易宝甫、郑叔问诸先生。曲园集子里有他赠暴君的诗歌，又有《暴方子传》。暴家至今藏有曲园老人手札六十三件，可以想见当日两家往来之密。”

暴方子出身官宦人家，却无意应试科举，后因稻粱谋而为吏，被选派到江苏任巡检，是县令下面的九品基层官员。他在苏州洞庭山即林屋山任职五年，革除陋习，将当铺奉纳的保护费悉数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继善堂；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俸禄帮助当地士子刻印诗文。

另一方面，他不谙官场之道，虽然官小，却“好事，又好出主意”，被苏州知府认为“情性乖张，作事荒谬”。1890年冬，他被撤职，由于为官极其清廉，他无钱搬家，不过旬日又无米下锅。周围的百姓听说，纷纷自发送米送柴到他家。据暴方子自述：“蔓延至八十余村，为户约七八千家。一月之中，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他若鱼肉鸡鸭、糕酒果蔬之类，不可纪数。”

这件事传开来以后，苏州著名诗人画家秦敏树特意画成这幅《林屋山民送米图》并题诗。晚清朴学大家、俞平伯先生的曾祖俞樾时年已七十，在苏州建曲园，自号曲园居士，也为此作长歌，并为这部卷子作篆字题额。一时间江南著名文人墨客多题诗送画，除号称清代“四大词宗”郑文焯赠《雪篷送米图》外，还有河南官宦世家马家第三代、时任职会典馆的马吉樟。

暴方子将百姓送来的柴米等都捐赠继善堂，只带着自己的书、典当的质券和蒙赠的这些诗画回了老家。他回到滑县后生活似乎颇为清寒，以至需要再离乡求职。1894年甲午军兴，清末名臣，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征朝鲜，他北上求见，自请入其幕府。吴大澂很赏识他，在他带来的卷子上题诗云：

遗爱遍山村，穷黎直道存。

官如能造福，民岂不知恩？

暴方子投笔从戎，大名鼎鼎的吴昌硕也在吴大澂幕中。军过榆关，他在卷子上题诗赠暴方子：

赠米浑如赠白云，忍饥还去逐鸥群。

他年踪迹重游到，山色湖光待使君。

貔貅十万取韩京，壮志逢君快请缨。

今日民心同感戴，壶浆箪食马头迎。

然而暴方子在终逢知遇后不到一年，就病死于军旅之间。暴方子去世后，俞樾亲撰《暴方子传》，记录他最后一段人生：

“光绪二十年，倭事起，湘抚吴清卿中丞自请督师。方子喜曰：“伟哉此举，吾愿从之。”谒中丞于津门。中丞，吴人也，见之大喜，拜疏言：“臣前丁忧家居，即闻?头巡检暴式昭，坚持节操，以不善事上官被劾，深以为惜。请开复其官，交臣差遣。”得旨：“准留营差遣，俟有微劳，即行开复。”方子乃从中丞出山海关，奉檄至塞外买马，往返千里，不私一钱。中丞叹曰：“此人若为牧令，政绩必有可观矣。”其明年，感疾卒于关外，年仅三十余，闻者深惜之。”

弥留之际，对他多有照应的是当时同在关外的吴大澂亲家、河南同乡袁世凯。同一年，吴大澂兵败辽宁海城被革职，一生功名到此为止；袁世凯则于甲午战败后被委派在天津小站练兵，北洋军由此而兴。

二

这部《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从此成为暴氏传家之宝，内容包括数十位一时俊彦的书画诗文。抗战期间，为避战乱损毁，曾经分别藏在墙中地下。

1948年，暴方子之孙暴春霆在北京傅作义军中。虽然在战乱之中，他却想到要续缀长卷，并且付梓传世。他陆续请到胡适、朱光潜、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张东荪、陈垣、沈从文、黎锦熙、张大千等加题诗文，又请徐悲鸿重画因埋藏地下受损的《雪篷载米图》，然后印制百册，分赠题记诸公。胡适先生因而有序，且对这个卷子的价值独具只眼：

五十七年之后，方子先生的孙子春霆先生来看我，抱着这个送米图卷子来给我看。这卷子里有许多名家的手迹，当然都很可宝贵。但更可宝贵的还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单，一件是上司训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亲笔钞存他自己答复上司的禀稿。这三件是中国民治生活史料。

《柴米簿》是秦敏树的外孙，后来成为沪上报人、端方幕僚的沈敬学抄录，将洞庭西山各村百姓自光绪十六年12月初10日至翌年正月29日送给暴方子的柴米实物清单整理成篇。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见证暴方子驻节地的民意。俞平伯在1948年的题记中指出，暴方子不仅清廉、且晚岁抗日的德行气节，有古人之风；而林屋山的百姓对一个被撤职的小官如此，也表现出古人才有的纯朴：

