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开了国家与革命的先河

刘刚2017-03-23 17:30

【文明的焦虑】

立国三文本

中国“绝地天通”的故事,有过《尚书》、《国语》、《山海经》三个文本。那三个文本,分别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次,反映着“绝地天通”的基本面,把它们放到国家起源上来看,就能对国家形成有一个大体概念,总之,国家的出现关键在三点。

一要把天地分开,重新安排好天地,使人从神话世界的自由化的无限性状态的神灵,转化为历史进程中的理性化的有限性存在的国民。从神灵到国民,从神话思维到理性思维,是一场人的革命。革命,需要有个能“绝地天通”的人来引领他们改天换地,重整河山,这个引领者,后来,就被人称作“上帝”。从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与天地或神灵通话,而只有“上帝”才有解释神意的话语权。

二要把君民分开,怎么分?以“刑”分,用刑法分出君与民,也就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谁来立?当然是“上帝”,君主以“上帝”为祖先神,这样就有了“立于刑”并以刑法治民的正当性。

三要把民与神分开,怎么分?以“礼”分,这里的“礼”指等级制度。不要人人都跟神打交道,搞得全民巫觋,“民神杂糅”,人皆自以为通神,以至于祀神无度,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怪力乱神”横行。只有“民”的代表才能与神沟通,又代表神意。

处理好了这三大关系,国家的基本面就形成了。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也是从处理好这三大关系入手来确立国家的基本面的,他的自然法理论,其实也是在处理天人关系;他的国家观念,同样围绕着君民的关系打转;他的宗教思想,还是要将民与神分开,让世俗政治摆脱宗教信仰。

但是,在国家的建制上,想法和做法却不一样,同样是法治,同样搞君主制,《尚书·吕刑》那一套,跟霍布斯的主张大不相同,立“五刑”以治民,立的显然是刑法,这在霍布斯看来,便是张扬了利维坦“吃人”那一面,在国家起源的关键点上以刑立国,就是把国家立在原罪上,国家是人治人的机器。以此来看苗民作乱,即苗民要求自己通神的权利被镇压,便是放纵了国家以刑“吃人”的本性,人民分享国家原罪,人与人之间,就开始了吃人与被吃。

所以,立国之本,不能立在刑法上,要立在民法上,霍布斯主张用集中反映个人权利的民法来限制国家原罪,即便君权至上,那权力也必须由宪法来赋予,国家主权人应该成为法人,法人国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就应该是一部依据法理、按照法律、遵从法令、执行法规来运作的法治机器。

然而,中国传统却没有产生这样的民法,更未形成法治机器和法人国家,对于滥刑,另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立国之本,除了立于刑,还要立于礼,要依据礼来用刑,有分寸,有节制,总之,就如古希腊神谕所言,要“毋过度”,纳刑于礼,也就是在等级观念和身份体系的作用下,转化为礼法。

同为立国之本,礼与刑孰轻孰重?轻重不同,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周人重礼,便说殷人滥刑,如尧、舜时说“苗民作乱”;东周时礼坏,子产铸刑书,邓析子作《竹刑》,以“两然两可”乱之,重启“苗民作乱”的苗头,而有刑、礼之争;进而发展为“儒法斗争”,儒家重礼,法家尚刑,至东周末期,已然势不两立。《韩非子·五蠹》里已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说法。除了儒与侠,《五蠹》还指纵横术士、门下食客、工商之民,但凡有些自由化的、就像那些不肯进入体制化的自由化倾向的苗民等,难以纳入王权体制化管理的,都被归到“五蠹”,然后一个个被消灭,不幸的是,他本人,居然像“作法自毙”的商鞅那样,也被他称作“君道同体”的秦王嬴政当作“五蠹”之一给灭了,后来,秦始皇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是“立于刑”的举措,而“焚书坑儒”便是这一举措的结果。

有了“儒法斗争”这个前提,同样属于“苗民作乱”性质的陈胜、吴广起义,便获得了新的政治文化的生机,儒者革命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开启了一条新的历史发展道路,将圣人革命的理想坐实在民本主义的现实追求中,由革命性和人民性合成的天命的鞭子,鞭策着一代代王朝中国的兴衰和更迭,不惜将国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而王朝也只当是个命运和气数的存在,在五行相生相克和五德终始的自然循环里过渡,本来,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相应的过渡期,秦二世而亡,显然是因为刑法过度,不仅透支国力,而且放纵原罪,高扬了国家“吃人”那一面,刚好碰到了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钉子,秦朝就栽了。

