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老人院的钟声

李大兴2017-05-14 11:26

经济观察报 李大兴/文

坎布里奇是一个安静的郊区小镇,在四月里春花烂漫、芳草菲菲。镇上的房子和居民一样上了年纪,有一多半是二战后十多年里盖的老房子,一小半是推倒重盖的。在靠近小镇中心的地方,六十年代盖了一栋全砖墙的五层楼老年公寓,还拥有一片花园,远远看去相当醒目。因为学区好,近年来镇上的华人越来越多,据说亚裔在这里已经是仅次于白人的第二大族裔。华人的第一个特点是喜欢住比较新、比较大的房子,所以镇上几个高尚小区里华人比例更高;第二个特点是不少华人为自己的父母办了移民,办好移民来到美国后的下一步,往往是申请由政府补助的老年公寓。来自中国的父母在美国不曾有过收入,所以很自然进入可以享受福利的老人行列,坎布里奇的老人院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住户是华人。

有一年,我公司同事祖肖瑗请我去老人院参加一场敬老演出,我才知道肖瑗的父亲住在那里。肖瑗在国内读研究生后来到东部,和许多人一样,又读了一个电脑专业的硕士,然后进公司,办工作签证,申请绿卡,然后入籍。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她似乎一直单身,开一辆红色的野马跑车,黑色风衣竖起领子,染成深棕色的长发随风飘扬。

我和肖瑗不在一个部门,只是午餐时经常在公司咖啡厅遇见,有时就一起聊聊天。久而久之,她那些寻找金龟婿总找不到的故事多少也对我讲一点,也提到过她的父亲是在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据她说是一个非常古板的老夫子。“你有点像他:网球、高尔夫、马拉松、瑜伽一概不会,只会戴着眼镜看书。”肖瑗是个非常活泼、精力充沛的人,每天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在公司里也是上窜下跳、无人不识。这样的性格加上能力,在美国公司里倒是如鱼得水,几年下来升了几级,有了自己的单间办公室。

就在这时,她父亲也到了美国。肖瑗告诉我,她母亲很早就去世,是父亲把她带大的,不过父亲经常看她不顺眼,她也受不了被他管制,所以当年吵架是家常便饭。

看来她父亲之所以入老人院,还是因为父女关系的张力。这在美国也相当常见:父母到了这边,人生地不熟,和子女强弱易势,难免有些寄人篱下的感觉。肖瑗在公司里已经当了几年部门经理,言谈举止间多少带着习惯做决定的口气。

美国大城市郊区华人多半是人到中年,身在公司,安居乐业的中产阶级,朝九晚五,教育子女之余,或运动健身,或歌舞表演,于是各种艺术团、舞蹈教室、合唱团如雨后春笋,大大小小的演出也络绎不绝,或颇具规模,或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多半是自娱自乐,互相捧场。

在中文学校和去老人院敬老演出,都是寻常的事。前者我因为没有孩子,也就没有交集,后者如果来找我,我也没有理由推脱。再说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对小孩子的溺爱,远远大于对老人的关注。

那天我去给老人们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演出结束后,肖瑗把我介绍给她父亲。我见到一位身材瘦高,腰板笔直,衬衫扣到领扣,戴一副黑框深度近视眼镜,满头银发的老人。“你唱得很有沧桑感。”祖老师很真诚地说。老人院里有一间棋牌室,墙色发黄,除了两张牌桌,还布置了几把维多利亚风格的太师椅和一张茶几。我们坐在那里,夕阳入窗,天空蔚蓝。闲聊自然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在聊天中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是我的习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便向他请教国内世相,果然祖老师话多起来。有肖瑗的描述在先,我原以为他思想正统、为人刻板,不料一谈之下,反而是观念开放、颇具批判意识,简直有些老愤青。看到她父亲和我聊得兴起,肖瑗开始玩手机。

天渐渐黑下来,肖瑗说“我们一起出去吃个晚饭吧。”我们往外走的时候,入口处的大钟忽然动起来,发出悠长的、音色有些暗的钟声。除了教堂,这样的钟声在美国并不常听到。

祖老师谈兴越来越高,在餐桌上说个不停。肖瑗每天不是健身就是跑步,所以不在乎多吃,胃口也好,她专注地大口吃菜,偶尔抬头看我们一眼,还有一次朝我做了一个鬼脸。

“您等一下,您是说您上的是人大?”

