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5年前，斯蒂芬·茨威格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夫人洛蒂在巴西离里约热那卢不远的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巴西的二月并不是冬天，而是夏天，茨威格在一个热带夏天选择了死亡。那是1942年，漫长的二战正在进行，纳粹占据了大半个欧洲，对于茨威格来说，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精神家园不复存在，他虽然远离了战争，同时却也远离了对这个世界的希望。我在网上看见一张据说是他们死后警察拍摄的照片，两人相拥而卧，茨威格平躺在床上，洛蒂侧卧在一旁，头枕着他的肩膀，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一个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的：“他看上去死了，她看上去在爱情中......”

茨威格生前久已是名动天下的大作家，而且是又叫好又叫座那种。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相当畅销。他的死震动了世界：《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巴西政府为他举行国葬。

在遗书里，茨威格写道：“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你们在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于你们而去了。”

然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人依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茨威格夫妇会自杀。在1942年，茨威格并不像大多数流亡者那样生活窘困，恰恰相反，他的书在美国和巴西继续畅销，他在巴西备受礼遇，作品朗诵座无虚席。虽然他从1934年就离开了祖国奥地利定居伦敦，1940年去美国纽约，然后又去了巴西，但所到之处，茨威格始终是被人们尊敬爱戴的名人、德语文化的象征与良知之一。在巴西的最后几个月里，茨威格完成了《昨日的世界》和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极负盛名的《象棋的故事》。在大半个世界陷入战乱的时刻，他衣食无忧，还有一个深爱他的妻子陪伴，但是他却选择了死亡，洛蒂也追随他而去。

《昨日的世界》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叙述茨威格个人经历的历史。在序言里他说：“《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马全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恐怖统治、时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于是，我也就势必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

二

1979年我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拐到王府井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的外国文学作品。有一次就买到了一本刚刚上架的32开本薄薄的小书，我并不太清楚谁是茨威格，但是只翻了两页就被吸引住了。这本《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里包括《象棋的故事》、《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应该是1949年以来茨威格作品第一次在国内出版。茨威格的小说其实在民国时就有过介绍，中断到这一年，才有这本选集。不久后，《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状写女性心理与爱情的极致名作陆续出现在外国文学刊物上，读过就令人难忘。

那年我18岁，夏天从一场单相思的梦中醒来，开始午夜蜷缩在党校北院主楼六层办公室的皮沙发上写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望着窗外黝黑的夜，偶尔有荧火虫飞过。构思夸张的青春小说，最终如同青春期的爱情一样无疾而终，从未写完。待到夕阳西下时，总算可以续写，七号大院却是物非人也非。那年秋天去看“星星画展”，在美术馆门外大街上买了几期《今天》，和许多文艺少年一样，不经意间走在历史边上。

《象棋的故事》在我的书包里，中午下课吃完午饭后，不时拿出来看一下。有一次又读了两段，然后去区里的语文尖子班写作文。题目自选，我想都没想就开始写《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读后感，写了一大段才觉得不妥，改成《象棋的故事》。即使如此，这篇作文后来还是被区语文教研组组长在点评时单独挑出来说了几句不是赞扬，但也不是批评的话。他显然连茨威格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所以很自然地提高了政治警惕性。他身材结实、声音爽朗，其实是一位很不错的中学语文老师，讲起孔乙己滔滔不绝。他经常把我的作文示范点评，因此对我相当优容。

这篇作文胡说了些什么我完全记不得了，可以确知的是，那时我并没有真正明白《象棋的故事》：房间、象棋是有着巨大象征意义的，B博士的坚持与崩溃，也似乎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这是茨威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接描写盖世太保：“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人在年轻的时候，即使目睹黑暗，潜意识里还充满生命的阳光、爱情的期待，看不到无论暴力摧残还是精神迫害带来的创伤，不能理解与感受到内心的深渊。

我也不知道这是茨威格的绝笔。“茨威格学”虽然没有“红学”、鲁学的红火，研究者也是络绎不绝。关于《象棋的故事》何时写就，有发表在1941年、完成于1942年一月、和临死前才定稿三种说法。茨威格的故事一如既往，讲得奇妙动人。快到一半时，真正的主人公才出现；情节在最后达到高潮，旋即嘎然而止。结局指向何方并不明确：B博士旧病复发，但是在一瞬间恢复了理智，“彬彬有礼”地消失了。

结局既重要也不重要。如果不了解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史：两次世界大战、原有国际秩序的崩溃、第三帝国的兴起，如果不知道作者写完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不见证相似的残酷，《象棋的故事》就仅仅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事实上，茨威格更享有盛名的作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那是一部不需要了解时代就可以感知与感动的伟大作品。不过，如果能够了解作者和他的时代，我们的心灵与思想也许会在另一个层面上被感动与冲击。

三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茨威格主要是写直击人心的爱情故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是好朋友，似乎也深受影响。仅仅把弗洛伊德看成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其实是对他的低估。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弗洛伊德是对理性主义的重要批判与反动。茨威格大约算得上他在文学界的重要同路人吧，茨威格的故事，大多逸脱社会规范，仿佛匪夷所思，直击人心深层。

茨威格小说太出名，以至于在中国，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位小说家。然而他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是一位出色的传记作者，我后来读过他写的《罗曼罗兰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方知在天才的心理分析小说之外，他还是一位以文学之笔描写历史，栩栩如生、极为细腻的作家。