人民性和革命性,在“绝地天通”、天人相分之初,并未成为国家的正当性来源,相反,它们成为了“苗民作乱”的根源,“绝地天通”所要根绝的正是这“两性”,然而,“汤武革命”却使之复活,而且,正是这“两性”,使得立国之本发生了从“立于刑”向“立于礼”的转变。但这两点,并非生长礼制文明的根本,而是用礼来安顿它们,防范它们,限制它们,动辄用刑,凸显国家原罪,容易激化它们,遭到反击。

汉承秦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立于刑”。于是,汉儒继续革命,不仅革了秦朝的命,还要革秦制的命。当汉高祖刘邦自称“马上得天下”时,陆贾便反问“能马上治之乎”?问得刘邦一愣,他就说,要以“诗书治天下”。那“诗书”,便是个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样式,根柢还是“立于礼”。刘邦听了他说的话,就让他把自己的想法都写出来,陆贾一共写了十二篇,总结为四个字:“礼法并用”。

后来,这四字,便成了汉家国策,重启“绝地天通”时国家三足鼎立的原型。秦无“礼”,失了一足,故一推即倒,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不要将跛足也继承了,所以,还要“立于礼”,要三足立定,才能站稳。后来,刘邦祭孔子,定朝仪,做了个“立于礼”的样子,到了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又主张“霸王道杂之”,那“杂之”,其实也还是个“礼法并用”的意思,有人说这是“阳儒阴法”,看似“立于礼”,实则“立于刑”,因此,就认为汉武帝只是做个尊儒的样子,殊不知“刑”也必须鼎立。

玉制的国家

“立于刑”,不光在《尚书·吕刑》里滥觞,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的赵陵山遗址里,我们看到了最早的杀殉。

赵陵山遗址,位于昆山张浦镇赵陵村,是太湖流域典型的土墩遗存,相传南宋赵王妃留葬于此,故又名“赵陵”,系由人工堆筑而成,年代、形状和用途,都与古埃及王国的金字塔——法老陵墓相似,故人们称之为“中国土筑金字塔”。

在良渚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遗存,以赵陵山最有代表性,这座“土筑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墓坛合一、巫王合一、政教合一的面貌,反映了国家起源的特征。其中77号大墓,人体骨架保存完整,据墓葬品反映的情况来看,墓主集神权、军权于一身,是位巫王合一的首领,腰部右侧放置大石钺,仿佛就在向我们预告国家起源的“立于刑”。

墓台西北处,果然发现了19具人体骨骼受刑后的丛葬墓,分三排埋葬,人体头向不一,无随葬品,有被砍下肢的,有身首异处的,有双腿被捆绑的,受刑者以青少年为主,丛葬东南面,有一层三角形的黑色灰面,有人据此判断,这19具被杀殉者都是举行宗教祭祀仪式留下的祭品。

杀殉,是一种制度化的杀人,通常都与奴隶制有关,反映了血淋淋的“主-奴结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相杀,纵然不幸,但还算是本能驱动,而杀殉则是制度安排,标志着国家起源。

按照严文明的说法,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位于前列的是中原仰韶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两湖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江浙崧泽-良渚文化,还有燕辽红山-小河沿文化。

何以几乎同时兴起的五大文化区块会在良渚文化里率先出现杀殉?这跟文明的程度有关。在早期文明中,文明越先进,越早出现杀殉,因为杀殉作为失乐园的标志,是国家的开始。

严文明认为,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五大区块中最为发达,宗教色彩也最为浓厚,有一套相当统一的宗教法器——神徽和玉璧、玉琮等,而且神的祭坛,同时还是贵族墓地。

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政教合一的端倪,为之修城池、盖宫庙,不惜人力物力,更以新石器时代代表生产力最高水平的玉器制作的工艺与文化,作为制度化的和普世性的国家礼制,故其数量之多,工艺水平之高,也远非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化可比,很有那么点“立于礼”的意思。

而“立于刑”也在墓葬中有反映,除了赤裸裸的杀殉,还有那杀殉用的斧子,也就是代表着王权的钺。严文明说,在所有的墓葬中,几乎都有钺,平民随葬石钺,贵族随葬玉钺,还说这是“全民武装”。实际上,它还真像个“全民斧头帮”。在汉语里“王”的象形是一把斧子,斧子代表了王权,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可以说是“斧头里面出政权”,这也就是跟国家起源有关的“立于刑”了。

