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之谜:限制越多,房价越泡沫

严杰夫2017-04-21 15:00

经济观察报 严杰夫/文 尽管早在10年前,大名鼎鼎如谢国忠者便坚定地看跌中国地产价格,但中国地产价格却以一轮比一轮剧烈的上涨,让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一次又一次的被啪啪打脸。时至今日,已经鲜有人敢对中国房价涨跌抱有笃定的观点——虽然对于中国房价是涨是跌,依旧众说纷纭。

只是,泡沫在破灭之前,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

不过,就在10年前,另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曾经从极度繁荣旋即掉落到极度萧条之中,个中的惨痛经验,却着实值得今天的中国予以警惕——那就是美国。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就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不过,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将目光盯在次贷危机和金融创新的风险之上,却逐渐忽略了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倒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借用《纽约时报》两位作者的话,指出了危机的本质:“房地产,一贯是引领经济走出衰退的引擎,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似乎越来越可能成为经济的绊脚石。房地产市场从本世纪初盛大的绽放已然转入壮观的溃败,而其影响将可能会持续数年才得以消退”。

显然,索维尔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却房地产市场的这次“大溃败”,而以史为鉴地重新梳理出一套楼市合理的运作机制。也因此,进一步地,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大众撰写了一本经济学通俗读物:《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

限制政策越多,房价越高

在这本书里,索维尔详细阐释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如何产生泡沫的。

首先,索维尔发现,危机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是不均衡的。的确,美国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源却集中在一些房价过高、波动过大的区域。比如,从2003年到2004年,美国全国房价的涨幅为13%,但它的统计范围里同时包括了涨幅为4%的密歇根州,和35%的亚利桑那州。而加利福尼亚州的涨幅更是一直都数倍领先于全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岸,一直都是全美高房价的最大市场,也是房价涨幅最快的区域。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处于巅峰状态的2005年,全美房价涨幅最大的十个区域全部位于加州。

曾几何时,加州的房价水平与全美其他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沿海的房价才逐渐抬高,从此领跑全国。到2005年,在旧金山湾区,一幢普通房屋的售价超过了全美平均房价的3倍。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市县中,购买普通大小房屋的资金完全能够在其他区域购买大型豪宅。

这些房价过高的区域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索维尔发现,惯常的观点——收入上涨、人口增加,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些区域何以比其他区域房价更高、涨幅更快。如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价已经数倍于全国平均值时,该州人民的收入增幅甚至低于美国其他地区。而人口增长方面也很难支撑前述的理论,因为旧金山半岛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人口增长,与全国增长的幅度大体持平,甚至于像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市这样的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还退减了8%,但房价同期却上涨了近4倍。

事实上,造成地区间房价差异的最大因素在于土地的价格。根据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的估算,在芝加哥,每1000平方米的土地为房屋成本贡献140,000美元,在圣地亚哥这一数字为285,000美元,在纽约约为350,000美元,而在旧金山则接近700,000美元!这也就解释了,何以在旧金山普普通通却价格不菲的房屋会遍布整个城市。

既然,是土地价格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间的房地产价格的不同,那么或许我们还会继续提问,为什么各地区间的土地价格差异会如此之大?另外,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价会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暴涨?该州的土地供应量显然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两个问题,索维尔尖锐地指出,“变化真实的发生了”,但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变化”。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广泛制定严格限制土地使用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普遍禁止在开阔地上建房,目的是“保护空地”、“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历史遗迹保护”等政治性口号。不仅如此,这些限制的使用范围还在逐年扩大。在这样的限制下,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地”,土地资源被人为造成一种稀缺状态,这自然就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导致普通大小的房屋也成为百万“豪宅”。

加利福尼亚州的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部分地区的房价会突然“腾飞”的现象。索维尔指出,同样的土地限制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岸各县广泛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一直延续到多年以后。而不管土地政策在何年、何地颁布,当地房地产价格都应声飙升,无一例外。针对全美各县的调查证明,那些让“房地产市场变得难以承受”的时刻,往往伴随着“当地政府发展管理措施或限制政策的出台和通过”。

当然,禁止在开阔地上建房并非唯一的限制法律或政策。在美国各地出台的各项限制发展政策中,还包括区块划分、建筑物高度限制、最小地块面积规定、遗迹保护限制、建筑许可限制、农用地保护制度等。而在一些地区的司法体系中,规划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力裁决建筑的许可与否,这也使得该委员会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房地产成本的增加。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能够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平衡的“繁荣”背后的逻辑:出台了由一系列限制政策组成的城市发展管理计划的地方,房价往往格外“繁荣”,通常就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而“缺乏管理”的城市的房价,事实上仍可被大多数民众承受。调查显示,在一个位于“缺乏”城市发展管理计划的美国城市的家庭,可以150,000-200,000美元的价格购买到一幢面积大约为200多平方米的优质“中产阶级”住宅,而在那些拥有10-15年发展管理计划的城市,同样的房屋将耗资300,000-400,000美元,如果发展管理计划延长到25年或更久,那么同质的房屋价格将达到500,000-1,500,000美元之间。例如,从没有过任何区块划分法规的休斯顿,市里一幢价格155,000美元的房屋,在土地政策“无穷无尽”的圣琼斯价格会超过百万美元。