是在读《异端的权利》之后，我才接触到完整的茨威格，了解到他不仅仅是杰出的小说家、传记作家，更有着深刻的思想。那是1996年冬天，在阔别八年后回到北京，故乡成为陌生的都市。只有书店没怎么变样，进去以后竟有一种避难所的感觉。不过好看的书并不多，挑了半天只有几本，其中就有这本写法国神学家卡斯特利奥“苍蝇战大象”，对著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日内瓦确立宗教统治后，以异端的罪名火刑处死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一案强烈批判，因此遭受迫害的名著。在此之前，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是一般人心目中宗教改革的光辉，茨威格的著作，提示了硬币的另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旧教的新教条更加严厉，新的不宽容延续着中世纪的传统。

第二天我就离开北京去南方，在寒冷的冬日，从南京乘一辆桑塔纳颠簸去嘉兴。在途中一边阅读茨威格，一边看久违的阵阵江南烟雨。车入嘉兴时，华灯已上，我也恰好读完这本书，回到现实中。现实生活是一场商务会谈，对方的张总为我们接风，盃觥交错。

二十年后，一个下雨的黄昏，在地下室重读《异端的权利》。所谓经典从来是超越时间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渴望有一个救世主……”加尔文在鼓吹宗教改革时被当做异端，但是在日内瓦掌权后对教义不同者毫不宽容。“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

茨威格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异端”呢！若干年前和友人聊天时曾经感叹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自以为是的异端者往往仅是站在某种立场上的批判而已，对我们经历过的时空、对个体的处境未必有多少感性的、历史的认知。茨威格这样非常个人化、敏感于人生，又同时极具社会批判意识者，如今不止稀缺，而且正在被遗忘。不过，茨威格自己也许正是因此而悲观，虽然他一直相信，“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

四

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冷战结束并且迅速变成了遥远的往事，全球化方兴未艾，美国经济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飞奔。那些年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赶上了好时候，不管原来是学外语的还是吹小号的，花几个月上个培训班、考一张证书，就能找到一份与电脑有关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加速度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我的美国朋友鲍勃来自加州，毕业于伯克利，是标准的自由派，近日被华人暧昧地私下里称为“白左”的那种美国知识分子。他曾经为了学中文不远万里留学北京，成果之一是娶了一位东方太太，然后一道来到芝加哥一所大学任教。我已经记不清是怎么认识他的，不过鲍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有时慷慨激昂、有时痛心疾首，留给人深刻印象。虽然在象牙塔中，还走过不少地方，鮑勃骨子里是一个简单明亮的美国人，充满爱国主义自豪，对未来的发展、对自己的价值观深信不疑。他的乐观情绪听上去似乎没有错，弗朗西斯·福山也正在宣讲历史的终结，但是我对于自信的、一厢情愿的未来预测向来持保留态度。我告诉鲍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长大以后，发现原来小时候是在饥饿与苦难之中，所以对道路的曲折有很深切的体会。我又告诉他，在十九世纪末，欧洲也曾经是一片祥和，仿佛站在世界的巅峰，谁也不曾想到世界大战与革命说来就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昨日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我离开象牙塔，进入实际而琐碎的人生，也就不像以前那样，把大半的生命交给无用的历史与文学了。有时会觉得这种改变荒诞且无奈，而无奈感本身又是一种荒诞。

作为一个曾经受过史学训练的人，我对文学家写的历史叙述一般不多采信。在我看来，历史似易实难，貌似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一脚的领域，其实许多人白手穷经尚未窥其堂奥。我们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但是到了当代，文学与史学已经相去甚远，而古人那样的通才几乎不可复现。一般说来，历史讲究的是史实与史识，质胜于文。所谓文采，顶多是锦上添花，运用不当则会遮蔽真相。

然而茨威格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外。无需赘言，他的文字即便翻成中文都还能感受到优美流畅、典雅精致，尤其是文气悠长，让人一读就停不下来。他的传记语言无疑是文学化的，叙述方式也不同于史学家，然而他对于传主、对于历史有一种直观的、感性的洞察力。我不愿称之为天才，宁肯归之于他对人性、人生的深刻理解能力，那能力是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深深感受到的。

《昨日的世界》又是茨威格作品中的一个例外。这部书写于流寓之中，没有任何书籍与资料可供参考，仅凭记忆所及，回顾了一生的经历。但它不是一部私人回忆录，甚至不是个人史，而是茨威格亲历的半个世纪欧洲史。如果从严格的史学角度，这些个人经历多半无从考证，更何况茨威格的叙述里，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感受与思想。和他的小说一样，心理活动的描述往往是最出色的地方，而这些与他的人物勾勒交织在一起，构成一部感性而又赋予洞见的历史著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维也纳、奥地利、乃至于欧洲的太平盛世：科技飞跃、工业发展，生活提高、社会稳定。“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在这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对生活抱着十分克勤克俭的态度。十九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 ‘最美好的世界’……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

茨威格来自也属于“昨日的世界”，他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的脆弱、虚幻、乃至于虚伪的一面。他从来深知也擅长状写非理性的力量，“十九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在坚守人道主义精神、悲悯情怀的同时，茨威格服膺弗洛伊德，不相信文化能够战胜本能，“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这样的倾向自然无助于相信前途的光明，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他的是第二次幻灭，其间的绝望感不难想象。

茨威格出于对政治的厌恶，始终拒绝以任何斗士的姿态出现，在战争年代有时不被人理解。他的好友、从1933年就流亡国外抗争法西斯的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他去世后不仅悲伤，甚至有些愤怒地认为茨威格是“怯懦的”。

在刚刚写完两部堪称经典的作品后死去，自然令人唏嘘不已。不过以茨威格精神上的的高贵与敏感，除去人到暮年时的疲惫，自杀未尝不是一种审美的选择。他和洛蒂的遗照，看上去很平静，了无遗憾。

《昨日的世界》最后一句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