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

十九世纪的欧美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基督教文明统治有色民族是先进民族的天命与职责，是白人不得不承受的负担。尽管他们掌握媒体与学院话语权的后世子孙，比如说北美东海岸的波士顿婆罗门们，批评这是虚伪的殖民主义者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推卸责任的无耻谰言，但公正地讲，在印度问题上，这或许并不是无的放矢。

早在葡萄牙人来到印度以前，印度就因其软弱与腐化以及漫长的被征服史闻名遐迩。尤其是东起孟加拉，西抵旁遮普，南竟印度高原，北至尼泊尔的印度四边形地区，是需索秩序的无底深渊。

在外人眼中，该地区难以理解的是，每过一段时间其统治秩序便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崩溃，同时居民没有自治能力，又缺乏社会凝结核，做不到团结自保，是以王纲纽解以后，一团散沙的原子化个人便立刻处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当中。

对于十八世纪的印度来说，英国人的统治如果与往昔有所不同的话，无非是海洋取代了内亚的方向输出秩序，同时英国人的手段更加人道。因此傲慢的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在他们来印度以前，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印度人早自相残杀，在流寇四窜中灭绝了。内亚征服者杀了一部分，但使大部分人得以活命，而他们英国人的统治相对于内亚蛮族来说又微乎其微，因此印度人理当对他们感恩戴德。对于这一无耻要求，机智的二十世纪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发明民族神话时，选择性地遗忘了历史，成功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赢得了在场记者一片掌声。

而了解了以上这一切，才能更全面地体会十九世纪欧洲的话语环境，理解为什么哪怕左派如马克思，也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虽然充满罪业，但同时也具有进步的一面，尤其在移风易俗，清除诸如寡妇殉葬一类陋习和提供社会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为演变成社会主义做准备上。由于一战与二战两次欧洲人的大内战毁灭了老价值观的所有信心，这一观念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二战以后，老欧洲力量全面收缩，放弃统治世界，只有丘吉尔等寥寥少数人依旧坚持这一原则，然而天变道亦变，他们的奋斗不仅抵抗不了历史潮流，也无法获得人们认同。

虽然活跃在二十世纪，但丘吉尔始终是一个十九世纪人，他的青年定格在英国最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父辈将一生献给不列颠的帝业，他最知名的祖先约翰·丘吉尔与安妮女王一同开启了英格兰霸权的大门，大英帝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家族史，因此他没有理由不为保存大英帝国而奋斗。但除了他个人的私心以外，拒绝印度他眼中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离开不列颠的版图，也有部分对印度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印度短暂服役的三年，加深了他对印度的个人印象：除了少数锡克教徒与穆斯林以外，绝大多数印度人都缺乏自治能力，他们对自己人可以非常凶残，但对异族却软弱如羔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印度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在当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英国人从当时英属印军的人员构成上就直观感受到了。除了来自旁遮普的锡克人、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以及部分穆斯林以外，印度人对参军兴趣寥寥。尤其是印度四边形里的主流印度教徒，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指责英国人将印度划为尚武民族和非尚武民族，并只招收所谓尚武民族服役的行为是对印度教徒的歧视。严格来说，英国人确实对印度的非尚武民族充满歧视，可这番指责却是倒果为因。

不过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者拒绝印度教徒没有勇气的说法，即便是比较温和的甘地也坚信，或许有些印度教徒缺乏政治德性，然而迟早他们也可以成为强壮能干的战士。尽管现实令人遗憾地否定了他们的说法，但让我们公正地讲，虽然在甘地活跃的时代，大多数印度人都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但这批愿意为了自己与印度的独立和自由发声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但与他们的同胞相比无疑是一批有德性的人，充满了最起码的荣誉感，有资格获得人们的尊重，不是那些任由统治者欺凌而不反抗的人可以轻侮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在一战的时候坚决认为在战争时期服兵役就可以重新打造印度人民的坚强意志，现代军队生活的磨炼将锻造印度人民的性格力量，也会培养印度人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以迎接未来的生活。这些素质包括纪律感和团队意识，当然也包括注重个人卫生以及建造和使用干净的公共厕所。不言而喻，当战争结束以后。这群见过世面的退伍士兵会极大地冲击印度传统社会，就像亨廷顿所总结的，后发社会里接受过西式训练的军人总是最早出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群体。

