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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如何解决三大命门 数字化是一条出路

贝多广2017-03-26 09:40

经济观察报 贝多广/文 过去近十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得“速快面广”。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具备了较为完整的金融体系。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到中型银行再到许多小型银行。此外,我们还有各种类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以及保险业、信托业等,完备的金融体系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

政府对普惠金融事业的有力支持,也是普惠金融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过去几年中,政府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性文件支持普惠金融。特别是200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初步形成。

另外,数字化普惠金融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也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引擎。过去几年中,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形成了新的概念——数字化普惠金融。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数字化普惠金融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让原本被“金融排斥”的各类群体能够获得广泛的金融服务。

在看到中国普惠金融事业发展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冷静认清中国普惠金融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失衡的金融结构。尽管我们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但我们的金融机构大多青睐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净值人群,即使是小型金融机构,只要有可能,它们也会倾向于服务“高端客户”。不过,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多数金融机构,无论大小,都在实行“下沉”战略,它们越来越多地去覆盖中小微企业并提供金融服务。这一趋势无疑会改善中国的金融结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当然,这种趋势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中国金融结构产生实质性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金融机构对各自商业模式的探索。“下沉”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下沉”的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二,薄弱的金融基础设施。对于普惠金融来说,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条件。以征信体系为例,当我们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甚至“民间金融”去关注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时,往往会发现这样的问题——这些“新客户”的基础资料和信用记录很难获得,因此无法有效判断其风险状况,业务开展面临困难。我国的社会征信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是个广义的概念,包含“软件”和“硬件”,征信体系只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如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那么发展普惠金融可能只会停留在口号呼吁上,甚至会导致“野蛮生长”的、畸形的普惠金融。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观察到普惠金融的量化指标体系、社会征信系统、农村电子支付系统等都相对比较薄弱,这些是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障碍。

第三,匮乏的金融教育。这里不是指大学校园里的金融教育,而是指面向大众的金融知识教育。我国对一般公民提供的金融教育相当缺乏,部分社会群体被现有金融体系排斥在外,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金融能力严重缺失。金融欺诈案例屡屡发生,尤其是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受到误导、欺骗。金融欺诈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应当看到:很多人受骗并不仅因为他们贪财或好投机,更因为他们缺乏金融知识的教育。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往往是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除此之外,加强贫穷人群的能力建设、普及金融教育以及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也都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落地的关键。

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的。很多国家已经推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加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

对于我国而言,结合国情、补足短板,是解决金融可得性问题并走完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应当坚持的原则。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建完善程度和地理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

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时候,应当区分不同经济地域的特征,确定不同的发展重心。在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地理因素等限制,“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尤为突出,金融服务的网点和终端的建设仍然是当务之急,因此提高金融可得性、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当放在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上;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区域,金融机构和网点覆盖率较高,各类金融硬件设施也较为完备,因此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适合不同层次人群特别是“中间地带”人群的需求、建立健全配套金融制度体系和征信体系等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总体看来,要提高金融可得性,一方面要因地制宜,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从金融服务的消费者、提供者和金融基础设施三个角度入手,积极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

同时,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可以提高金融可得性,因而其是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一环:首先,数字化普惠金融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如地处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方便地获得金融服务;其次,通过数字化普惠金融,金融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进行小额、零碎的资金收付和储蓄,尤其是贫困人群可以避免原本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较高的服务费用,并方便地管理他们通常不稳定的收入和支出;再次,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金融服务可以与日常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如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平台支付水电费和消费账单等;最后,数字化手段有利于拓展金融服务和管理金融风险,通过分析消费者的相关数据,可以精确地为消费者提供额外的、特定的金融服务。

当然,在看到数字化普惠金融好处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风险。数字化普惠金融的风险主要与操作和技术有关,如数据的传输和处理会存在各种风险。举例来说:短信发送失败会使客户看不到付款指示,数据传输和储存中可能存在隐私或安全漏洞,电脑程序处理交易可能会出错,大量数据可能会考验交易平台和硬件设施的处理能力等。代理商和交易平台存在运营风险,有可能出现金融犯罪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如欺诈、出错、现金管理不善和数据管理不当等。此外,代理商和交易平台还可能隐藏交易信息(如价格、服务条款和追索权信息)、恶劣对待客户(包括多收费)、泄露客户信息,还可能在尽职调查、交易档案管理和报告违法交易等方面存在问题。

(作者系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