金融“创新”给房价泡沫推波助澜

土地限制政策导致美国部分地区的房价 “腾飞”,另一方面,索维尔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脱胎于房产“创新”金融的各种新奇融资手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而后者直接导致了后来金融危机的发生。

索维尔提到,所谓的房产“创新”金融,就是通过各类金融工具来降低购房门槛,使得低收入者或无力购房者,也能够加入到购房大军之中。这些“创新”金融产品包括:零首付贷款、变动利率贷款、房屋净值贷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屋净值贷款中有一种产品叫做“再融资兑现”,简单来说,就是当市场利率重新向下调整的时候,贷款人将重新以新的贷款来代替旧贷款。在低利率时代,类似“再融资兑现”的工具自然颇受欢迎,但当利率重新步入上行轨道时,这样的工具却会直接刺破金融创新的泡沫——随着偿还能力的失去,贷款人的违约率也大幅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再融资兑现”这一工具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庞氏骗局”的影子。

表面上,上述这些金融“创新”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结果。但索维尔却指出,这背后也暗藏着“政府之手”。他强调,21世纪初兴起的新型、高风险的房屋购买融资手段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为主流,并取代传统的贷款原则和标准,是得益于银行及其他信贷机构的授权。更重要的,正是政府机构批准了更宽松的抵押贷款申请标准,才推动了信贷机构的授权冲动,以至于房地产金融“创新”泛滥。

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敦促国会通过了《美国梦首付款法案》。该法案明确,将给予那些低收入有意购房者以首付款补贴。此后布什继续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联邦住房管理局开始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低利率、零首付的房屋抵押贷款。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他政府部门也开始放松抵押贷款的要求。在政府的力推下,传统的信贷产品急剧萎缩,创新性的弹性信贷标准的抵押贷款则开始飙升。低收入者凭借着政府的“帮助”实现了购房梦,但房产金融创新却在朝着泡沫的大路上狂奔。

所以,整体来看,在次贷危机前发生的这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衰退,背后似乎始终都有政府的影子。无论是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还是房地产金融领域五花八门的创新工具,无一不都是政策引导的结果。而这恰恰证明了,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房地产市场的运行逻辑。

正如索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在房地产的繁荣时期还是萧条阶段,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概念都存在着本质的错误”。多数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支持可承受的房价,因此,政府的干预和投资必不可少,唯有如此,老百姓才可能安家置业。但发生在美国的事例却证明,事实与我们所构想的恰恰相反:政府以限制的方式大量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地区,房价往往呈现遥不可及的状况,而在房地产市场被政府“忽视”的那些地区,房价在家庭收入的占比甚至持续下降。也同样,正是在那些房地产过分“繁荣”的地区,房产金融创新的方式和花样也最多,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的投机性也最强;反之,那些缺少过度管理的地区,房地产市场却甚少呈现出投机性,市场也稳定得多。

中国能吸取多少教训?

尽管,索维尔在书里分析和批判的危机前的美国房地产泡沫,有着特殊的国情因素,但对照今天的中国却不由得让人生出某种“共鸣”。事实上,正是在土地市场的严格管制下,“面粉贵过面包”的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俄狄浦斯难题”。也正是由于土地市场在行政干预下产生的价格扭曲,传导至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价格一直以来都“欲抑还涨”。这样看来,索维尔描述的“限制导致飞涨”的现象在中国也同样存在。

另一方面,在购房者的刚性需求面前,房价下跌预期又难以出现,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也同样产生了工具创新的冲动,去撮合购房者和卖房者取得交易。与美国当年的繁荣时期一样,201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也一度出现了诸如“首付贷”之类的新型融资工具,这些产品在本质上与美国曾经兴盛一时的“零首付贷款”并无二致。

这样来看,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问题,危机前的美国也都发生过。也因此,索维尔的建议或许也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信徒,索维尔自然是提倡减少政府干预,而建议相信市场的力量。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在有些方面,索维尔对政府的警惕和排斥或许有些过头。例如,无论政府的动机如何,改善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他对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背后的逻辑梳理,的确值得深思。起码有一点他是对的:政府干预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想要真正理顺“面粉和面包”的关系,疏导地产价格走向稳定,可能最根本的还需要廓清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最根本的,如何减少政府干预给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恐怕才是避免楼市泡沫最好的“药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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