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迷茫于“一战”对旧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而试图寻找替代品的西方媒体，因为发现甘地满足他们所有香格里拉式的想象，于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的圣人，这带来一系列郢书燕说的误会，忽略了甘地性格上的多面与作为一个接受过完整西式教育的人可能的思维方式，只描写其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想象的一面，这无疑会损害读者对世界复杂程度的理解。今日的欧洲青年总是有一股何不食肉糜的不知世间黑暗的天真，不能不说这些写作居功厥伟。与之相较下，席徳·梅尔《文明》里那个老是挥舞着核大棒的甘地反而显得无比真实，尽管这是因为一个程序错误。

同样也因为“一战”，联合王国虽然建立了有史以来领土最为庞大的帝国，但是一代青年男性在战场上的丧生，尤其是贵族军官因为身先士卒的传统伤亡最为惨重，英国统治阶级的几乎所有后备力量都报销在战场上，已经难以维持英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西敏寺收缩英国在远东的力量，并愿意让印度取得自治，只要印度还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当中。

但这遭到了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人的阻挠，使之迟迟难产。丘吉尔始终不愿意放弃英国对印度的家长式统治，他在议会上反复强调印度人缺乏自治能力，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那么印度必将陷入流血与暴力当中，而这是对印度人的不负责任，会极大地损害英国的道德力量。而英国的世界秩序就是建立在责任、勇气与担当之上，让所有人信服，而不是纯粹的武力。

印度民族主义者当然对丘吉尔这套说辞嗤之以鼻，但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最终只能聚集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旗帜下。丘吉尔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努力，才壮大了他日后恨的牙痒痒的敌人甘地的力量。

在某些对甘地不友好的人眼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是一场面对媒体的表演。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便是通过训练出一批死士在媒体面前任由维持公共秩序的军警的警棍抽打，毫不反抗，然后通过舆论压力逼迫英国当局让步。

乔治·奥威尔的看法一针见血。但换个角度讲，这其实也能体现甘地的睿智，他有效利用了立宪政体所允许的自由空间。舆论力量对印度获得独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二次世界大战再度摧残了英国，让唐宁街进一步放弃对世界的统治，将权力和平转让给美国。“二战”时罗斯福对殖民主义的反感和对英国让印度独立的一再催促，发挥了超过一百个甘地的作用。印度的真正国父其实是罗斯福。

甘地真正令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卢梭式的偏好，热爱大众民主与群众运动，却没有健全的制度设计，而是停留在乌托邦式的空想当中。每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都鼓动群众上街，所领导的国大党却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使民众可以有序抗争。甘地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一问题，于是无不以群众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结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是恐惧非暴力的力量而对甘地让步，而是恐惧运动必然伴随的暴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让步。或许甘地认为让群众上街本身就意味着锻炼，但甘地最终死于因之而起的印度教暴徒的枪击。“二战”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离开印度，丘吉尔曾经的预言被一一应验，印度的独立与印巴分治带来了次大陆两百多年来最惨烈的流血冲突与宗教战争，印度各地处于种族清洗的暴力当中。尽管印度本土出身的官僚在很久以前就参与政府管理当中，但直到甘地被枪杀，骚乱才告一段落。我们不能不佩服丘吉尔的先见之明，但换个角度讲，如果丘吉尔之前不曾阻挠，印度人在1918年后于英国人的引导下学会自我治理，英国人彻底离开以后秩序肯定也不会混乱到如此地步。印度的经济在英国人走后也发展地一塌糊涂，印度人自行设计的糟糕的经济体制要负全部责任。政治也比当初更加腐败。这着实令人遗憾。

今日回头点评这一段往事，其实可以认为印度始终是英国的一个包袱，这不是从财政上来讲，而是从宪制来讲。为了能在缺乏自治能力的印度实现秩序，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对于英国人来说空前庞大的政府——尽管对法国人或者俄国人来说这可能不值一提。然而英国宪制对欧陆的优越就体现在它的小政府上，对民间尽可能少的管制，让社会自由竞争而充满活力。

因此，就算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战时计划经济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只要英国本土的人民源源不断地去英印政府当公务员，今日英国人自嘲我是英国人我知道如何排队（在充满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里填表格）还是迟早的事情。对于英国来说，丘吉尔一生最蠢的事情，便是没有让英国趁早从印度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