赵辉在《问学之路》里谈到他在普安桥遗址工作期间,经常开玩笑说:遗址里发现的那个麻籽,会不会是致幻剂?良渚的宗教氛围那么浓重,良渚人是不是抽大麻?又说:良渚人的思想那么统一,是不是有个政党——“良渚党”和类似人民公社那样的组织?他发现:良渚有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建造大型工程的社会机制,各地玉器纹饰高度一致,反映了高度一致的社会意识、宗教,而且因为这种宗教思想渗透到社会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然而,良渚社会虽然是文明的先驱,却因地处东南缺少交流,所以,社会发展一条道走到黑,高度分工、高度分化和高度思想统一、宗教笼罩严密的社会僵硬了,面临突然变故,社会系统不能做出灵活反应、不能及时调整,终于陷入凋零不复之境地。

他那时还不知道良渚文化晚期又建造了良渚古城,故未敢以国家言,但他那几句话,显然都是针对国家来说的,已经含有了国家起源的前提。有人说,良渚文化进一步就成为国家了,可惜倒在了国家出现的这道门槛前。这样说来,就差了一步,究竟是哪一步?若对照西方文明的国家起源来看,良渚文化少了两个文明的指标:一个是系统化的文字,还有一个便是青铜器,它们成了国家身份证。

良渚文化不缺文字,但目前发现的还够不上“系统化”三字,不过,就已经发现的来看,如果再加上大汶口出土的文字,那么即使不够系统化,也还能看出汉字六法的萌芽,已有了系统化的萌发,至于系统化的程度,尚需新的考古发现来做进一步的确认,因为殷墟文字就从它们进化而来。

而青铜则是良渚文化的短板。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么个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为了中国文明的标志。青铜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而玉器时代之于新石器时代,反映的是改良化的文化发展。西方文明以技术进步的青铜时代立国,中国文明以文化发展的玉器时代立国,立国之本不同,文明的样式也就不一样,用青铜时代的文明样式来看中国的国家起源,难免会看走眼。

玉器时代之后,中国迎来了自己的青铜时代,良渚文化不是倒在了国家出现的门槛前,而是倒在了这两个时代交替的门槛上。良渚文化以臻于完美过分精致的玉器时代拒绝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它的文明样式呈现出完美的僵化状态,也许晚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拒绝了工业革命的时代,而终于被代表工业时代的船坚炮利所颠覆,很可能就再现了当年良渚人的文明姿态。

良渚文化缔造了一个玉制的国家,不仅有着玉制的宗教信仰——代表神权的玉琮、玉璧等神器,还有着玉制的国家制度——代表王权的玉钺等利器,更有着玉制的国民身份,张辉在《问学之路》里这样说道:良渚文化不仅大墓有玉器,甚至连比较小的墓葬也经常发现玉器、象牙器之类,以及还有独木棺,虽然这类墓葬的玉器不上档次,可能仅仅是几块边角料上打个孔,但整体上良渚社会比较富裕,人民对奢侈品有追求。他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属性。但玉对于良渚人来说,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正如青铜时代的国家公民必须佩带青铜兵器以表明其国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实就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墓葬的规格及其葬品反映的就是这种身份。

文明的刺客

就文明的基本面而言,良渚文化的兴衰,都与玉器时代有关。

良渚文化的兴起,是良渚人对新石器时代的创造性转化,转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尽管那时五大文化区域都有玉器,但只有良渚文化将玉器体制化为国家起源的文明载体,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能看到礼制文明的曙光,良渚人用他们的玉器贯穿了国家起源的三大关系。

从良渚文化的玉器,我们看得出“绝地天通”的痕迹,就玉器的普及程度而言,良渚人很可能有过一个人人巫觋、家家祭祀的“民神杂糅”的时期,从玉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又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意识和等级化趋势,反映了对玉器的统一性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管理——“绝地天通”。

良渚文化的统一性,不光在一个遗址和一处墓葬群里反映出来,而是在所有的遗址和墓葬群里都反映出来,真正做到了大一统。大一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这要看良渚文化的分布,严文明在《早期中国是怎样的》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可以分为几大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遗址有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东北区块的中心有苏州草鞋山和赵陵山,东部区块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东南区块的中心有桐乡普安桥等,南部区块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这些便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和主体区,整个环太湖流域都是它的大一统的范围,论规模,称得上文明古国。