“是啊,我一脱军装就进了人大。”

“我父母都是人大的呀!”

当我告诉他父母的名字时,祖老师激动得声音都有一点发抖:“你母亲是我的英语老师啊!你父亲是学校领导,经常给我们作报告,口才特别好,讲话从来不用稿......”

于是谈话进入追忆模式,我其实并不了解父母在五十年代的事情,所以听得津津有味。肖瑗大概是吃饱了,坐在她父亲身边一边看手机,一边昏昏欲睡的样子。

似乎母亲提到过,有几年她曾经教“调干班”英语,从ABC开始。所谓“调干班”是五十年代少数大学招收的特别班,学生是年轻工农干部或者复员军人,入学的文化门槛适当降低一些。因为中苏友好,当时的风气是学俄语,但也有少数学生要求学英语。

“于老师穿着朴素,但是很有风度,说话像大知识分子。”

母亲留下的照片很少,五十年代只有一两张。从照片上看,她的确穿得保守朴素,戴着眼镜。不知道有没有想表明与自己出身的家庭、所受的教会学校教育划清界线这样一种想法,或是因为父亲是本单位负责人之一而谨慎小心,母亲说那些年她刻意低调,以在家相夫教子为主。燕京大学时代的容颜和美丽衣裳都埋在了樟木箱子的最底下,后来在文革里付之一炬。

祖老师不满十五岁就追随他的大哥参军,原本是根红苗正一类,不过后来土改时,他家因为有几亩地、雇过短工,被划成了富农;反右时大哥又被划成了右派,他的处境也就微妙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才知道,他很早就被列入“内控使用”的名单,当然这不会告诉他本人。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方一个小城市的一所技校教政治课。他积极工作,坚决和家庭划清界线,然而他还是能够隐隐感到,组织上并不信任他。大学毕业很多年,他一直是助教,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他,结婚后分房子也是条件最差的一间。

“我也许是有点不满吧,文革一开始,我很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造反。但是第二年一武斗、一死人,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所以到1968年我就成了逍遥派,老婆又怀了孕,我天天在家做饭、做家具。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我被整了一次,不过也不是太严重,关了两个月学习班就放出来了。出来以后,我想我该读书,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祖老师来说,很自然的选择就是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那时除了革命导师的著作,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书读,在小城市尤其如此。“这一读,再一结合文革几年的经历,就有了许多以前完全想不到的心得。我觉得自己忽然看清了很多东西,心里很兴奋,可是又不敢说出来,其实特别想对信得过、也能理解我的人讲。”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教政治课的老师还是很被人需要的。七十年代初学校恢复招生,祖老师就成了教学骨干。他当然更加清楚什么是能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大约在1972年左右,他有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那一次我去过你家,于老师对我特别热情,我和她长谈了一个下午,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她。”祖老师说到这里时,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画面,然而只一闪就消失了。

“我母亲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于老师说她自己没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我讲的她不怎么明白,但是她劝我不要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她说你想想自己走过的路,你就会明白是世界改变了你。她又说你读的这些书当然很了不起,不过还有很多书你没有读过,还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她劝我把眼光放远一点,她说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会过得更好的,你的孩子还小,你有责任带好她。

我当时其实并不很同意于老师,但是她的真诚和她的话让我特别感动。我只是她许多学生里的一个,而且毕业十多年从来没有和她联系过,在那个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的气氛里,我能感到她的信任,真心为我好,说话毫无保留。”

