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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汪天艾/文 七年前，我曾在马德里机场的四号航站楼过夜等待清晨航班，那一夜我看完了大卫·特鲁埃瓦的一本小书，当时即将暂时回国，未来一片混沌，他的文字莫名让我得到抚慰。七年以后，我在马德里的书店里遇见他的新书《原野的土地》，字里行间不复当年那本书的浓稠希望感，反倒满是中年人诚实的回忆与生活真实的面目。然而，又一次，我被他的文字抚慰。步向人生的中半，回望过去与眺望前程，都是空白与迷雾，世事之变，我也常常疑惑，是否更深的思考只会让人更难幸福。特鲁埃瓦却说：“一直以来存在一个困惑，就是智慧与通透是否引发不幸福。我认为不是这样。愚笨并非幸福的保证。思考首先带来的是良善，你会注意到做一个良善的人、对自己诚实多么困难。”

一、清早，一辆出殡车停在家门口，司机招呼“我”上车……

这不是一本恐怖故事。《原野的土地》用洋洋洒洒的四百多页篇幅讲述了一场回忆与重塑自我的旅途，司机是个多话的厄瓜多尔人，而车辆是一辆出殡车。主人公达尼·莫斯卡是一个过气的摇滚音乐人，住在前妻院子里的一个单间里。在送父亲的遗体回村庄的旅途中，达尼回望自己的过去：个中甘苦，高潮低谷，喜悦悲伤，得到失去。书名也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大区一片土地的名字，正是作者特鲁埃尔的故乡。“我的父母一辈活得几乎好像中世纪。在我的家乡，十六世纪到现在没发生什么特别的变化。然而，他们去世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交流方式，家庭生活，习俗，性和意识形态的自由。”特鲁埃尔这一代人生长在西班牙民主过渡和社会转型期，他们的少年时代是父母们难以理解的。但是或早或晚，两代人总要和解。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的。”

无论是小说还是特鲁埃瓦更富盛名的电影事业（几年前他自编自导的电影《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斩获当年西班牙电影“戈雅奖”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原创剧本），怎样面对生活、怎样面对失去都是他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题。这本新书讲的是失去记忆，失去生命，也是怎样回溯记忆，怎样重塑生活，去迎接自己终将走到的死亡。它的细节感令我心动。特鲁埃瓦将整本书写得好像一部公路电影，细枝末节缓缓展开，一幕一幕画面，混着车窗外的风景。作家本人甚至在西班牙的音乐网站上专门准备了一个播放列表，推荐读者们听着这些歌走进主人公的世界。

故事的设定含着一点点幽默引人入胜：“最近我经常想到死亡，不过这和醒来发现门口停着一辆出殡车还是有距离的，何况这辆车还自然得像一个朋友路过接上你，一个人从未指望一辆出殡车可以这么自然而然地招呼人上车。”当然，面对这辆装载着棺材的特殊车辆，路人的态度就没有那么自然了。一路上在咖啡店停下小饮的时候，司机都会和店主人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把车停到后门，以免路过的客人看见，觉得不吉利不肯进店来。死亡，无论何时何地，终究还是百有禁忌，哪怕我们都知道，那是所有生命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父亲

“父亲不愿打出租车去医院迎接死亡，他坐了公交车，还换乘了一次。这就是我的父亲。”

这场旅途因父亲的去世而起，然而此时距离他去世已过去一年的时间。在父亲刚刚去世的时候，“我”让医院和保险公司的专业人士处理了各种手续，很快，父亲被安葬在马德里，牧师念出他的名字，花环上写着两句最无可辩驳的真理：“安息吧”“你的儿子不会忘记你”。葬礼匆匆结束，真正的哭泣却是迟来的，而且在最不设防的时刻。父亲去世后三个月，“我”在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带着孩子去马洛卡岛度假，一位售卖机票的工作人员忽然认出“我”，并说她记得“我”的父亲——“噢小时候我妈妈是他的顾客，从他那里买过手表珠宝还有厨房用具。你父亲真是很可爱……他还好吗？”——“我”不得不告诉她父亲已经故去，却在那一瞬间崩溃地哭了起来，仿佛自己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那天是父亲的生日。