“方子先生之清德，在古之遗爱遗直间，晚与甲午战役，其出处大节，咸足以兴顽立懦，启无穷景行之思，斯诚然已。余窃维具区村氓，亦深异而慕之。巡检，微秩也，况乎被斥之巡检。乃竞馈之米薪，何哉？多深霖裹饭之情，是林屋山民亦古之民也。”

然而民众的这种心情表达，在苏州知府魁文农的训斥公文里变成是地痞流氓敲诈老百姓要钱要米：“太湖西山地方，有棍徒蔡剑门，手持竹梆，遍山敲击，向各户敛费，称欲保留甪头司巡检暴式昭，以致人心煽惑，并向各户索米，为该巡检暴式昭用度情事。”对此指控，暴方子亲笔答复抗辩：“百姓追念畴昔，赠之柴米，坚辞犹然复来。念其远路，且公集难于瓜分，勉徇其意，遂尔收受。此等赃私，非愚者莫能致，亦非愚者莫能得也。种种不合，清议俱在。”

19世纪末的清朝，是所谓“吏治之坏，极于清季”之际。虽然此事震动江苏，暴方子得到民心，而且还得到许多地方名流的同情，却仍然改变不了被开革的命运。不过他大约也因此虽然丢了官，却没有被查办。林屋山民送米的故事，只是成就了一个晚清廉吏的传说。暴方子这样一个在官场上微不足道的人物，事情发生时竟然引起相当的轰动，最后不了了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折射出当时官场的腐败。先父在1979年10月的中国社科院学术讨论会上说过：“清官乃不祥之物。”暴方子离开洞庭山20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不过几个月工夫宣统皇帝就被迫退位，袁世凯当上大总统。

胡适先生和其他多位民国名流再续长卷的1948年，国民党政权也是大厦将倾。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抗战胜利之后的贪腐令国民党在后方大失人心。如今我们并不清楚暴春霆先生为什么在这时刻印这部卷子，但是胡适先生和另几位大学者的感言多少别有怀抱。

朱光潜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在文章里都提到俞樾給暴方子信里的一句话：“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冯友兰更进一步说：“这图的流传，也未尝不可与我们眼前的腐败贪污的政治以一个有力的讽刺。”张东荪先生也是读了俞樾在暴方子去官后的信，有很犀利的感慨：“（俞樾）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余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在无战事的北平，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

三

暴春霆刻印出版卷子不久，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在一个大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命运。胡适先生不用讲，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也是广为人知的大学者，他们的后半生毋须赘述。张东荪这个名字，则如今可能有一大半人不知道了。这位曾经的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不仅是著名知识分子，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1948年，他是傅作义与中共联系的重要穿针引线人之一，对傅作义的投诚、北平得以免于战火多有助力。然而两年后他被打成“美国特务”，从此自公众视野消失。他死于十年浩劫中的1973年，到1990年代才重新被发现。

我在近十年前参与编辑过一本有关张先生的书，其时最感动我的是他晚年的诗词。张东荪先生原本和胡适先生一样，是不写旧体诗的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然而在晚年蒙难，离群索居，门庭冷落的漫长岁月里，竟是很自然地开始赋诗。古人云“诗言志”，这里的“志”并非仅是所谓理想志向，更接近现代汉语中的“胸臆”一词。张先生67岁学写诗词，自号“独宜老人”，三年就写了两百首。不平则鸣，有感而发，其中的悲凉，以下面一首尤其令人掩卷叹息：

无端握管复凝思，正是荒鸡唤梦时。

留得是非身后论，且屏辛苦眼前痴。

茫茫浊世归何所，历历浮生只自知。

写罢他年与谁看，一灯相对雨如丝。

张东荪先生为《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题记的最后一句话是“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我读其诗，亦复如是。

如果以诗文论，这部卷子里最足珍贵的，是包括了俞樾、其孙俞陛云、曾孙俞平伯四代三人的题诗题记。人们或知俞平伯是俞樾后人，多不知其父。俞陛云自幼承教于俞樾，是1898年的探花，尤工于诗词与诗学。俞平伯先生被如此家学而入民国，以红学、散文、早期新诗著称于世，然而他的古文与旧体诗，都是民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他在这部卷子的题记，是1948年诸公作品中功力最深的一篇。