这次北京之行使祖老师感觉豁然开朗:“回来以后,我越想于老师的话,越觉得有道理。不管外边的世界怎么折腾,先要自己活得充实;而且我也还没有能力找出答案,更不要说改变什么。”他不再着迷于马恩经典,开始什么书都读,尤其是历史。《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都是那时候补的课,他还开始把英语捡起来,跟着广播电台学、跟着《英语900句》学。这一切过了几年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好处:恢复研究生招考后他去报考,虽然因为年纪过线没有被录取,但是由于考试成绩很好,被直接调入省城的师范大学当老师。

几天后,上班时遇见肖瑗。“老爸一个劲夸你呢,他可喜欢和你聊天啦!你是学历史的,能够穿越到他的时代,不像我,对他讲的东西不感兴趣。”“你是活在当下,你父亲上年纪了,自然沉湎在往昔关注的事物之中。”“嗯,你和他有点像,经常活在过去。”“历史和现实加在一起,才构成当下呀。”

“我从来对历史没有太多兴趣,就连自己过去的事情也很少去想。想想此时此刻、再规划一下未来,时间就已经不够用了。”

肖瑗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据说是从事金融行业的钻石王老五。两人关系发展迅速,她就更忙了起来。詹姆斯我见过一次,正宗的金发碧眼,人高高大大的,笑容满面,细长的眼睛在金丝眼镜背后闪着光。他说话彬彬有礼,语速很快,话也很多,语气里很自然地有一种充满信心和说服力的坚定不移。

她一忙起来,就难免顾不上老爸,偶尔会打电话给我,请我去看看祖老师或者送点东西过去。“他见到你比见到我还高兴呢!”这话我是既不能回答也不会相信的,虽然祖老师见到我确实很高兴,总要留我说会儿话,时不时还要拿出酒和我和喝一杯。虽然七十多岁了,他还在坚持读一些英语书,每天上网很多时间,对天下事知道得比我还快还多。

离开小城进入师范大学任教以后,祖老师与时代接轨,开始零星接触到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那几年正是呼唤人性回归,讨论异化,充满活力的岁月,祖老师为马尔库塞的理论所折服,也是为数众多的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的作者之一。不过,他在省级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既未受追捧,也未被批判,只是为评职称的著作列表添加了一行。

和祖老师聊天,有一些时光倒流回八十年代的感觉。他的词语系统自然不脱所受教育与教学的痕迹。在马尔库塞的影响下。更多了一份从异化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对女儿的生活态度也因此表达了一种担忧:“我觉得肖瑗就很单向度,不管衡量什么,都是拿钱来做参考。”我对祖老师说,如果马尔库塞活到今天,多半会很失望:大众化、商业化日益渗透全世界,不管在哪里都很难躲开。至于我们这些来到这里的第一代移民,还达不到单向度这个层面,更多是出于现实生存本能。

“是啊,你们这代人是很现实的。”

“嗯,您可能当年很理想主义,不过您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只怕也是很现实吧?不同的只是每一代人的现实追求内容而已。”

祖老师默然了一会儿:“你知道吗,我特别感谢你母亲,是她把我拉回现实生活中来,要不然我真的对不起肖瑗和她妈妈。”

我忽然脑中电光石火:“您留下一部书稿给妈妈,对吗?”“是的,那是我花了两年时间读原著,对照批判当时的一些说法写的一部手稿。我特别天真,想请于老师去托人转交给上面。于老师说‘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就把稿子留下了。我以为她会去找人,可过了不久我收到她一封信,说最近读了李卓吾,有很多感慨,再看看我的东西,就觉得还是不要留下的好。她这封信大半用的文言文,还说得很含蓄,但我还是看懂了。事实上,我从北京回来以后,也就渐渐清醒了,想起来开始害怕,收到于老师的信,心里踏实了很多。”