也许，真的如书中所言，“整理生活是艰难的，但是生活有时候会自己用一种精妙的方式为你舒展开来，生活的逻辑常常如此惊奇而完美，几乎令人激动。”有的时候，它的方式可以是作响的门铃。有一天，门铃响起，一声、两声、三声，持续不断。“我”的生命中只有一个人喜欢这样按门铃，那就是“我”的父亲。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喊着孩子说是爷爷来了。“我”快走到门口打算给父亲开门的时候，看见女儿期待的眼神，才意识到，不可能是他了。永远不会是那个恨不得把手指一直按在门铃上的人了。他已经死了。那一刻，“缺席的重击比在医院里他死亡的那一刻更加巨大”。打开门，“我”发现门外站着自己的小儿子，他不经意间遗传了这样的按铃方式吗？“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按铃，正常的按铃方式难道不是短暂地按一下然后等待，小儿子挤挤眼睛理直气壮地回答：“可是，爸爸，只要按得够用力，就一定会有人听到你呀。”

那一天，“我”决定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父亲说：“我希望我能葬在我出生的小村庄里，不要只埋骨灰，我又不是一根香烟。”就这样，在父亲过世一年之后，“我”决定把棺材运送到他出生的村庄，那个有着和他的姓氏一样名字的坎波斯村。

三、母亲

父亲去世前嘱咐“我”说：“记得去跟你妈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去看她了，你知道她听得懂的。”

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已经几十年了。病症的侵袭刚开始是缓慢的，仿佛墨量不足的点阵式打印机，在记忆的点与点之间留下越来越多的空白。最开始，母亲忘记亲吻儿子晚安。有一次，她忘了关煤气。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发现忘记钥匙的她等在门口。有一次，她下楼梯忘了穿鞋。后来，她走进客厅问我们难道不吃晚饭吗，“我”看见父亲的眼泪，一秒钟之前她刚刚收拾完我们吃完晚饭后的碗碟。后来，她对着电视上一个最经典的节目问我们：“这节目不错，是新的吗？”

一年后，病症像一只蛀虫加速啃空了她的记忆。母亲忘了父亲，忘了“我”，直到有一天，她站在镜子前，忘记了自己。她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在儿子的想象里，那个地方一点都不黑暗，而是光明的，微笑一般耀眼的光。而对于房子里被遗忘的另外两个人而言，他们一次一次撞进面前那道玻璃墙，每当他们以为一切可以恢复到如从前一样的时候，“哐！”

而“我”始终记得躺在房间里意识到母亲忘记了晚安吻的那个夜晚。黑暗变得难以忍受，没有人会来了。

四、普通人

“我们是普通人。我与之斗争过，带着那个秘而不宣的渴望，想要做一个特殊的人。然而成为普通人，才是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谜题。”

公路之旅一路向前，在时间的甬道中，主人公却一路逆行，童年的记忆和成年后的经历全方位炸裂，混为一谈：“当你沉睡，你感觉自己浸没进一口深井，那里的时间，是所有时间的加和。于是你同时是孩子也是成人，是毫无过渡的全部的你自己，我是我，我是达尼·莫斯卡。”他是在机场柜台痛哭流涕的男人，他是在乐器店橱窗对一把吉他流连忘返的孩子，他是第一次发现母亲忘记家门钥匙时手足无措的少年，他是与心爱的女人相拥整晚直到黎明以后再也无法继续的小兽，他是对出殡车司机说“我是个写歌的”的中年人。回望记忆的原野上，45年的过去如同家具上的灰尘覆盖如今的自己。风雨无阻的友情，摧枯拉朽的爱情，还有音乐最释放人心的力量——住在阁楼上的老琴师的吉他课让他第一次意识到音乐可以令人自由。诚实的讲述，带点幽默，带点苦涩，那是每个普通人存在于世都会遇见的失去、迷惘与矛盾。

生命的迷人之处在于：你需要理想，同时又知道它们无法实现。或者说，在于你知道理想无法实现，依然需要理想。一种健康的失信状态。每个普通人或许都曾经历大雨滂沱，对自己有过是枝裕和《比海更深》里的疑问：“为什么我的人生过成了这个样子？”然而与此同时，相信这些理想又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是唯一的倚靠。特鲁埃尔在专访中表示，这恰恰是《原野的土地》讨论的重要话题。小说的上下部分像磁带一般分别命名“A面”和“B面”，正面记述一个人物的构建，他过去所有的基柱无疑都是理想化的：对生活的期待与计划，无论是感情上还是事业上。而生活的职责仿佛正是要让它们变得艰难，是打碎它们，质疑它们。反面则是这个人物的重建，如何在梦想的废墟上继续生活。当一个人已不再理想主义的时候，他却依旧需要理想。这是生活的巨大谜题：“当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走呢？”

最后的最后，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终点，父亲的身体叶落归根，母亲的记忆消散远方，而“我”的人生在经历了这场追忆与重塑的公路旅行之后，还在朝着那个既定的终点驶去，或许，早早通晓结局，反而是我们得以享受整个故事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