从1954年被批判以后，俞平伯先生失去了继续学术著述的可能性，他从此更多寄托于昆曲之中。据后人与学部后辈回忆，俞平伯先生在文革中被批斗时，戴高帽、挨打，被赶到五七干校后，种菜园、看厕所。生活一直屈辱艰辛，但是他保持着淡定，时不时竟还写诗记录。这份以世家传承、文化底蕴为根基的豁达与内心强大非常人所能及。文革初，俞家被抄，几代藏书毁于一旦。俞平伯先生被勒令腾出主屋，搬到空荡荡的书房。这阕七绝就写于此时：

先人书室我移家，惟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对马樱花。

1970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历经磨难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原来在老君堂胡同的房子没有了，就被安排到永安南里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里，和我成了隔两栋楼的邻居。他虽然一直沉默，可还是大大的有名。我家里有他1952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那时我自然还没有读这本书的能力，却知道有时缓缓从楼侧走过的老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很少和人说话，只是踽踽独行。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他其实经常在家里关起门来偷偷唱昆曲。

永安南里住着各路牛鬼蛇神，著名者还有冯至、夏鼐、吕叔湘等先生，各自活得低调谨慎，除了很熟悉、信得过的人，彼此往来不多。我家也在门后过着不为人知的日子，我从7岁起就很习惯打麻将，窗帘紧闭、桌上铺一床厚厚的毯子。

永安南里的男孩子和其他大院的差不多，经常成群结伙在外边野到晚上。我因为辍学在家，又是新搬来的，多少有点难以融入。有一次为了砌水泥乒乓球台，几十个孩子一起晚上去附近的建筑工地偷砖，我因为力气小、跑得慢，被安排在外边放哨，虽然一块砖也没搬，还是很有参与感。那时的孩子在学校很少学习，下了课没有作业，玩到满身泥土脏兮兮回家，被父母一顿训斥是普遍现象。

1972年或者1973年夏天，十号楼来了一个卷毛、大眼睛、长得有点像洋娃娃的小男孩，大约五六岁。我被告知他是俞平伯家的，虽然我一直不清楚老先生和他之间的辈份关系。他似乎只是暂住，时常在院子里逛荡。我也是散兵游勇，有时就会遇见他，后来熟了，他就会到我家里来。那时我攒烟盒，满北京城乱窜去父母的朋友家收，收藏的劲头和前些年淘黑胶唱片差不多。他是我收藏的唯一分享者，每次从我这里走，也总要拿两张已经拆开压平的烟盒。后来他很少来了，有一次我去找他，也是我唯一一次去俞平伯先生家，小朋友好像已经搬走了。去年春天，在北小街一带，高德地图标出的方位是我熟悉的地名，周围却一点也认不出来了。和朋友在一家仿佛旧上海风貌的餐馆吃饭，30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位朋友是俞平伯先生的晚辈亲戚，然而行路匆匆，直到北京已经成为属于21世纪的不夜城时，才望着星星点点的高楼灯光，说起永安南里的往事。

所谓历史，向来是变化越大，过去就显得越遥远，何况几代人总是仓促前行，有意或者无意地遗忘。那天晚上，我们照例有一搭无一搭地说共同知道的人与事，一不留神就穿越了一个世纪。记忆和我们的选择其实已经提示，我们与先人之间横亘着宽而深的断裂。我们遥遥望着他们的魂灵，不曾继承也无法抵达。宏大的话题有时会难以继续，于是人们最终回到八卦：俞平伯先生和他的夫人许宝驯先生同好昆曲，两度创办昆曲社，传为佳话。其实他们是表姐弟，浙江德清俞家与仁和许家世代联姻。俞平伯先生的外祖父许祐身既是俞樾的女婿，也是许宝驯的祖父。这样的联姻在当代似乎是法律禁止的，而上个世纪上半叶还相当常见：同住永安南里的张之洞曾孙张遵骝先生，与夫人王懿荣曾孙女王宪钿先生也是表姐弟。《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里，有许祐身的三阕五律，其中一联是“人心终不没，吾道岂长贫？”在他眼中暴方子不仅是清官，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吾道中人。事实上，暴方子更多是一介书生，喜读书著述，著有《鹤梦庐尺一幸草》、《廿四史识小录》。我不知道这两部著作手稿何在，是否印过，还是已经失传？暴春霆先生当年印了100册，但此后半个世纪这部卷子湮没无闻。弥足珍贵的原件最终没能逃过文革浩劫，暴春霆在巨大的恐惧中将先人遗物全部付之一炬。

这本书的编订者是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的国内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先生，他偶然看到文章提起1948年的版本，立即大力推动，使这幅长卷重光于世。其后暴方子渐被树立为廉吏楷模，据说已经有几部以其事迹为题材的戏剧上演。

（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