但其势力范围不止于此,主体区之外,还有扩张区,良渚文化向南越过宁绍平原,到达闽浙一线,将原来沿着钱塘江与杭州湾平行发展的两支文化——马家浜与河姆渡统一起来,于是,我们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上看到了良渚文化的覆盖层,而良渚文化本身就由马家浜-崧泽一脉发展而来,以此形成了吴越文化的基本格局,后来发生的吴越春秋故事,似乎也可以作为良渚文化兴衰的参照。

良渚文化同吴越春秋里的吴很相像,吴国崛起的地盘,就在良渚文化的主体区,其对外扩张的方式,仿佛就是良渚文化的复制,所以,我们通过吴国的扩张,来还原良渚文化的走向。

良渚文化先是南下,跨过钱塘江,统一史前吴越文化,也就是原来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的地盘,然后分两路北上,到达江淮地区。一路西向,进入巢湖流域的薛家岗文化;一路北进,同苏北新沂花厅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合流。春秋时期,吴国的扩张也是如此,南攻越,西征楚,北击齐。良渚文化曾以薛家岗遗址和花厅遗址为据点问鼎中原,吴亦欲打通齐、楚,同晋国争霸中原。我们知道,吴之败在被越逆袭,而良渚文化的后面似乎也有那么一个刺客,那就是马桥文化,它是越文化的直系祖先。

可马桥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原处于良渚文化主流边缘的下层阶级的文化,还是来自良渚文化向南部扩张所至外围地带也就是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从该文化的遗存来看,它具有良渚文化的一些非主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其主体来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山地的土族文化,本来与良渚文化的主流相去甚远,可它同时又包含了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还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而又有所超越。马桥文化的超越在于它已经迈开了走向青铜文化的步伐。

文化的贫困,有时反而能激发技术进步的敏感性,马桥文化遗存中出现的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很可能就是马桥人能战胜良渚文化的利器。马桥文化虽然文明的程度不及良渚文化,但良渚文化也有短板,那就是文明程度越高的文化往往越容易僵化,创造性强的文化有时难免适应性差,这恐怕是良渚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对青铜时代的到来失去了敏感性,过分沉溺于它自己的玉器时代里。

良渚文化是原生的,而马桥文化则不然,是一种外来的混合形态的文化,其中,每一种文化因素的存在,都反映了良渚文化全面危机的一个侧面。例如,良渚下层阶级文化的存在,很可能就反映了良渚文化内部的社会分化导致了原来不曾有过的阶级斗争,正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他们加入到马桥文化中来,转化为良渚文化的颠覆力量。还有来自被良渚文化挤压在南部边缘地带的土著文化,如肩头弄文化等,此时出现在马桥文化中,或许就是一种敌对势力的地缘政治的反扑。而北方的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来到马桥文化中,就像后来吴越春秋时齐、晋两国支持越国灭吴一样,联手终结了良渚文化。

马桥文化的优点,在于它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具有移民文化的特征,其多样性或似近世上海滩,可以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化”,而由不同文化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马桥人,堪称“史前上海第一人”,我们这样说,不是从“最早的上海人”上来说的,而是从最具有“海派文化”气质上来说的。

马桥文化是东南沿海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但马桥人对于来自北方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选择,本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用来“祀”的礼器,其次才是从事“戎”的兵器。用“祀”来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用“戎”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可马桥人只要“戎”,不要“祀”,因为他们还没有国家观念,还处于“天竞物择”的文明的初级阶段,不需要考虑合法性问题。所以,我们在马桥文化里看到的青铜器,没有礼器,只有兵器,而且都是一些小型兵器,更何况这些兵器还不是马桥人自己生产的,他们既没有开铜矿,也没有铸铜工具,对于青铜文化采取“拿来主义”。

有可能他们就用这些青铜小兵器铲除了良渚文化的上层残余,而且他们的革命非常彻底,以至于在马桥文化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许有人会拿洪水和海侵来说事,说良渚文化在本土荡然无存,是洪水和海侵的结果,但自然灾害不可能从根本上灭绝文化。如果仅仅是自然灾害,良渚文化还可以卷土重来,连外来的马桥文化都可以起居在良渚文化的地盘上,良渚文化回归本土不应该有什么自然障碍,即使难以全面回归,最起码会有一部分重现在取而代之的马桥文化里。如果一点也没有,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马桥文化彻底排斥。也许马桥人根本就不屑于继承良渚人的文化遗产,“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并非现代才有,或许马桥人就尝试过一回,“不断革命”导致的文化断裂,使江南倒退了几百年。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