我记得那是一个油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个大牛皮纸信封,再打开来是厚厚的一大摞稿纸,大约有四五百页,400格一页,抬头写着“xx市农业机械技术学校”。蓝色钢笔字有些蝌蚪状,但是一笔一划写得很清楚。我不大明白母亲为什么把这份东西收在大衣柜最底层,不常穿的几件旧外套下面。那里是她最爱藏东西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见到过三十年代黑底深红花天鹅绒旗袍、侥幸没有被烧掉的她年轻时的照片、还有一些她觉得珍贵的信件。那个油布包在那里躺了很久大约到八十年代初才消失,改放存折,我后来写给家里的信等等。

想必是母亲的重视引起了好奇,我才会偷偷把这个油布包打开,读信封里的手稿。书稿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扉页的题语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书稿抄录了很多马恩列的语录,然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小时候满街的大标语之一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时忽然发现其出处自然是大开眼界。

我读到这部手稿时,文革已经快结束,人们已经不那么紧张兮兮,但母亲还是告诉我,她学生写的东西是要惹祸的。“你看就看了,但是对谁都不要讲。”我少年早熟,对这一点是拎得清的:当时读任何手抄本,一旦被检举揭发,至少是进局子的事,听说过不止一起传阅手抄本小说比如《少女的心》被劳改的例子,更何况这种文章,虽然我一点没看出有什么反动的地方。“您的原稿还在吗?”“于老师用李卓吾敲打我,我一下子醒悟到危险,肖瑗她妈妈也提心吊胆,我就一咬牙把底稿给烧了,然后喝了半斤白酒。”“那您后来没觉得可惜吗?”“幸亏烧了呀!没过多久,本来很要好的一个同事,私下里我多少说过一点我的想法和我在写东西这件事,不想他就把我揭发了。校革委会对我又是停课审查又是抄家,可是什么都没找到,过了一段也就不了了之。唉,躲过这一劫以后倒也没觉得多可惜。那部书稿在当时可能算是异端,但其实直到那时我读的书非常有限,见识也非常狭隘,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思想有多么丰富。所以后来反而会想,如果就为这样一些想法倒大霉、遭大罪,还连累家人,其实不值得。”

我没有告诉祖老师,母亲并没有销毁他留下的稿子。而且她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没准那个油布包还沉睡在北京故居的某个角落里。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十一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中午在咖啡厅,我看见肖瑗一个人坐在窗边,呆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世界。我和她打招呼,她也只点了一下头。“你没事儿吧?”

她叹了口气:“我和詹姆斯分手了。”“哎,就这事儿啊!这其实挺正常的,别太往心里去。”

她做了一个微笑:“我要离开这里了......”

冬天还没有过去,肖瑗就带着父亲去了加州。离开后头几个月,还时不时能收到一张阳光明媚的照片,渐渐联系就少了。反而是祖老师有时候会给我发电子邮件,转些文章。过了两年,肖瑗终于把自己嫁了出去,找的也不是金龟婿,据她说是个沉闷老实的IT男。

母亲去世后,不再有老人在北京需要我每年回去尽孝,而且母亲的离去,多少改变我与故国之间的连带感。有好几次,我计划回去但没有回去。再一次回到北京已是几年之后,每天徜徉在饭局应酬之间,压根就没想起寻找祖老师的手稿这件事。

从北京回来不久,忽然接到肖瑗的电话,告诉我她父亲几天前在梦中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电话里,肖瑗悲伤了一会儿就平复下来,告诉我她自己最近的生活:在努力想要个孩子,但是还没有怀上。

肖瑗来电话时我正在开车,放下电话后,我往右转去了老人院。那是一个四月的傍晚,老人院的花园里,一树树白色繁花盛开。在这北方的小镇,春天虽然总是姗姗来迟,但毕竟会到来。我在花园里散步,一边走一边想,下次回去一定要好好找找祖老师留下的书稿,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留下的一点痕迹,他曾经差一点成为受难者或英雄,二者都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异国。

钟声忽然又响起,不知为谁而鸣。